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美国内战时期的国家分裂危机，并不是分离问题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宪政历程中，更不是唯一一次。美国革命精神依旧浓厚的早期共和国一直存在分离的问题。作为一场分离运动，美国革命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精神以及共和政体的主体要素：自治 （self-government）、被统治者的同意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和人民主权 （popular sovereignty）。独立之后的美国也确实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宪政运作中试图实现这些精神。在美利坚共和国早期，革命的气氛尚未退却，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如果国家内的一个群体或一个部分对中心政治权威不满的时候，便可以通过反抗、起义或革命改变政府形式，或者干脆从该政治共同体内分离出去——用 《独立宣言》 的话来说，可以 “改变或者废除”（“to alter or abolish”）。曾于1795—1800年之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皮克林 （Timothy Pickering）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们1776 年革命的原则指向的就是救济——一场分离运动。”[117]在这个意义上，分离就是革命。
因此不难想象，已经变成国家领导者的革命者，对于分离问题的态度总体上是支持的——至少不会像今天的美国政界和学界那样明确反对。[118]即便是后来被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看作压制北方的南方人杰斐逊，也不否认分离的政治正当性。在其1801 年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杰斐逊就表示了对分离权的支持：“如果说我们当中有谁想解散联邦或者改变共和政体，让他们去干吧，我们不要阻止。”[119]《独立宣言》 的起草人知道，分离精神就是美国革命的精神。[120]与后来林肯总统不同的是，杰斐逊并不反对分离的权利，而是根据革命的精神支持这种权利。
美国19世纪早期的法律论著中，也可以发现很多支持分离权的主张。比如，曾在华盛顿总统任下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检察官的威廉·洛尔 （William Rawle） 于1825年写道：
新州的人民保留改变他们宪法的权利，跟老州的人民一样享有此权利……一个州是否从联邦分离出去，取决于该州人民的意愿。正如我们曾看到的，只有该州人民有权改变其宪法。……各州人民可以基于很多原因对联邦政府的某些措施进行抱怨，在此情况下，他们可以授予自己的官员同联邦政府协商的权力，并且可以在协商失败的前提下宣布绝对的分离。[121]
洛尔的论述表明，分离的终极正当性来于人民主权原则：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自己的政治形式。正如托克维尔1830年在美国观察到的，“人民统治政治世界，正如上帝统治宇宙一样。”[122]上帝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改造世界。只不过，在洛尔的理解当中，所谓人民，指的是各州人民的集合，而不是全体美国人民的集体。
即使有些理论家和法学家否认法律意义上的分离权，他们也不否认分离的政治正当性。当时，很多国家主义者 （nationalist） 认为分离是违宪的，典型的人物如著名的斯托里法官 （Joseph Story）和政治家韦伯斯特 （Daniel Webster）。斯托里在其著名的 《美国宪法评注》 中曾经引用亚当斯总统的话来论证分离的违宪性：
每一个州为了与其他州一起加入一个单一国家的时候已经明确让渡了很多权力，从那时起它们不可能享有分离权，因为这种分离行为并没有分解联盟，而是摧毁了国家的统一性……说每个州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离出联盟，就是说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一个国家；因为争辩说国家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消解其与其他部分的联系，使之遭受毁灭的伤害而不犯下任何罪行，乃是一种语法错误。分离与其他革命性的行动一样，或许可以根据极端的受压迫来获得道德正当性；但将之称为一项宪法权利乃是混淆了词语的意思。[123]
国家主义者们强调合宪性与道德性、合法性与正当性、宪法与革命之间的区分。据此而言，分离行为只能在道德性、革命性和政治正当性的层面寻找其正当的理由。美国宪法则反对这种权利。其理由正如韦伯斯特所言，“美利坚合众国的构成 （constitu⁃tion） 并非各州人民之间通过行使其主权权能订立的同盟、邦联或者合约；它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没有革命的情况下就没有分离这回事。”[124]即便如此，国家主义者们也承认：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只是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同盟，那么分离就是一项法律权利。[125]
