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发展

1. 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

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中国政治发展息息相关。19世纪末，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处境，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几乎同时展开，两者的政见和目标大不相同，但都重视海外华人的力量，一是因为华人身在海外，不受清政府的管辖；二是华人经济力量雄厚，可以资助政治活动。

1900年2月康有为来到马来亚，在新加坡、槟榔屿和马来联邦等地宣扬保皇思想。其实在此之前，维新变法思想已得到海峡殖民地华人精英林文庆、邱菽园等人的支持，他们创办《南洋总汇报》、《天南新报》、《槟城新报》等报刊，宣传维新变法思想，鼓吹革除缠足陋习、提倡男女平等、禁绝赌博鸦片和摒弃各种封建迷信等等，唤起了华人对祖国事务的关心，唤醒了华人的民族意识。康有为在马来亚逗留22个月，在新加坡设立保皇派支部，促进了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兴起。

同一年7月，孙中山也来到新加坡，主要目的是搭救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因劝康有为与孙合作，被英殖民当局怀疑其要刺杀康而将其逮捕。孙中山前往新加坡营救宫崎期间，在英国便已和与孙中山相识的林文庆伸出援手，积极奔走斡旋，林也从此开始从维新派转向革命派。林文庆的岳父、著名福州侨领黄乃裳也因此而认识了孙中山，并开始逐步转变为支持革命派。一些革命党人因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而逃亡新马，革命思想在马来亚开始传播，1904年革命党人创办《图南日报》，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支部。

伴随着革命派影响力的上升，保皇派和革命派的论战也逐步公开化。《图南日报》宣传“革命之目的，以保国而存种”，与保皇派《天南新报》的“变法救国”，革命乃是“灭种亡国”的立场针锋相对。在公开论战的带动下，马来亚华人社会对革命思想的关注度大幅提高。论战有助于澄清革命派与保皇派的一些重要观点，也有助于当地华人选择支持哪一派，大大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华人从原来对中国政治漠不关心，转变为强烈关注，他们开始超越对清廷和家乡的认同，形成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促进了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马来亚华人纷纷回中国参加武装起义，在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殉难的烈士中，共有华人31人，其中马来亚华人16人。^[69]马来亚华人更多是以捐款的方式支持辛亥革命。在黄花冈起义中，据不完全统计，马来亚华人支持黄花冈起义的捐款有叻币4.7万元，占世界各地华人捐款的四分之一。上海光复时槟城华人捐款叻币2万元。广东光复时，马来亚华人成立“广东保安救济委员会”，募捐叻币25万元送交广东革命政府。据不完全统计，马来亚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捐款有叻币87万多元，占世界各地华人捐款的三分之一。^[70]这些经济援助对辛亥革命起义和民国政权的建立有较大帮助，同时，辛亥革命激起了马来亚华人的反封建思潮、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大大促进其民族主义的发展。

此后，马来亚华人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中国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在这里产生回响。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新加坡和槟城的华人学生和工人也举行游行示威。1928年日本制造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激起马来亚华人的爱国高潮，新加坡华人成立了以陈嘉庚为首的“山东惨祸筹赈会”，马来亚其他地方也成立筹赈组织，仅新加坡一地就筹得叻币上百万元。这些爱国运动有严密的组织，涌现一大批骨干，甚至华人妇女也建立“妇女委员会”。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马来亚华人动员起来，开展“国耻日”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1937年日本侵华事件及其所犯暴行激起海外华人社会极大的爱国热情，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海外华人积极投身支持祖国的救亡活动。新马一直是南洋华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七七卢沟桥事变”一爆发，新马华人社会立即行动起来，1937年8月15日新加坡118个华人社团的代表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人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任主席，马来亚其他地方也纷纷成立筹赈会。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华人代表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该会议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总会及各分会的领导下，在“抗日救亡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南洋华人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主要活动包括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回国参战，筹赈捐款等。1938年广州沦陷后，中国沿海门户被日军控制，与外国沟通的道路只剩西南和新疆两个通道，中国急需汽车司机和维修人员以运送军需物质，于是南侨总会发布《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海外华人纷纷响应，从新加坡出发到云南入境的机工共有9批，其中新加坡机工907人，马来亚其他地方的机工有1,000多人，他们主要跑滇缅公路，运送物资，为祖国抗战作出巨大的贡献。^[71]此外，海外华人的筹赈捐款对支持祖国抗战功不可没，当时中国处于日本全面侵略下，抗战和救难都需要巨额经费，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发行战争债券、向外国借款、号召海外华人捐款，因此海外华人对祖国抗战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筹赈捐款。海外华人向祖国的捐款分常月捐、公债和特别捐等，常月捐是指每月固定的捐献，陈嘉庚每月捐款2000元，一些商店捐货物，店员、教师、公务员等捐月薪的10%；公债由中国政府发行，包括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军需建设公债、节约建国储蓄券等，其中海外华人认购救国公债最多；特别捐是指临时捐款。为了筹赈捐款，马来亚华人社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政治动员，上至侨领，下至车夫、小学生和家庭主妇，都尽自己所能，进行捐输。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12月，马来亚华人原定每月认捐国币1,361,000元，但实际每月捐款3,412,000元，合计88,743,000元，占东南亚华人捐款的60%。^[72]而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1937—1945年八年期间，海外华人共向中国捐款国币1,322,592,652元，其中70%的捐款来自南洋华人^[73]，海外华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有助于弱化方言帮的界限。20世纪20、30年代，马来亚华人社会仍以方言帮划分，华文教育的发展是淡化方言帮界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民族主义发展也有助于不同方言帮的团结与合作，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海外华人空前团结，成立了跨帮派的南侨总会等组织，尽管仍由各方言帮侨领负责各帮募捐工作，但他们都接受南侨总会和各地筹赈会的领导。

