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地缘政治的制定和优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建国不仅仅是一次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从1776 年独立革命到1787 年的制宪会议，美国的诞生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层面的革命。不言而喻，与英国君主制相对的是，美国建立了共和制。然而，西方传统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共和国的地理范围必然是较小的，而广土众民的大国须采用君主制才能够保证统一和稳定，如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因而，在美国之前的西方传统中，要么有帝国无自由，要么有自由无帝国，很难兼而有之。共和制仅仅存在于小型的城邦国家，如古希腊城邦、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乃至城邦联盟如瑞士。而当一个共和国不断扩张最终走向君主制的时候，则同时意味着政治过程的腐坏、公共精神的丧失、公民自由的减损，古罗马便是如此。^[8]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述共和国的时候曾经指出：共和国必须是小国。^[9]美国创制宪法之时的反联邦党人 （anti-Federalists） 重述了孟德斯鸠的成见，认为民主制只能在小型政治共同体内才能够实行。国家统一而内部不平等，或者相互平等而不组建统一国家，总之，人类很难实现平等政治体之间的统一。

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实验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幅员辽阔的大共和国。这一构想贯穿在美国的建国过程之中。1776 年，美国革命将13 个英国殖民地转变为 《独立宣言》 所称的13 个“自由而独立的国家” （free and independent states）。革命之后，13 个独立的共和国首先在 《邦联条例》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之下结合成为一个邦联。之后，邦联的运作不尽如人意，从而引发了新的制宪时刻：1787年的制宪会议试图通过一部新宪法创造一个联合更加紧密的共同体，一个 “更完美的联盟” （more perfect u⁃nion）。^[10]用杰斐逊的话来讲，美国要构建一个 “自由帝国” （em⁃pire of liberty）。^[11]

《美国宪法》 的制定伴随着极强的地缘政治危机背景。^[12]制宪者之所以希望通过一部新宪法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主要原因是为了共同防卫外部侵略，而且防止联盟内部解体，总体上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13]时光退回到18世纪末：在北美大陆上，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仅面临着来自大洋彼岸的欧洲列强的虎视眈眈，同时也在西部边境地区面对着当时仍然实际占有领土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步步紧逼，甚至要面对遍布合众国内外的印第安部落的潜在攻击；就海外而言，美利坚合众国弱小的中央政府和没有财政支持的邦联海军也无力保护在海外经商的美国人的利益。^[14]邦联政府曾通过在西部地区卖地来获得财政收入以充实国库、保证军费，但邦联政府所辖的军队却无力保护西部地区的土地不受外族侵犯，因而使得那里的土地变得不易出卖。而反过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财政来供养中央政府的军队，邦联政府也就无法强有力地保护西部的土地不受外族侵犯——一来二去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没有财政来维持军队，土地就不好卖；土地不好卖，就没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来维持军队。^[15]据统计，1787 年之前，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央军队只有七百多人，显然无法应对来自漫长边境线和广袤前线的安全威胁。^[16]

（一） 联邦党人的地缘宪法

面对严重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政治精英希望通过建立良好的宪制，从而不仅塑造稳定而强势的外交政策而屹立于世界，而且也能在老欧洲列强面前赢得民族尊严和国际尊重。事实上，羽翼未丰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痛心疾首地感到 “弱国无外交”。《联邦党人文集》 的作者之一约翰·杰伊 （John Jay） 曾经代表联邦政府出使西班牙和法国，并担任过合众国外交国务秘书 （即后来的国务卿）。杰伊在 《联邦党人文集》 中说：“一个团结的强国提出的道歉、解释和赔偿，往往被认为满意而接受，如果是由一个无足轻重或弱小的州或邦联提出的话，就会被认为不满意而加以拒绝”。^[17]杰伊深深地感到，邦联体制下的美国由于中央政府权力过弱，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方面，邦联政府无法凝聚全美国的力量开展外交、防御欧洲列强的侵袭；另一方面，邦联政府无法阻止各州之间的对外政策，各自为战，各州会经常由于单方面欠缺审慎考虑的激烈反应 （如不履行合众国已经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为欧洲列强的入侵提供口实。

并不是只有杰伊一个人如此痛心疾首。同样出于美洲人的尊严感，《联邦党人文集》 的另外一位作者、美国财政金融体系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更为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地写道：

我们的地位要求我们，我们的利益也促使我们在美国事务的制度上力争上游。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对其他三部分来说，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非洲、亚洲和美洲相继感到欧洲的统治。欧洲长期保持的优势，诱使它想自诩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认为其余的人类都是为它的利益而创造的。作为渊博的哲学家而受人称赞的人，曾直截了当地把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归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郑重声明：一切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在美洲是会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们的空气中呼吸一会儿，也就不会叫了。事实是长期支持欧洲人这种妄自尊大的借口的。 维护人类的荣誉， 教育那个傲慢的弟兄谦虚一点， 就是我们的事情了。联邦会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不联合会给它的胜利增加新的牺牲品。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18]