然而，究竟美国宪法是不是一种合约，并不像国家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无可争议。在内战之前，最为坚定地支持合约论和州权利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是卡尔霍恩 （John Calhoun）。然而，在卡尔霍恩领导南卡罗来纳州的废止联邦法令运动 （nullification） 之前的三十年，“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就已经是卡尔霍恩之前的卡尔霍恩” （“卡尔霍恩当时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20 岁的学生”）。[126]卡尔霍恩主义认为，美利坚共和国并不是拥有单一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只是一个主权国家之前的联盟而已。美利坚合众国在 《邦联条款》 之下是一个国际联盟，在通过 《联邦宪法》 之后，仍然是一个国际联盟。[127]虽然在法律层面分离的合法性和合宪性为宪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所争论不已，未有定论；但在政治正当性的层面，分离确是无可争议的一项革命权利。
声音：弗吉尼亚王朝与新英格兰分离主义者
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政史上第一次分离主义运动并未出现在南方，而恰恰出现在北方；这次分离运动并不来自通常被认为是反对加强美国中央权力的反联邦党人，[128]而恰恰来自联邦党人。一些美国东北部的联邦党人曾经在19 世纪初期密谋将新英格兰地区从联邦当中分离出去，成立独立的新英格兰邦联 （the New England Confederation）。新生的美国没有在政治结构上完成实质的统一，更没有在政治思想上实现一统。襁褓中的美利坚共和国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裂。而共和国首次分离主义倾向即诞生于此种分裂之中。
在联邦党人对美国政体的最初设计中，美国宪政体制是一种代议共和制。联邦党人试图通过共和体制防止党争；他们极为担忧的是美国会出现各个政治派别，妨害公共利益。在 《联邦党人文集》 第十篇中，麦迪逊将代议制看作是抑制直接民主带来的弊政的有效手段。麦迪逊认为：“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议会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129]而在这些弊病当中，党争是影响和败坏公共管理的主要因素。因此，良好政制的建立必须设法消除党争的危害，控制混乱和分裂的趋势。在麦迪逊看来，防止党争之弊的最好办法就是代议制，即通过选举公民代表来将政府统治权委任之：“一方面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使公众的意见得到提炼和扩大，因为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而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似乎不会为暂时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130]代议制可以通过代表的方式，“管辖更为众多的公民和更为辽阔的国土”。联邦党人标榜的代议制是一种通过选举、基于民众同意和选择的贵族制，将人民与政治的直接联系割裂开来，避免人民的激情对政治的负面影响。代议制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民主的弊端，以共和的手段来治疗共和的弊病。[131]
然而，历史并没有像联邦党人设计的那样发展。1800 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杰斐逊和杰斐逊主义强势登场，根本性地挑战了联邦党人所设想的政治体制。这种挑战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对于联邦党人来说，杰斐逊式的平民民主 （plebscibitarian democracy） 强烈地挑战了代议民主的贵族制设想。杰斐逊式民主受到了法国的革命民主传统的影响，对于英国的贵族立宪传统产生了重大冲击。[132]其二，《美国宪法》 中所未规定——且 《联邦党人文集》试图克服——的政党政治开始出现：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成为了美国两党制的最初原型。更为严重的是，两个政党不仅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具有地域来源的分殊：联邦党人代表美国北方，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民主共和党人代表美国南方，尤其是弗吉尼亚。地区分化就为政治意识形态差异演变为国家统一问题埋下了伏笔。
于是，两个分别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之间的冲突变得日益公开和明显，且两者之间的冲突被看成了两种欧洲传统在美国的反映。在杰斐逊眼中，“联邦党人就是一群崇尚君主制的盎格鲁贵族，而他自己及其朋友乃是共和主义者。”[133]在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眼中，“杰斐逊先生政治行为的主导性原则” 就是 “亲善法国，敌视英国” （Friendship for France and Enmity to Great Britain）。[134]联邦党人开始怀念英国的传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革命的意义：与天主教法国相比，新教英国似乎更是美国的祖先和应该效仿的对象。[135]
