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其公正，法官的判决……必须不仅遵从一项法律规则或一般法，而且必须通过一项重设的解释行为占有之、赞成之、确认其价值，好像……法律之前并不存在——好像法官自己在每个案件中将其创造出来。作为法律，司法的每次行使只有当其是“新鲜的判断” 时才能公正。……为了让判决公正负责，其必须……既受法律约束又不受法律约束，既维护法律而又摧毁或悬置之……每个案件都是他者，每个判决都有所不同，都需要绝对独一无二的解释，没有既存的法典化规则能够或应该提供绝对的保证。至少，如果规则以确定的方式保证之，法官因而就是一台计算机——这的确会发生——我们不会说他是公正的、自由的和负责的。但如果他不指涉任何法律、任何规则，或者……即兴发挥，将所有规则、所有原则弃之不顾，我们也不会这么说。”
——德里达[67]
2015年将会因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司法判决而载入世界法律史，甚至人类文明史。2015 年6 月26 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在全美成为了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68]判决做出之后，其立即引起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美国国内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社交媒体当中也满是对此事件的转发和讨论。一时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www.xing528.com)
无论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案件，还是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美国的同性婚姻案都需要放到其法律、社会、政治乃至文化背景当中理解，方能明晰其具体的意义和内涵。本章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判决放在逐步放大的三重语境之下进行理解：首先，同性婚姻判决可以放在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同性权利运动的语境当中进行把握；其次，同性婚姻判决以及同性婚姻权利需要放在美国宪法的教义学历史当中进行理解，方能凸显其争议性，最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涉及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问题，因此同性婚姻判决须放在西方文明史中理解，方能彰显其含义和问题。综合起来看，该案的判决一方面是同性平权运动在法律上的巅峰之作，另一方面则存在社会政治和宪法教义的双重争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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