马来亚各族群中，华人民族主义兴起最早，声势最大。对于大部分马来亚华人而言，中国始终是他们的祖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都以中国为原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马来亚华人民族主义发展的最大动力。只有少部分海峡华人是英籍，认同英国。

2.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www.xing528.com)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和外来移民的进入，马来人所熟悉的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引起马来精英的不安。一方面，华人和印度人大量涌入，令马来人有深刻的危机感，担心外来者挤占自己的工作机会和土地，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另一方面，名义上苏丹依然是马来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统治者，统治权得到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各色人等的承认，但实际上，苏丹已经失去了真正管治马来亚的基本渠道，政治上被架空，没有实权。与此同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民族主义如火如茶，对马来半岛的马来精英有极大影响和鼓舞。

马来民族主义分为两类，一类是伊斯兰马来民族主义，一类是世俗马来民族主义。

伊斯兰马来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深受中东地区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 · 达伊尔 · 扎拉鲁丁（Sheikh Mohammad Tahir Jalaluddin）、赛义德 · 艾哈迈德 · 哈迪（Syed Sheikh Ahmad al-Hadi）等人。他们于1906年7月在新加坡创办《伊玛目》（Al-Imam），该杂志于1908年12月停刊，虽然仅出版了31期，但对20世纪初的马来世界影响深远。杂志毫不讳言地指出马来世界的落后之处，同时还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建立更为现代化的宗教教育体系，除了教授阿拉伯语，也应该教授英语和其他学科；第二，提倡赋予妇女接受平等教育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第三，主张设立储蓄银行和开设公司，通过商业推动马来人的经济发展。^[74]

世俗马来民族主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学院成为马来民族主义精英的摇篮。该学院聚集了来自马来世界的青年学生，他们深受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影响，思想左倾激进，认同自己为马来群岛的一员，对英殖民统治反感。^[75]

1926年5月马来精英在新加坡建立“马来人联盟”，成员主要是受英文教育的公务员、报人、教师等，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新加坡贫苦马来人的利益，二是推动马来社会经济的进步。^[76]但这些受英文教育的马来精英在广大马来人中没有基础，影响很小。

20世纪30年代马来亚建立多个马来民族主义组织。1930年马来青年易卜拉欣 · 雅各布（Ibrahim Hj. Yaacob）创立了“马来亚青年会”（Belia Malaya），为马来人争取权利，推动反殖民运动。1937年马六甲和槟榔屿成立“新加坡马来人同盟支部”，之后在彭亨、雪兰莪、森美兰等州也建立了马来人同盟。这些组织互不隶属，但有比较相似的目标：（1）在社会生活方面，增进马来人的利益；（2）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争取马来人福利而奋斗；（3）在立法会中，代表马来人的意见；（4）鼓励马来人接受高等教育；（5）协助政府，鼓励马来人改善他们的地位；（6）维护马来人的道德和习俗；（7）促进团结和忠于理想。^[77]到1939年和1940年，马来半岛各地的马来人协会开始联动，马来半岛马来人代表大会（Kongress Melayu Seluruh Tanah Melayu）成立，就各州马来人协会相关事宜展开协商，推动各地马来人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的权利，希望在整体上提升马来人的素质。

1938年易卜拉欣 · 雅各布成立“马来亚青年联合会”（Kesatuan Melayu Muda, 简称KMM），并担任主席。这个组织的成员主要来自易卜拉欣在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学院的同学以及活跃于另外两所吉隆坡学院的学生领袖，成立初期成员有50—60人，他们主张与印度尼西亚联合组成“大马来国”（Melayu Raya）。^[78]学界通常将易卜拉欣视为马来亚正式抵抗英殖民统治的第一位政治领袖。以马来亚青年联合会的成立为标志，马来民族主义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然而，“大马来国”这一目标不但要面对来自英国殖民当局的打压，而且也得不到马来世界的支持，故始终未能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马来民族主义兴起时期，主要由受马来文教育或英文教育的精英发起，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与其他民族竞争以此来提高马来人的利益，正如1938年新加坡《自由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马来人省悟到他们必须正视西方文明问题，并且已经认识到，如果他们要战胜居住在马来亚的其他种族的侵犯，必须为他们自己和子孙的利益团结起来。”^[79]

战前印度人仍处于四分五裂中，马来亚的印度人民族主义尚未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