杰斐逊担任总统之后的一系列政策，也大大增加了美国内部的不和。1803年杰斐逊完成了路易斯安那购买，使得南方的地缘政治实力因此大大扩充，南北之间的领土平衡因而被打破。北方的声音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削弱；联邦党人也在全国政治舞台中逐渐式微。北方人担心南方正在扩张自己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因而对杰斐逊和杰斐逊主义表达了巨大的不满。汉密尔顿曾这样预测1804年的总统大选：“如果皮克尼[136]不能当选，结果就是一场革命；四年之内，我不是头颅落地，就是成为一个胜利军队的统帅。”[137]因此，“1803年之后存留下来的不是联邦党，而是一群失去希望、忿忿不平的领导人。”[138]联邦党内部因而也趋于分裂。以亚当斯为首的一部分人继续支持国家主义，维护联邦政府的权威。而以皮克林为首的另一部分人仍然恪守 《外国人与煽动法》 （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强调州的独立性。汉密尔顿则对于两派都不认同。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继而从联邦党人的大阵营当中独立出来，后被人称为 “埃塞克斯集团” （the Essex Junto），因为该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埃塞克斯郡。杰斐逊很快就发觉了联邦党人的分裂意向：“只有埃塞克斯集团要求分裂。联邦党人的大多数并不追求分裂。君主制和分裂国家乃是埃塞克斯联邦党人的政策。”[139]
埃塞克斯集团一直在批判杰斐逊的 “恶政”，并鼓吹要通过分离来保障自身的自由。1803 年，皮克林——后来的 “北方邦联” 的主要倡导者——指控杰斐逊已经背弃了美国革命的精神。[140]他说：“联邦党人心有不满，因为他们看到，公共行为准则已经被我们统治者们腐败的和使人腐败的制度败坏了。人们一般经不住诱惑而成为变节者，并非仅仅背叛了联邦制，而是背叛了德性，背叛了宗教，背叛了良知。”[141]康涅狄格州的众议院议员格里斯沃尔德 （Roger Griswold） 在众议院里也公开表示：“吞并路易斯安那给美国带来的广大而无法管理的幅员，随之而来的人口分散，以及对东部州和西部州之间至关重要的权力平衡的摧毁，都给我们的联盟带来了颠覆的威胁。”[142]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普拉默（William Plumer） 在参议院里发言说：“将西部世界纳入联盟，你瞬间就摧毁了东部各州的分量和重要性，并强迫他们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143]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党人也将这些观念灌输给选民：“马萨诸塞州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她的主权和她的独立正在迅速和确然地被别人夺走；奴隶导致了南方的权力已经压倒北方，且危机就在眼前。”[144]最终，这些联邦党人大声疾呼：只有分离出联邦，才能够保存他们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美国革命的精神。
在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的叙事中，新英格兰是被迫从联盟当中分离出去的，因为他们要保持美国革命精神的本真性不受革命后的当政者污染。皮克林曾经写道：
我将不会绝望：我宁愿期待一个新的邦联，免于南方贵族制的民主党人的腐败和令人腐败的影响和压迫。一场分离将会到来——我们最远的子孙将会看见它。黑人和白人将划定边界，泾渭分明。不列颠各省 （注：即加拿大各省），甚或伴随着不列颠的统一，将成为北方邦联的成员。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派系持续的僭政将会加速分裂事件的到来。[145]
我们的革命原则指向的是救济——一场分离。我毫不怀疑，这是可以实现的，不流一滴血。我知道，革新、腐败、压迫的快速增长将分离的念头加于很多善于反思的头脑中。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因为 “不掌权” 而变得不安。但我们对于最终的事件——一个并不遥远的事件——心怀恐惧，除非一些新的且不寻常的障碍被尽快树立起来以对抗之；因为纸制的宪法正变作陶工手中的泥土。东部的人民无法将其习惯、观念以及利益与南部和西部的人民相调和。后者正在开始用铁鞭进行统治。当他们不方便违反宪法的时候，宪法就被阉割了；宪法将被变成……任何一种可以压制联邦党人的工具。[146]
皮克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希尔豪斯（James Hillhouse） 曾宣称：“东部各州必须而且将会分裂联盟并成立独立的政府。”[147]同属康涅狄格州的法官里夫 （Tapping Reeve）[148]在给国会议员特雷西 （Uriah Tracy） 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见过我们很多的朋友；我所见到的所有人，以及我听到的大多数的声音，都相信我们必须分离；而且现在是最合适的时刻。”[149]此外，在普拉默先生的儿子为其编写的传记中，我们也能发现很多他同代人的通信记录的摘录，其中展示了分离计划的特定细节以及很多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确证。在此值得引用其中的一段话：(www.xing528.com)
