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优化措施

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邀请了30位有影响的科学家、教育家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来北京座谈。时任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苏步青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萌动了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一）选择春天 力行实事

1977年春夏，朝野同心，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他即申明：“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其时，邓小平所选择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抓科学和教育。

十年“动乱”，所谓的“文化革命”，受害最严重的自然是文化领域，而其中的“重灾区”又是科技和教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科技是否发达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现代教育则是国民素质构建的基础。身为新中国的创建者之一，又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文革”对国家、对个人的严重损害的邓小平同志，对这一点，特别是对当时受到重大冲击的中国科技和教育领域的现状，有着深刻而痛切的认识。

为此，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30位有影响的科学家、教育家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来北京座谈。中国科教事业的第二个春天，由此萌动。

在这批被邀请的教育家中，有民盟中央委员、时任上海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早年赴日本求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并被推荐为该校兼任讲师，193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苏步青在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发表的41篇相关论文在日、美、意等国的数学刊物上发表，陆续在国际数学界得到介绍和引用。有人将他喻为“东方国度上空升起的璀璨的数学明星”。1931年4月，苏步青谢绝了东京帝国大学的聘任，在夫人松本米子的支持下，回到自己急需科技建设的苦难的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此后，不管是在抗战的艰难岁月还是建国后的和平时期，苏步青都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于学术研究和培育人才上，不仅他本人在学术上多有建树，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欧美和日本数学家称他与他的学生从事的微分几何研究为“浙大学派”，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则赞誉他“在曲面的仿射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获得过多项漂亮的成果”，“创建了一个数学几何的学派，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

“文革”期间，苏步青同整个国家一道历经了磨难。在被“批判”、“改造”、“接受再教育”的摧残与迫害中，苏步青也没有放弃科研教育事业，他影响和带动造船厂的技术人员研究船体数学放样，攻破技术难关。而个人的痛苦之外，更令苏步青痛心的是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所遭受到的沉重打击，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此时的苏步青还不清楚，他心中的痛苦已经是邓小平心中的焦虑。

当接到参加中央关于科学教育和教育工作的座谈会的邀请时，苏步青心中充满了希望。飞抵北京，在从机场驶向下榻宾馆的汽车上，陪同的一位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告诉他，“座谈会计划开5天，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请您准备发言。”苏步青听了，十分激动：“好！小平同志亲自抓，科技、教育这两个重灾区翻身有望了。”并表示：“发言，当然要发，一定要发！”此时，苏步青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和复旦大学副校长，他有太多的感慨、太重的建言要倾吐啊！

（二）春暖解冻 肝胆相照

8月4日上午8时半，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内中央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位科学、教育方面的专家满怀期待。邓小平身穿白衬衣、绿军裤、黑布鞋来到会场，他一坐定便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听听大家的意见，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请大家畅所欲言。”

苏步青第一个发言。他慷慨陈词，首先强烈要求推翻“四人帮”1971年提出的所谓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实事求是地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现状。

“四人帮”所谓的“两个估计”，即，一，“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很明显，“两个估计”是对“文革”前我国教育事业和从业队伍做出的完全错误的根本评估，它不但歪曲颠倒了“文革”前我国教育事业的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它粗暴无理地贬低甚至剥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作为国家和事业的主人的身份、地位和权利，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不澄清，带着如此重负，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怎能全心投入工作，中国的教育事业又怎能腾飞呢？这不仅是苏步青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当时全国教育工作者最关注的问题。苏步青的“当头炮”轰到了最要紧的点上。全场所有的人都期待着邓小平同志的回应。(www.xing528.com)

邓小平同志立即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主导方面是红线！

生活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今天的人们，是很难体会这句话在当时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的。而对于当时与会的那些被改造了十几年、劫后余生的专家学者来说，从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同志口中说出的这句话，就是春天的一声惊雷，是拂过他们心头的最温暖、最强劲的一阵春风。