对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来说，美利坚只有联合在一部宪法之下，才能够获得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在各州批准《美国宪法》 的会议上，联邦党人不厌其烦地强调一个道理：“如果宪法通过，美利坚就会变得伟大，否则就会被鄙视。”^[19]在联邦党人看来，如果不能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美利坚合众国就会在国际社会当中遭受耻辱，甚至其外交官都会成为 “欧洲的奴隶”。^[20]而且，汉密尔顿在思考美国自身问题的同时，还展望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其对于世界的四分法可以说暗含了美国将要代表新时代和新秩序获得世界性霸权的想法，即取代老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汉密尔顿的国际战略构想为美国日后 “大出于天下” 奠定了政治心理和政治理论的基础。美利坚合众国的雄心壮志，在汉密尔顿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作为诠释 《美国宪法》 的经典，《联邦党人文集》 的前半部分却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述联邦宪法的必要性，以至于读者其实需要问，他们究竟是律师还是战略家。^[21]联邦党人反对反联邦党人的理由更多是地缘政治的考量，特别是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反联邦党人则更看重国家内部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很少论述外交问题。^[22]麦迪逊曾经说过，联邦政府的权力 “在战争和危急的时候是最为广泛和重要的；州政府的权力则在和平和安全的时候如此”。^[23]在联邦党人看来，国家内部的个人自由与其地缘政治处境和国家安全程度极为相关，密不可分。联邦党人援引了其他国家的例子：在美国制宪之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专制统治之中，只有英格兰存在自由的政府。^[24]英国人自由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英国的普通法和 “远古宪法” （ancient constitution），更为重要的是英格兰独特的地缘政治状况：英国是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国。^[25]英吉利海峡将英格兰隔离于欧洲大陆之外，不受欧洲各国陆军虎视眈眈的威胁；只要保有一个强大的海军，英国就可以防卫本土，从而免除外国侵略之虞。^[26]此外，由于海军本身并不在本土驻扎，不在国内开展日常活动，因此它不会威胁到英国臣民的自由，更不可能将英国人强加于军人专制统治之下。^[27]相反，欧洲大陆国家之间以邻为壑，常备的陆军因而成为了各国政府的必需；陆军的存在必然会导致政治体制趋于专制而非自由，因为陆军在内政层面必然引发行政权力的肥大化，削弱对于民众自由的保护。^[28]联邦党人实际上苦口婆心地呼吁：美洲新生的各个共和国应该避免欧洲大陆各国人民的命运，学习英国构建自己的英吉利海峡。^[29]这充分说明，联邦党人看到了地缘政治与宪制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某种意义上，联邦党人试图将美国占领的大陆岛屿化。联邦宪法所构建的大共和国在内部根据宪法体制实现联合统一和去军事化，在外部则利用自然地理的优势构建战略天堑和地缘安全。^[30]正如汉密尔顿所说：“假使我们十分明智，把联邦维持下去，我们就可以长期享受和一个岛国情况相同的利益。欧洲离我们很远。我们附近的欧洲殖民地，看来仍然会因力量悬殊而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危险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庞大的军事结构来保障我们的安全了。”^[31]由于内部没有强大的军队，公民自由就可以像英国那样得到充足的保障，因为 “对军队服役的不断需要，提高了军人的重要性，相应地就降低了公民的地位，军政就高于民政了。居民的土地往往成为战场，他们的权利不可避免地经常遭到侵犯，从而削弱了他们的权利观念，逐渐使人民不仅把军人看作自己的保护人，而且看作自己的长上”。^[32]于此，读者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联邦党人不仅仅是法律人，更是名副其实的地缘战略家。

对于联邦党人而言，内部领土的去军事化是自由政治的必要条件。^[33]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当时仍然继续采用邦联体制，那么北美十三国由于仍然是独立的国家，必然会陷入欧洲大陆的困局——各邦保留常备陆军以相互防备，最终使得各邦政治都重新陷入专制。美国人就将重复老欧洲的悲惨命运，无法创建稳定安全的新世界的新秩序。而将十三个邦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共同体，可以将美国变成英国，将广袤的大洋变成美国的英吉利海峡，一个适度规模的海军即可保证国家安全。与陆军不同的是，海军一直以来都不被认为是自由的威胁。因而，《美国宪法》 后来加入的 《权利法案》 第2条和第3 条皆是针对陆军，而通篇未提及海军。^[34]当然，由宪法所构建出来的较为统一的联邦仍然需要一支常备军。但这支常备军的规模较小，主要用来防备合众国北面的加拿大、南面的墨西哥和西面的印第安部落。在制宪者看来，只要合众国内部能够团结一致，无论是加拿大、墨西哥还是印第安人，都无法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35]