“我确切地记得，” 普拉默说，“一次在跟阿隆·伯尔 （Aaron Burr） 吃完晚饭回来的路上，希尔豪斯先生在说到新英格兰在全国政府中没有影响力之后说道：‘东部各州必将分裂联盟并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府，越快越好。’ 但我想第一个提及此事的人乃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众议院议员萨默埃尔·亨特 （Samuel Hunt）。他长久以来时常谈及此事。他对于北方邦联极为热切，并认为可以和平地实现且开始筹划具体的实施计划。我经常与罗伯特·格里斯沃尔德谈。他或许是与我谈过的人当中最为热切的人，并且实际上跟亨特先生持相同的观念。与格里斯沃尔德旗鼓相当的是乌利亚·特雷西 （Uriah Tracy），他经常毫不拘束且极为全面地谈论分离的计划。是他告诉我，汉密尔顿已经同意参加由严格挑选出来的联邦党人于1804年秋天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当我们在波士顿的北线和东线散步的时候，皮克林先生将分离的计划告诉了我。”[150]
对于新英格兰联邦党人而言，分离出联邦并建立独立政治体的一大动因是保持族群的同质性。皮克林在一封信中说道：“我不相信一个长期持续的联盟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北方邦联能够联合情投意合的人们，并展现出公共幸福的一种更好的前景；而南方各州，由于有着相同的习惯，将留在原先的联邦内，‘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各种事务’。”[151]时任康涅狄格州州长的格里斯沃尔德 （Roger Griswold） 也在其给沃尔科特的信中，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东部人民无法将其习惯、观念和利益与南部和西部的人民相调和。”[152]族群和文化的同质性使得一个新英格兰的政治联盟 （而不仅仅是马萨诸塞州） 变得可能。信奉代议贵族制的新英格兰各州将会从民粹政府当中分离出来。[153]他们相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他们信奉共同的政治体制。甚至连杰斐逊当局的副总统、著名的纽约州政治家伯尔 （Aaron Burr） 也准备在选上纽约州州长后，领导纽约退出美利坚合众国，加入北方邦联。
当时的分离计划并没有付诸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领导人之一的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汉密尔顿而名声败落，终结了北方邦联的独立进程。汉密尔顿在与伯尔在决斗之前曾告诉亚当斯：“去波士顿见那儿的要人。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我请求他们务必停止威胁解散联盟。只要联盟能够团结一致，就必须团结一致。”[154]汉密尔顿的表态及其与伯尔之间的冲突，使得很多联邦党人怀疑伯尔以及分离的可行性。1803-1804 年间的北方分离主义呼声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行动策划，不如说是一种内心绝望的表达。[155]
行动：1812年战争与哈特福德会议
虽然新英格兰的分离情绪在杰斐逊当政时期并没有转化为现实行动，但联邦党人受到南方在全国政治中压制的感觉却在与日俱增。他们相信，“弗吉尼亚王朝” 会在随后的几年当政期内蓄意损害东部各种的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此种担心最终被现实证实。1807年，杰斐逊总统颁布了禁运令 （embargo）；在1809 年又签署了 《禁止交往法》 （The Non-Intercourse Act），开禁航运，但对于驶向英法港口的船只仍然禁运。1812年战争爆发后，北方不愿与大英帝国开战。北方的联邦党人认为南方是在 “无理地牺牲新英格兰的利益”[156]：南方为了打击大英帝国而征召了北方的民兵，并征收军费。杰斐逊曾经回忆到亚当斯的敦促：
他敦促说持续禁运更长的时间必将遭致由州的立法机关甚或司法机关支持的武力抵抗。他说，如果政府想诉诸武力来镇压抵抗，就将导致一场内战。他还说，在那种情况下，他确信联邦党人的领导人们将加强其与大不列颠的合作；他们的目标是 （且几年来都是） 分裂联盟，建立独立的邦联，对此他有确凿证据，虽然无法在法庭上予以验证。他还说，一旦出现内战，北方将诉诸大不列颠的援助以达成目标，因为这是计划不可缺少的部分。”[157]
“弗吉尼亚王朝” 的所有政策都促发了新英格兰联邦党人的分离企图。在这种背景下，杰弗逊及其继任者麦迪逊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政策，新英格兰的分离最终走上了实行的道路。他们的行动就是1814年的哈特福德会议。
哈特福德会议的直接原因是1812年战争，但其根本原因还是新英格兰对于南方统治者的不满。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已经为此次会议准备了很长时间。他们第一次提及此会大概是在1808 年到1809年。[158]大多数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都有将新英格兰分离出联邦的企图。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159]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皮克林在筹备此次会议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想法。对于皮克林来说，不是北方要分离出联邦，而是南方已经把联盟分裂了：