邓小平同志立场鲜明的表态，开启了在场专家们的心扉，也给了苏步青极大的鼓舞，他继续提出科教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他建议恢复和重建被“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的科研、教学队伍，让离队的科研、教学骨干归队，把停顿的科研、教学活动尽快开展起来；还提议恢复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恢复研究生的培养制度，这样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其实，苏步青谈到的这些问题，已经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注之内了。在当年5月份，还没有被恢复工作时，在一次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还说，“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苏步青的提议正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座谈会也成了邓小平同志将自己的这些想法付诸行动的一次重要实践，而对一些具体问题他更是果断地当场拍板解决，雷厉风行，充分体现出他那种实干家的一贯作风。

当他听到苏步青谈到，有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论文给他，其中有十几位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时，他立即对在座的教育部负责人说：“你通知这十几位青年，让他们到苏步青同志那里考研究生，来回路费由国家负担。”当苏步青在谈到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的现状时不无忧虑地说，过去这个所有18个科研骨干，被称作“十八罗汉”，而今有16人未能归队。邓小平急切地对教育部的负责人说：“叫他们统统回来！”对于得到许多专家极力赞同的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他向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询问了一下后，当机立断：“高考从今年起立即恢复！”

苏步青还谈到了学术刊物的印刷出版工作亟待改进的问题。他例举了复旦大学中年教师许永华遭遇的困境。许永华是研究抽象代数的，他提出的一个定理被国际数学界称为“许——托曼那加定理”，他已经写出了20多万字的论文，如果按照目前的出版速度，到1990年也登不完。学术成果不能及时发表，不能尽早被认知和应用，必然要影响、阻碍其演化为生产力的进程。对此，邓小平同志说：“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从8月4日至8月7日，与会专家们畅所欲言，针对当时科学、教育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急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商讨。邓小平每日准时到会认真倾听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参与讨论研究。那种气氛真是肝胆相照，春风激荡。20年后，苏步青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还动情地说：“我和小平同志有五次较深的交往，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那次科教座谈会，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让我和童第周等科学家揭发‘四人帮’破坏科教事业的罪行。小平同志说给我三个小时时间，慢慢说，中午和我们一起吃饭。这些场景都历历在目……”

（三）春风激荡 春光永驻

随即，8月8日，邓小平同志对4天来大家探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总结，发表了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八八”讲话），讲话分六个方面，从政治和政策高度对会议议题进行了阐述。讲话指出，建国后17年科教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推翻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在十数年后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这篇讲话做了这样的高度评价——“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

这次座谈会的情况和“八八”讲话很快下传，春风从这里迅速吹遍全国。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强调说，拨乱反正，语言要准确，办事要快。在他直接领导下，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以极高的效率和惊人的速度全面展开：教育系统破天荒地连续开了44天会，当年年底——11月28日至30日，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高考举行；不久，教授、讲师、助教的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强大的教材编写班子组成了，新的中小学教材很快进入使用；一批重点大学被加强，重新成为培养科技人才的中坚。第二年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国科教工作的春天到来了！而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开端和推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

在邓小平的亲切关怀下，苏步青也重返科研和教学领导岗位。他提出的“十八罗汉”问题得到了解决，一些科研骨干很快归队；他推荐的那批爱好数学的青年，有12人考上了他的研究生，其中2人还取得了博士学位。1978年苏步青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并被任命为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推进改革、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将自己焕发的二度“青春”融入激荡全国的春风里。

苏步青曾经说过：“可以这样说，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我国科教事业的第二个春天。”今天，当我们回顾27年前那个充满春天气息的夏日里发生的这一切时，依然可以感到心与心交流时的那种急切和真诚。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位是国家领导人，一位是科教工作者；一位是政治伟人，一位是学术泰斗，他们用自己同样对祖国的热爱和赤诚，对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关切和卓见，共同催育了中国科教事业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