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野心与亚洲的战略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并未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在有些方面因分赃不均，反而引发了新的矛盾。例如，日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虽然夺占了德国在太平洋及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但因嫌得益太少而一直耿耿于怀。德国虽是战败国，但它的战争基础并未受到大的破坏，它利用英美惧怕和仇视十月革命的心理，争得大量经济援助和政治扶持，一直在积蓄力量，力图东山再起，以便夺回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并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未造成真正的世界和平。新的战争策源地正在逐步形成。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次深刻的经济总危机。美、英、法的实力大为削弱。德、意、日虽也遭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它们采取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复苏与发展较快。在危机时期，日本工业生产下降了33%，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靠大量掠夺中国等的资源与财富来摆脱危机，经济恢复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美国。

日本统治阶级的野心是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这个目标清楚地反映在“田中奏折”之中。1927年7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天皇上了一道奏折，称：“征服支那（对中国的贬称），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这个奏折成为日本进一步鼓动军国主义，执行穷兵黩武政策的根据。

日本军部骄恣横暴，一意孤行，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策源地和最后堡垒之一。日本军部眼睛早就盯上了中国的东北，把那里称作“日本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跃跃欲试，加紧进行全面侵华的准备。1936年，日本政府正式将“大东亚共荣圈”列为国策，在国内进一步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树立扩大侵略的信心。

日方“发现”的所谓“中国肇事者”的军帽、枪支等

这年2月26日，日本陆军青年军官中的急进右翼分子，以安藤上尉、野中上尉、河野上尉、栗原中尉等为骨干，以“用大和民族主义来改革帝国，此即‘第二次维新’；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佞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为口号，率领驻守东京的第1师的部分部队约1400余人，袭击了冈田启介首相、斋藤实内大臣、铃木贯太郎侍从长、高桥是清大藏大臣、牧野伸显前内大臣、渡边锭太郎陆军教育总监等要人的住宅和陆军省、警视厅、《朝日新闻》社，打死了斋藤、高桥和渡边等要人，打伤了铃木等人，史称“二·二六事件”。这个事件得到了陆军上层的支持。陆相川岛说：“审出于对天皇陛下和国家的忠心”；荒木上将视作乱军人为“义军”，称他们是“维新部队”；真崎上将亲手给乱军500日元（约合现在100万日元）以资助其活动；天皇的侍卫长本庄上将也很同情乱军。这次事件持续了4天才被平息。日本陆军左右内阁的举动时有耳闻，这次事件之后，军队干预政治的行动更为明目张胆了。(www.xing528.com)

“二·二六事件”后上台的广田内阁，完全听命于军部。8月，广田内阁制定了《国策大纲》，其基本内容是，大力发展军备，加紧对外扩张，“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洋发展。”根据这一方针，日本进一步加快战争准备的步伐。终于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军队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下半年，美、英、法等国还没有从上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恢复，就又一次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新爆发的经济危机之中。日、德等国因执行军事经济政策，虽未陷入危机，但也面临着这场危机的威胁。它们认定只有发动侵略战争，才能避开经济危机的威胁。对日、德的扩军备战和侵略行径，美、英、法荷等国也无可奈何。因为，一则它们正忙于应付自己的经济危机，无暇他顾，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自身的根本利益，它们有意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便与法西斯国家取得妥协。

但是，事与愿违，美、英、法的绥靖政策不仅未起到遏制战争的作用，反而助长了德、意、日的野心。例如，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的武汉、广州后，陷入了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经济困难的困境。为了打破困境，日本大力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所谓的“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创造条件。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美、英、法为集中对付德国，在东方继续对日推行绥靖政策，极力避免与日正面冲突，企图牺牲中国，换取日本的妥协。美、英、荷、法此举正中日本下怀，日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加紧南进的准备，矛头直指美、英、法利益所在——东南亚，以便夺取美、英、荷、法势力，独占那里的宝贵资源。日本与美、英等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加深。日本的侵略野心膨胀，成为对美、英在亚洲利益的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