“联盟” 仅仅变成了一个用于谋取私利的公共名称：“‘联盟’ 乃是优势政党的护符；而很多为其美妙声音着魔的联邦党人在每一次与该派别对立出现的时候都被敲响了警钟，以使该对立不使 ‘联盟’ 处于危险之中。……我想说，将北方各州分离出去乃是大有裨益的，因为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在这间歇期内，各州的正当权利将会被恢复和保证；南方各州将会诚恳地请求复合，那时，双方的权利都将在一种更平等因而更持久的基础上被界定和确立。”[160]
并且，一个新英格兰各州代表会议将会召开，商议分离之事。此次会议被认为是该地区的唯一救济之道。皮克林继续道：“我倾向于认为，在战争的早期，终有一天，当新英格兰会议的情感被大胆而确定地表达出来的时候，战争将会结束，英国将热心于议和，而不会附加任何困难而不愉快的条款。……我认为新英格兰的命运，以及美国的命运，系于正在筹划的会议的手中。”[161]
在当时的公共舆论当中，人们对于新英格兰的分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新英格兰的报纸为分离大声疾呼，甚至有些人认为新英格兰实际上已经独立：“1776 年必要的决定现在也是必要的。”[162]南方的媒体也感受到了北方的分离情绪：“在7 月4 日或之前，如果麦迪逊不下台的话，联盟的东部地区的新政府形式将会生效。很多州内部的辩论将随即变成：是加入新政府还是忠于旧政府……”[163]
1814年10月10日，与英国的议和协议从荷兰根特传来，马萨诸塞州议会向新英格兰各州发函邀请他们派代表赶赴哈特福特参与宪法修改会议。康涅狄格州和罗德岛随即回复。波士顿的一份报纸将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州称为 “新联邦大厦中的三根台柱”。[164]1814年12 月15 日，新英格兰各州代表齐聚哈特福德，共商大计。
哈特福德会议是一个秘密会议。与会人员被要求严格保密。会议规则的第2条规定：“事关所有命题、辩论和记录的不可侵犯的秘密性应当为包括会议秘书在内的会议各成员严格遵守，直至此项禁止令被悬置或改变。” 此外，会议的门卫和通讯员也要从那些不熟悉会议讨论内容的人当中挑选。[165]因而，虽然我们能够基本知道哈特福德会议的动机，但却无法确知会议的具体讨论内容。
从会议的官方记录来看，与会代表猛烈抨击民主共和党人的统治。他们宣称，当政的民主共和党人背弃了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的精神：民主共和党人在政治领导人轮替中有地域主义倾向，在行政纲领下独断专行，侵犯司法独立，搞扩张主义和有偏向的外交政策，等等。他们认为，面对这种情况，新英格兰有两种应对途径：要么分离出去另立新国，要么通过宪法修正案改变目前境况。他们提出了一些弥补当前宪法的修正案，以控制中央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 的权力。[166]但哈特福德的官方会议记录中基本不提分离，而只是在抨击了杰斐逊和麦迪逊之后列举了几条宪法修正案。据说，与会代表当中还分成了激进派 （主要是皮克林）和温和派，两派对峙严重。最终，“鲁莽的行动被两三个领导人的正直遏制。当他们接近公然分离的时候，他们在可能的后果面前退缩了。”[16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812年战争的一些时间段内，新英格兰已经在事实上宣布独立了——新英格兰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的战争之间保持中立。亚当斯曾经跟杰斐逊说：
他有确信无疑的信息证明，东部州的一些公民 （特别是马萨诸塞州） 与英国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是达成协议使得新英格兰各州不再参与目前的战争；即便没有正式宣布从各州联盟当中独立，他们也将不再提供任何援助，不再服从联盟……[168]
新英格兰各州的中立行为本身因此是一种事实上的分离 （de facto secession），即北方各州不再认为自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部分。
由此行为回看哈特福德会议，我们会更加清楚其要点所在。普拉默曾明确地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你问我哈特福德会议的结果是什么。我对它的预期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它将使我们难堪，援助敌人，投保战争；最主要的目标是实现一场革命——肢解联盟。一些会议成员十几年来都将之看作一种必要的措施。于此，我有无可置疑的证据。”[169]即便无法探知究竟哈特福德会议花了多少时间讨论分离的事情，但在与会者的心目中，分离都是一种正当的救济途径。
“北方邦联” 运动虽未成功，但已经展示了分离主义运动的基本样式：国家的一部分对于中央政府不满，继而寻求救济未果，进而寻求独立。19世纪初美国的分离主义并不仅仅是 “北方邦联” 运动，也并未因为该运动的失败而停止。19 世纪的头几年，时任杰斐逊当局副总统的伯尔 （Aaron Burr） 就曾被控密谋在美国西南地区兼并墨西哥的部分领土，并建立独立的国家。[170]在1830年代和1840 年代之间，北方的一批加里森 （Garrisonians） 废奴主义者因为不满美国政府兼并德克萨斯导致奴隶制在美国继续扩张，曾经试图将新英格兰地区从联邦当中分离出去。[171]在1830年代到1850年代之间，南方的南卡罗莱纳州曾经两次以分离作为威胁，对联邦政府的诸多政策进行抗拒。[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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