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治之：英国殖民当局对马来亚的统治方式

19世纪的马来亚是一个隔离的社会，各族群因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职业等存在巨大差异，基本没有来往和交集，处于隔离状态。而族群内部也存在方言、种姓、宗教差异，很少来往。

马来人被认为是原住民，但并不是统一体。英国殖民当局第一次对“马来人”进行定义，将“说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归为马来人。在这一定义下，原来并不是马来人的其他土著，包括外来移民被归入马来人，如米南加保人、罗沃人、亚齐人、布吉斯人、爪哇人，这扩大了马来人的人数和基础。绝大部分马来人居住在甘榜，从事传统农业和渔业生产，保持对各自苏丹的忠诚。少部分马来人，主要是来自苏门答腊、廖内、爪哇的移民，进入海峡殖民地的种植园或其他职业领域。马来人之间存在差异，基本上是隔离的。

华人被视为一个族群，保持对清朝皇帝和各自家乡与宗族的忠诚。他们主要居住在新兴城镇和种植园，从事种植业、锡矿业和商业。实际上，华人分为多个方言帮，主要有闽南人、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福州人、海南人和海峡华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宗乡会馆和职业领域，基本上互不来往。由于链条式移民、宗亲会馆和行业垄断，华人形成方言帮职业聚集：闽南人更多从事商业，在银行业、运输、国际贸易、房地产、建筑等行业占据主导地位；潮汕人最初从事胡椒种植，还从事海产贸易，进而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广府人主要从事手工技术工作，以制造家具、皮革、修理钟表、黄金冶炼、珠宝制造、开药店和餐饮著称；客家人主要在锡矿和种植园从事体力劳动；兴化人和福清人主要在自行车、零部件等行业占据优势；而海南人主要充当欧洲人的仆人，后来在面包店和咖啡店占优势。^[95]

印度人更是由于种姓、阶级、宗教、语言而被分裂。印度人族群有泰米尔人、锡克人、孟加拉人、古吉拉特人，操不同的方言，信仰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等不同宗教，属于不同的种姓。下层劳工主要居住在种植园从事咖啡和橡胶种植，能说英语者充当下层公务员，锡克人多当警察，居住在城市。不同种姓的人从不居住在一起，甚至饮用水都分开，不论是居住在种植园还是在城镇，他们之间从不来往。不同种姓的人内部形成各种社团，来维护自己的利益。^[96]

可以说，19世纪马来亚社会是双重隔离，既存在主要族群之间的隔离，也存在族群内部方言群和种姓群体之间的隔离。面对这样一个分裂而隔离的社会，英国殖民当局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统治方式。(www.xing528.com)

对于马来人，英国人将其视为当地土著，奉行“马来人保护”原则。英国人与马来原有的统治阶级分享部分管治权，让苏丹负责宗教文化事务，维持小政府状态。英国人认为马来人勇敢又懒惰，瑞天咸在1895年这样形容他眼中的马来人：“真正的马来人是非常勇敢的，……花钱缺乏节制，喜欢借钱但还得很慢……他不喝酒，极少抽鸦片烟，……他天生是个运动健将，为他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尊重传统习俗且服从合法权威……他是个主动的学习者……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很懒惰，……不看重时间观念。”^[97]英国人在经济上并不依靠马来人，只是鼓励他们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稻米，对其土地所有权进行保护。

对于华人群体，英当局的统治方式有所变化。早期采用间接统治方式，任命多名华人甲必丹来管理华人，华人甲必丹拥有较大权力，对本帮有部分司法权和行政权，处理小的治安案件和家庭纠纷，还要负责出生登记和婚姻登记，此外，华人甲必丹还负责管理赌博和征税。但随着华人增多，社会问题增多，包括私会党的械斗、黄赌毒盛行、人口拐卖，等等，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治安，1867年海峡殖民地成为殖民部直属殖民地，英国当局改变对华人的统治方式，于1877年先在新加坡设立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来直接管理华人，毕麒麟（William Pickering）是第一任华民护卫司，他曾在香港、福州、台湾海关工作，会说粤语、客家话、闽南话、福州话、潮州话和汉语，主要职责是控制和管理华人秘密会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1881年槟榔屿华民护卫司署成立，以后又陆续在霹雳（1883年）、雪兰莪（1890年）、马六甲（1911年）等地设立华民护卫司署。华民护卫司署的建立，标志着英国殖民当局开始加强对华人的管理和控制。华人社会领袖仍是英当局依靠的对象，如海峡华人陈笃生、陈金声、潮州人佘有进、广府人胡亚基等人先后被封为太平局绅，承担起管理本帮的责任。

对于印度人，英国人早期也是间接统治，1884年成立印度移民管理署，开始加强对印度移民的管理，但相对薄弱。

在砂拉越，布鲁克政府也按照族群进行分而治之，马来人是管理者，华人是商人和种植园劳工，伊班人是警察和士兵，^[98]基本复制了英国当局在马来半岛的统治模式。可以说，分而治之既是英国对马来亚隔离社会的不得已的、方便的政策，反过来又加剧了族群间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