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半岛的宗教与文化特点

公元前后到14世纪的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深受印度文化与宗教的影响，从中国史籍和考古资料来看，这一时期许多国家都信奉佛教和婆罗门教。据《梁书》记载，丹丹国信奉佛教，“信奉三宝，佛法兴显，众僧殷集，法事日盛，威严整肃。” ^[87]斤陀利国在给中国的奉表中说，该国信奉佛教，“诸佛世尊，常乐安乐，六通三达，为世间尊，是名如来。” ^[88]狼牙修国也信奉佛教。《隋书》说赤土国“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 ^[89]《诸蕃志》则说佛罗安国事佛甚笃，“其国有飞来佛二尊，一有六臂，一有四臂。……佛殿以铜为瓦，饰之以金。每年以六月望日为佛生日，动乐铙钹，迎导甚都，番商亦预焉。”该国深信佛祖灵验，有贼船入境，必为风所阻。^[90]

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有很多考古发现佐证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婆罗洲出土有刻在柱子上的七篇碑铭，时间大约是3世纪。碑铭出自幕拉跋摩王，内容是说幕拉跋摩王是孔东加的孙子、厄希弗跋摩的儿子，他是王朝的创立者。柱子是为一神庙而立，神庙名字可能是湿婆或者是阿加斯蒂那，也可能是当地神祉。^[91]此外，在婆罗洲的不少地方都发现印度风格的文物，如在库泰省哥打邦翁发现一尊精美的笈多风格的铜佛，在孔本山一个岩洞和拉他河河口发现一些婆罗门教和佛教的雕像，只是年代不可考。^[92]在吉打出土的武吉梅林碑刻是属于4或 5世纪的，碑铭是两句佛经：“多他伽多教导说，法生于因，大沙罗摩则曾教以克制之道。”“业由寡知而积。业是再生之因，知（物之本），业无所感，无业即无（再）生。”^[93]吉打还出土一块属于5世纪或6世纪的碑铭，上面用梵文刻有三节佛经，还出土同一时期的一尊小青铜佛像。^[94]在威利斯省北部出土了一根石柱，石柱上部是梵文铭文，下面每侧都雕有一座窣堵波，上有一顶七层华盖。铭文内容包括一节佛经，还有赤土国船主为祝愿航行成功而写的祷词。据考证该碑柱是5世纪中叶的，属于赤土国。^[95]在霹雳多处出土有5世纪的佛像，一尊18寸高的立佛，三尊小立佛。^[96]在打瓜巴发现一个泰米尔文碑铭，属于9世纪上半叶，这块碑铭特别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因为它是用泰米尔文撰写的。^[97]此外，霹雳一个锡矿场还出土属于10世纪的大乘佛教的八臂铜佛，在另一个锡矿场出土两尊大乘佛教铜佛。^[98]

从上述史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看到14世纪前这一地区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佛教和婆罗门教在一定范围得到传播，佛教僧侣和婆罗门僧侣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一定作用，梵文是主要文字。尽管到14世纪初梵文在东南亚已全面衰落，^[99]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在马来西亚看到印度文化的影子，如马来语中的梵文词汇、王室仪式中的婆罗门、盛行于吉兰丹洲皮影戏中的印度教诸神，这些都反映了印度文化的久远影响。

正是由于印度文化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印度化时代。那么，印度文化如何传入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呢？这一地区完全印度化了吗？史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

关于印度文化在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传播方式，有几种假说。

一是移民说。温斯泰德、邱新民等人认为在公元初，印度人大量移民导致了马来地区的印度化。依据是公元1世纪贵霜人入侵导致印度人被迫移民，还有人依据《阇陀伽本生经》经常提到到苏瓦纳蒲迷的航程，认为由于佛教宣传众生平等，遭到印度教徒的迫害，佛教信徒逃离印度，横渡大洋，来到东南亚。^[100]总之，“1世纪以后，印度的移民，像潮水般地大量移植于地峡地带，先后建立了许多印度化的国家，诸如顿逊、盘盘、羯荼、赤土等都是。”^[101]但这种观点受到较多质疑，因为没有任何资料支持这一假说。所以霍尔断言：“印度的文明决不是通过移民的浪潮传入东南亚的。” ^[102]

