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扎官制度：间接统治和对马来土邦的影响

以《邦咯条约》为契机，英国殖民当局先后在雪兰莪、霹雳、森美兰的双溪乌绒（Sungai Ujong）和林茂（Rembau）、彭亨等地设立驻扎官制度，这是一种间接统治。

驻扎官制度在霹雳取得较大成功。

霹雳的第一任驻扎官是毕治（J. W. W. Birch），1874年上任，但一年后被霹雳苏丹阿卜杜拉阵营中的马哈拉阇雷拉（Dato Maharajalela）刺杀而死，英国当局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刺杀案后，苏丹阿卜杜拉被剥夺苏丹名位，流放至塞舌尔，马哈拉阇雷拉等人被处以绞刑，其宿敌拉阇尤素福（Raja Yusuf）成为苏丹。

第二任驻扎官为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第三位是大卫逊（James G. Davidson），任职时间太短，政绩平平。第四任驻扎官休 · 罗（Sir Hugh Low）1877年上任，他在这一位置长达12年，对霹雳的管理极为成功。罗出生于英格兰，父亲为苏格兰园艺学家，他也着迷于植物研究，1848年来到婆罗洲，担任过著名白人拉阇布鲁克政府的秘书长和警察总长，在砂拉越生活和工作30年，能说流利的马来语，这无疑为他长达12年的成功的霹雳驻扎官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政治制度革新和经济制度创新。

罗设立了霹雳地方议会。1877年9月10日，首届霹雳议会召开，“议员”包括：苏丹尤素福、驻扎官休 · 罗、副驻扎官斯彼迪、王储拉阇伊德利斯（Raja Idris）、天猛公、郑景贵和陈亚炎。^[9]与此同时，各级英国殖民官员与议会成员保持密切接触，从政治制度设计层面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到1895年，霹雳议会议员已经增加到12人，其中有7名马来人、3名华人和2名英国人，议员由驻扎官推荐，苏丹任命。

罗还积极与华人首领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他授予海山会会长郑景贵甲必丹头衔，且成功将英国先进的采矿机械引入到海山会的锡矿中，此举引来其他华人矿主纷纷效仿。^[10]此外，为增加华人矿主的归属感和安全感，罗推出税捐政策，所有权与税捐相捆绑，明确规定了华人矿主对矿区财产和土地的权利和义务，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商双赢。^[11]

罗与苏丹尤素福及其继任者苏丹伊德利斯（Sultan Idris）关系同样良好。苏丹尤素福在1887年7月26日驾崩，38岁的女婿伊德利斯即位，封号为苏丹伊德利斯一世。根据博尔德游记的记载^[12]和后人的研究^[13]，罗先后替霹雳王室还清了高达叻币800,000元的债务，让霹雳王室重建了对驻扎官制度的信心，双方合作愈发紧密顺利。(www.xing528.com)

在经济方面，休 · 罗将自身植物学的特长与霹雳的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引入橡胶，鼓励种植咖啡、黑胡椒和茶，霹雳种植园经济由此发端。他在维护霹雳政府财政上的成绩是相当亮眼的，1877年上任之初，罗面临的是高达叻币800,000元的负债，但在1889年离任时，霹雳政府盈余达到叻币1,500,000元，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锡矿业获得的。^[14]其出色的管治效果，使休 · 罗被视为第一个在马来半岛取得成功的英国殖民官，罗氏施政法成为英国日后管治所有东南亚殖民地的模板。

但驻扎官制度在彭亨遭遇较大挫折。

1887年英国向彭亨派出了署理驻扎官休 · 克里夫德（Hugh Clifford），但他受到来自各级贵族和地方官的抵抗。

彭亨王室为马六甲王室后裔，故政治体制基本延续了马六甲时代“金字塔式”的古典马来王朝传统权力机构，即苏丹居于顶端，第二层为四位大臣（Orang Besar Berempat），第三层为八位地方首领（Orang Besar Berlapan），第四层为十六位头目（Orang Besar Enambelas），除此之外，还有因在朝中受宠或因战绩突出而获得封地的领主（Orang Besar Raja），这种体制原本赋予了这些贵族官员相当大的自治权，且距离首都北根（Pekan）越远，自治程度便越高。但驻扎官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利益分配出现重新洗牌的趋势，自然引起这些贵族官员的抵抗。

最强烈的反抗来自巴赫曼（Abdul Rahman），巴赫曼虽然只是苏丹艾哈迈德的老家奴，但在雪兰莪内战中曾带领彭亨军保卫苏丹，因此获得了封衔，且成为八位地方首领之一，常以英雄自居。克里夫德将其津贴从100元削减至70元，巴赫曼对此不满，开始公开挑战驻扎官的权威。克里夫德要求苏丹采取措施控制巴赫曼的行为，苏丹召见了巴赫曼，但此举反而令巴赫曼的不满达到了顶点。1891年10月8日，彭亨议会发布政令将巴赫曼的封衔降级，并派出一支25名锡克人组成的警队以防巴赫曼制造更多麻烦，1891年12月21日，巴赫曼占领卢布杜亚警局，释放马来犯人，造成警队3死多伤。^[15]从此，巴赫曼开始公开武装抗英，彭亨的抗英运动开始。

巴赫曼的抵抗让其他早已心怀不满的马来贵族官员，如布杜地区（Budu）的领主多嘉甲，看到了联合多地同时抗英的希望。1892年5月至10月期间，多股彭亨地方势力通过武力方式抵抗英军，英军对叛军还以颜色，双方皆有人员伤亡，整体上叛军处于下风。在接下来的3年间，这些叛军在亲英派和英军双重夹击下辗转在暹罗、丁加奴、吉兰丹一带负隅顽抗。1895年11月，叛军被彻底消灭，剩余的7位贵族官员后代中的6名率部向暹罗投诚，被获许进入暹罗南部生活。

总的来看，驻扎官制度完善了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也对马来土邦产生较大影响。一是税务体系的完善。与封建土邦统治者不规律且粗放式的敛财方式不同，英国驻扎官借助苏丹的名义，以经济补偿马来统治阶级特权受损为前提，向所有经济活动征收税款，并通过一支强有力的武装警察部队来保障税务制度的执行，这是休 · 罗之所以能够在霹雳获得成功的重要制度基础。二是行政制度的设立。在以海峡殖民地法规为蓝本的基础上，将每个马来土邦分为若干行政区域，每区派驻至少一位或数位欧洲地方法官，他负责处理行政区域内每个村镇（mukim）范围内的小型纠纷，后来又被赋予鼓励开荒、公布法例、接种疫苗等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