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对比是联邦党人地缘政治构想里面一个重要的区分。陆地接壤的诸政治体如果不能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就容易导致 “战国” 的出现。那就意味着专制政府和公民的不自由。相反，海洋意味着自由，海军并非自由的威胁。海洋意味着贸易自由和流动自由。此外，陆地接壤意味着更容易成为一个国家，而海洋相隔的领土则不那么容易融入整个联邦共同体。^[36]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大国共和实践在当时欧洲帝国主义掌控的世界中是一个异类。欧洲人——包括英国人——一直都对其虎视眈眈：一方面，试图重新将北美大陆纳入其殖民帝国体系；另一方面，试图扼杀与君主制相对的共和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和蔓延。由宪法所团结起来的联邦使得欧洲人经典的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方案落空，新生的共和国将免除被欧洲列强再度瓜分的危险，因而也是保卫美国革命成果、开展新国建设的重要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条件。事实上，在后来的1812 年战争中，英国人的确打了回来，重新占领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虽然仅仅是短期。领导过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总统深刻地预见到了这一点。在1798年，华盛顿总统两届任期已满，自请退隐。在其告别演说中，华盛顿意味深长地说道：“我国的每一部分……都需从联邦当中免除相互之间的口角与征战，那些口角与征战使得没有相同政府的邻国备受磨难……”^[37]合则存，分则亡。

因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美国宪法的成功及其在世界上的战略成功不能归结为宪法体制的设计和运作。相反，是地缘政治决定了宪法的传统与成功及其国际政治地位的取得。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高洪祝 （Harold Koh） 教授所说，“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地理上的分隔在美国宪法传统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38]《联邦党人文集》 开篇就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39]此问题容引导人得出一个推论：美国宪制完全建立在 “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的基础上，而排除了 “机遇和强力” 的影响。但实际上，美国的地缘政治宪法结合了机遇与选择，两者不可偏废：一方面是自然条件的优越；另一方面是审慎明辨的制度设计，将优越的自然条件充分地利用起来。如果没有 “深思熟虑” 将美国内部的各州更加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在内部去军事化，在外部共同面对安全威胁，那么美国天然的地理优势就不会发挥其作用。“深思熟虑” 的基础，却正是当时美国所处的外交困境和安全危局。一句话，自然与人力共同促进了美国宪制的成功。毕竟，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是一种空间秩序。^[40]宪法体现了一种人类可以自我规范创造的能力，即突破那些偶然因素 （contingency） 的宰制。联邦党人告诉人们，自我规范创造和偶然客观因素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考量。(www.xing528.com)

另一位联邦党人在后来解释宪法的时候对于地缘政治同样忧虑甚多。在著名的 “美国银行案” 中，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试图论证，虽然 《美国宪法》 并未明文授予国会设立银行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隐含在联邦政府的必要权力之中的。马歇尔在进行宪法解释的时候突出了地缘政治的理由，其原话值得整段引用于此：

虽然在联邦政府的列举权力中，我们并不能发现“开办银行” 或 “成立企业” 的字眼，但我们发现联邦有巨大权力，以制定与收集税款、借贷货币、调节贸易、宣布与进行战争、并筹建与支持陆海军。利剑与钱袋、所有对外关系，以及相当部分的国家工业，统统被委托给政府。……在实施决定着民族幸福与繁荣的权力时，具有如此充分授权的政府，必须也具有同样充分的实施手段。一旦权力被给与，促进其实施乃是民族利益。扣留最合适的手段、以对其实施造成障碍与困扰，从来不可能是民族利益或意愿。 在广袤的共和国，从科罗克斯海峡到墨西哥湾，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政府将收集与开支纳入、 调遣与维持军队。 民族紧急关头可能要求北款南调、 西税东流， 或反过来。^[41]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大法官在写这段判词的时候，美国的领土尚未扩张到太平洋沿岸，其宏图伟略可见一斑。

（二） 门罗、林肯和马汉

美国宪法制定者们的地缘政治构想一直影响着美国后来的宪法发展和国家战略。1823 年，时任总统门罗 （James Monroe） 提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纲领，后被称为 “门罗主义” （the Monroe Doc⁃trine）。门罗主义的核心要义有三：一是美洲不干涉欧洲的内部事务；二是欧洲也不应干涉美洲的内部事务；三是欧洲不应再想把西半球殖民化。^[42]其战略中心思想奠定在美洲 “岛屿化” 的基础上，即将美国 “岛屿化” 的思路扩展到整个西半球。在门罗主义看来，美洲实际上像英格兰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大岛。就像英国一样，其他人不能够侵犯岛国的本土。

