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商事活动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内容。从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来看，商事活动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商事主体的决策，降低商事活动成本有助于优化成本收益结构，对提高市场主体开展交易的积极性形成正向激励。商事企业在从事商事活动过程中，既要承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产生的交易成本，也需要承担在市场规制过程中因政府干预而产生的制度性成本，例如税收遵从成本、市场进入成本、污染防治成本、政府寻租成本等。[11]而机构职能、制度建设、行政决策、行政执法、信息公开、争议解决、监督问责等政府法治建设指标变量，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制度性成本。[12]商事交易成本低廉是良好营商环境的基本表现，优化营商环境必须要降低商事活动成本。
商事活动成本根据产生的原因可以区分为内源性成本和外源性成本，内源性成本主要是因为市场规律等内部原因形成的交易成本，外源性成本主要是政府干预或制度障碍等外部原因形成的交易成本。就前者而言，市场结构不合理、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等都可能推高商事活动成本，但是这种情况下的畸高成本不符合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要求，而政府的及时且合理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能够克服市场机制的滞后性和自发性，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营商环境的优化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消除资源配置的障碍，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源配置和流通的成本。同时，政府的积极干预和介入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干预可能会给商事活动增加外源性成本。政府的过度管制会降低市场的竞争与活力，增加企业为应对政府监管的相应制度性支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中的“开办企业”所依据的理论文献《准入监管》即认为严格的管制会导致不充分的竞争和更高程度的腐败，因而主张在企业开办时要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并降低费用。[13]国内也有学者主张要尽可能减少政府主导和干预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14](www.xing528.com)
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需要尽量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防止商事主体因行政审批、过度的合规要求、政府关系维护等产生过高的制度性成本。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实行信息公开、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实现融资便利化、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秩序等，降低商事活动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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