二是贸易说。赛代斯、保罗 · 惠特利等更多学者认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印度文化的传播是起源于贸易交往。^[103]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史料和考古支持，容易为人所接受。在印度的古代文献中，有一些与东南亚有关的梵文地名，如苏瓦纳蒲迷（Suvarnabhumi，意为黄金岛或半岛），或苏瓦纳维婆（Suvarnadvipa，意为黄金地），据考证可能在苏门答腊，也可能在马来半岛；还有格尔布拉维婆（Karpuradvipa，意为樟脑岛，现在的婆罗洲），纳里格勒维婆（Narikeladvipa，意为椰子岛，现在的尼拉巴群岛），塔科拉（Takkola，意为小豆蔻岛）。这些传说中的地名都与东南亚的物产，也就是财富相关，因此马章达尔指出，如果文学作品反射了那个时代的意愿，那么贸易和商业“肯定是公元初期印度人最重要的意愿。”^[104]事实上，考古表明公元前200年印度与马来半岛就有商业联系，保罗 · 惠特利认为，公元早期印度商船的路线是，横跨孟加拉湾来到纳里格勒维婆，然后来到卡打哈（Kataha，现在的吉打）和格尔布拉维婆，回程经过苏瓦纳维婆，到锡兰（Simhala）。^[105]考古发现表明，马来半岛西海岸出土文物大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吉打和威斯利省发现梵文碑刻、印度教和佛教塑像，最早的年代是4世纪。此外，再往南的西海岸还发现5—6世纪的一尊佛像，具有笈多王朝风格。^[106]表明马来半岛由于与印度有较为密切的贸易联系，印度文化较早传入这一地区。

三是精英说。既然贸易是印度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有人认为是印度商人带来了佛教和婆罗门教，但保罗 · 惠特利、范洛伊尔等学者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大部分印度商人出自较低的吠舍种姓，不可能传播以梵文为基本载体的印度宗教文化，他们局限于港口，几乎没有机会与当地上层接触，只有像婆罗门和僧侣这样的智者才能将印度文化传播到东南亚。^[107] F · D ·K · 博什的考证也认为东南亚内地的印度化程度高于沿海港口，表明停留于港口的商人不是传播印度文化的主体。^[108]所以，将印度文化传入这一地区的主要是婆罗门和佛教僧侣，他们随商船来到这里，与国王和贵族接触，成为宫廷的座上宾。(www.xing528.com)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过程中，马来半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大部分印度人到东南亚的第一个落脚点，而且是进一步传播的载体。^[109]这与马来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相关，马来半岛的北部是横跨克拉地峡的线路，所以不奇怪，中国史书记载的早期国家都在马来半岛北部，如狼牙修、顿逊、赤土、盘盘等。马来半岛南部则是沿海岸航行的线路，马六甲海峡沿岸出现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都信奉婆罗门教和佛教。正如赛代斯一再强调的，“印度文化的传播并非是一个有清楚时间、空间界限的历史事件，而是这样一种现象，它涉及广大的地区，并且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它是波浪式的，包含着渊源各异的许多有地方特色的潮流，而且受到了由马来半岛上第一批印度化王国构成的传播中心的推动，这些王国充当了印度本土与外印度之间的中继站。”^[110]

那么，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印度化程度有多深？换言之，这一地区是印度文化的翻版吗？

赛代斯等学者将东南亚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称为印度化国家，也有人称为“外印度”、“大印度”，隐含着印度殖民地的想象。但更多学者指出，东南亚有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本土文化，它们有选择地吸取印度文化，并最终将其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中，正如霍尔强调，“不论东南亚人民采用了哪些外来的文化因素，他们已很出色地把这些因素变成他们自己的了。”^[111]

这一地区的人们接受印度文化，是有选择的吸收，而不是全盘接受，“其选择的基本条件就是，有利于统治集团政权的稳定和有利于王权意识的加强。”^[112]确实，最热衷接受印度文化的是社会上层，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神话王权观念对国王最有吸引力，因为它强调“君权神授”，神话国王的出身和神性，大大加强了国王的政治合法性，有利于统治民众。所以，这只是一种“上层文化”。

而且，印度文化在马来半岛也出现变化。随着婆罗门教和佛教的传入，宗教经典以及梵文也被引入，寺庙、神像、佛像也矗立起来，但其风格已与印度本土宗教建筑和佛像有所差异，显现出东南亚或马来半岛的风格。如吉打州发现的巴株马辖庙，此庙大约建于10世纪以后，混合了印度教和大乘佛教，具有鲜明的当地风格，而在印度本土没有这样的庙宇。^[113]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并没有吸收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

与此同时，马来半岛本土信仰继续盛行。“历史学家们都接受下述说法：在印度式的外表下，全体居民都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主要特征。”^[114]据中国史籍记载，彭亨人“惑于鬼神，刻香木为像，杀人祭赛，以禳灾祈福。”^[115]丁家庐则是“刻木为神，杀人血和酒祭之。” ^[116]从上述记载看，当地人的信仰显然不是佛教，因为佛教反对杀牲献祭，何况杀人，也不大可能是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鲜少杀人献祭。敬鬼神和杀人献祭的做法应该是当地一直流行的万物有灵和鬼神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