就美国国内的情况而言，华盛顿告别时刻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国共和实践在华盛顿之后就遭遇了各州之间严重的 “口角与征战”。在制宪会议上并未解决的奴隶制问题，最终因为南北双方不断相互妥协的失败而成为了威胁联邦统一的幽灵。奴隶制问题最终导致了 “分裂之家的危机” （the Crisis of House Divided），南方各州最终在1860 年林肯当选总统后谋图独立出联邦。作为反分裂的旗手，林肯在其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重述了联邦党人的地缘政治智慧：

从地理环境上说，我们是无法分离的。我们不能把各地区从彼此的位置上挪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不可逾越的城墙。夫妻可以离婚，以后彼此不相见，也无法找到对方，但是，我国的不同地区之间不能这么做。它们不得不面面相对，彼此往来，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这情形一定会在它们之间继续下去。那么，分裂以后是否有可能使彼此来往比以前更有利或者更令人满意呢？与外人签约会比与朋友共订法律更容易吗？条约在异邦人之间会比法律在朋友之间得到更忠实的执行吗？假如你们要打仗，你们也不能一直打下去，在双方都伤亡惨重，谁也没有收获之后，你们停止作战时，关于交往条件的一些与以前完全相同的老问题又会摆在你们面前……

林肯在此处正是秉承了联邦党人的地缘政治宪法论述：分离之后，美利坚各共和国将陷入无休无止的相互征战。林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曾经试图通过妥协来挽留南方。换言之，解放奴隶并非林肯打美国内战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林肯的目的是维护联邦统一，为此，保留奴隶制也可以是一种手段。林肯曾在一封信中说道：

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43]

但南方各州终究不同意继续留在联盟之内，于是一场血流成河的内战爆发了。

南北战争的结果是以武力奠定了美国宪法的一项根本规范：联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权脱离出联邦。林肯的努力把美国真正构建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神圣政治统一体。一直到内战结束，所谓“美国” （United States） 一词才由复数名词变成了单数名词。^[44]在这场冲突当中，《美国宪法》 并未能够缓解分裂危机；相反，是武力保卫了 《美国宪法》。地缘政治因素又一次决定了 《美国宪法》的命运；林肯以武力保证了美利坚大国共和的政治实验能够得以继续。显然，一旦南方各州脱离出联邦，北美大陆的战国化就非常具有可能性，欧洲列强分而治之、最终瓜分美国的可能性又会变得现实起来。正如林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发表的 《葛底斯堡演说》 （1863） 中所指出的：美国内战即在考验 “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和奉行 【一切人生来平等】 的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保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45]林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欧洲列强所说的，因为实际上，欧洲列强一直不相信，一个地理上的大国能够不采用君主制还能够长治久安。

内部安定之后的美国继续开展了国际政治的构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地缘政治思想因为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海军理论家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而闻名世界。马汉除了有名的 《海权论》 之外，还曾经在19 世纪末的几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岛屿性质使得其自己能够像英国一样通过海权掌控世界。而且，与英国相比，美国是一个大岛。^[46]如果英美能够重新统一，那么就能够继续维持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世界的统治。^[47]马汉仍然坚持了制宪者的构想，即美利坚岛屿需要依靠的是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海军，而其前提就是美国内部要统一稳定。

20世纪的美国仍然如此。联邦党人所奠定的地缘战略基本盘保证了美国本土不受侵犯。即使在二战当中，美国也仅仅是在太平洋的珍珠港遭到了日本的袭击。1963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约翰· F.肯尼迪 （John F.Kennedy） 总统正是秉承了联邦党人保持美国本土不受威胁的策略，强势化解了危机。其时，美苏皆拥有洲际导弹，可从本土发射到对方境内。然而洲际导弹预警时间过长，只有将导弹部署在对手国土附近或者邻国，才能大大缩短预警时间，使其无还手之机。于是苏联将导弹部署在古巴，因而可精确打击华盛顿。^[48]面对此次长达13天的危机，肯尼迪在 “最后的星期六” 决定，美国不入侵古巴，但苏联须撤出放置在古巴的导弹；若苏联拒绝，美国即在24 小时之内攻入古巴。作为回应，美国承诺会在苏联撤回导弹之后，秘密撤回其部署在土耳其的针对苏联的导弹。^[49]肯尼迪总统对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又一次确认了美国本土不受侵犯的原则。此外，1980 年代里根总统推行的 “星球大战” 计划 （Star Wars Program，又称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正是建立在美国本土有着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天堑的基础上，因为导弹必须穿越大洋才能打到美国，而美国只需要防御洲际战略导弹以及外太空航天器就可以维护本土的安全。^[50]在9· 11事件之前，美国本土从未受到过外部力量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