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推动者与创新者

如罗伟同志所说：后来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主要思想与1975年的科学院“汇报提纲”是一脉相承的。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具体干这些事情的还是这些人——筹备1978年科学大会的，基本上是当时参与搞科学院“汇报提纲”的那一拨人。

吴明喻，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科委副主任，1962年7月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他是周恩来所作讲话的整理者；1975年的科学院“汇报提纲”，他是执笔人；1977年7月的科教座谈会，他是会议记录的整理者；1978年的科技大会，他是邓小平会议讲稿的主要起草人。

当他以自己身经的历史述说邓小平在我国科技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我深深地被打动了。的确，岁月如纷纷扬扬的尘土，慢慢地覆盖在一个个历史的层面上。今天的年轻人看一些事会觉得很平淡，但是那些过来人，那些往事的经历者，他们能了解，许多今天看似平常的事，在走到今天这一步时，是多么的不容易。

“1962年经过困难时期以后，开广州科学工作会议。周恩来作了讲话。”吴明喻说，“他在讲话前，很作了一番推敲，据说把所有的历史档案都翻阅了。他当时定的调子是：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周恩来的讲话是我整理的。他在定了这个调子之后，又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这个人，人在淮安出生长大，但是祖籍是浙江。人问我的出生，我说我是江浙人也。这是不忘本。”

“这话有什么含义吗？”我问，因为我听不懂。

“这意思就是说，今天说你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你不要忘了你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必须再接受改造。周恩来必须要说这样的话，否则在毛泽东那里通不过。毛泽东对‘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看法的。

“在周恩来这个讲话中，知识分子还是没有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周恩来能说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是很感动了。

“陈毅的讲话比较干脆，他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毛泽东后来对陈毅的这个讲话有一些意见。

“在1962年困难时期过去之后，毛泽东又开始重提阶级斗争，又开始抓阶级斗争，所以，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也不能提了。毛泽东定的调子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同情者。

“1977年7月的那次科教座谈会，记录是我整理的。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邓小平说出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这句话。因为我联想到他在1975年就说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这很重要，这是他的基本思想。

“1978年著名的科学大会，邓小平的讲稿就是根据小平同志关于科技的一贯论述由我同《科技日报》的老社长林自新起草的。我们根据他一贯的讲话精神，写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想，知识分子也是以薪金来维持生活的，应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已经不够了。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提法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

“但这个提法在当时看来确乎有些‘胆大妄为’。后来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稿子，汪东兴就提出了：我看这个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毛主席讲了这么多话为什么不引用？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也不说了。散会之后，方毅同志请教小平同志：这个稿子怎么办？小平同志说：一个字不要改。

“后来，吴冷西打电话给方毅同志，对邓小平的发言稿说了两点建议。一点是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还有一点就是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否改成‘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当方毅把这个意见拿来讨论的时候，我们坚决不同意这样改。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那么这些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在全体知识分子中的比重是多少？是千里挑一还是万里挑一？这样改，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不是还没有摘掉吗？方毅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方毅同志向小平同志报告的时候，小平同志说得很干脆：第一点接受他，第二点，不动。

“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时，你知道，80多岁的老头子都在会上哭啊！这是几十年的压抑，几十年的千钧重压啊！”

说到这里，吴明喻的激动也几乎难以自制。我理解。我相信但凡看过“那个时代”的一点儿尾巴的人都能理解。

如果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连舒心地活着尚且都做不到，到了这个“综合国力的竞争其实就是科技的竞争”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怎样去同别人竞争？

但是当时除了邓小平，谁又能扭转这个乾坤？

“一些战略上的考虑，早在小平同志的心中有了底数。1977年底他第三次正式出山之前，就有打算，有说法。事实上，经过1975年的整顿，我国科技工作的一整套思路，基本的框架性部署已经都在他的心里面。”在接受采访时，原科技部秘书长、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张登义这样说。

“大约是1977年四五月份吧，”他说，“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被撤职被第二次打倒的前国家领导人，应该说当时主持科技工作的方毅同志胆子很大，那个时候方毅同志就找过小平同志，向他请教科技工作应该怎么搞。方毅同志对小平同志很敬佩，他说过，凡小平同志干的工作没有干不好的。小平同志谈了很多问题。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小平同志就讲过科研工作要走在生产前面，用好人才很重要，方毅同志请教时，小平同志又强调了这个观点，重申要保证科技人员的工作时间，党政工作者要作科研人员的服务员，给科技人员的活动的余地要大，不要把他们绑死了。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他敢于讲出这些话，说明了他的胆略和气魄。也说明了他心里的一贯思想。

张登义说：“1977年7月小平同志第三次出山的时候，他就向中央主动请缨要去抓科技和教育。

“科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牛鼻子，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必须首先牵着这个牛鼻子。(www.xing528.com)

“科技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关键；教育，又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这是一个链条——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科技，是牵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邓小平主动请缨要去抓科技和教育，是要抓中国发展的要害，这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我认为最不容易的，是邓小平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去做，敢于承担责任。他当时说出的话，都是突破性的。在现在看来，这没有什么，可是在当时，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那需要的不仅是一种勇气——那需要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当时也有与他相同地位的一批老同志，谁能像他那样说？那样做？他的讲话都不长，但每句话就是每句话的道理——都是在他脑子里考虑再三的、成熟的、千锤百炼的结论。”

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的《科学的春天》报告的起草者胡平说：“我想小平同志在第三次出山之前，就已经考虑清楚了：经过‘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知识的全面否定，对科学技术的疯狂破坏，要拨乱反正，要搞现代化，不是买一批先进的技术就可以实现的，首先面临的是观念与政策的问题，要把科学解放了。

“我们国家既面临着产业革命的任务（人家几十年前就完成了）又面临着赶上信息时代，不抓住科学技术这个突破口，打开这个突破口，我们将无所作为。所以小平同志在这个时代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1977年再出来时主动要求抓科学技术，1978年的科学大会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是一个突破口。”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张玉台说：“邓小平复出后，高度重视科技。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是科学家写的报告，他都亲自批，而且批得非常干脆，总是‘同意’、‘我同意’。当然一些重要的文件要报政治局批准。比如改善科研条件、恢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盖学部委员委员楼等都是小平同志亲自批的。”

小平同志对科技的重视，缘于他对世界形势和发展的深刻了解，对国情的深刻了解。他是牢牢记住了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上的讲话的。这个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小平同志有大家风范，在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很快能抓住重点，抓住关键之处，要干的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他对科学家们是非常尊重的，科学家们也愿意对小平讲心里话。

《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起草者之一、原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同志说：“我觉得小平同志第三次出山后，他做事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不争论，什么事做起来再说，不对，再重来。中国过去的争论太多了。帽子多，棍子多，条条框框多，一争论，把时间都争论掉了，也难争明白。

“科技人员越级提拔就是小平同志‘先做起来’的一个事例。当时给科技人员涨工资有困难，就先给一部分人发津贴，这是在科学大会前后。看似小事，解决不那么容易。在小平同志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曾经讨论过这问题。科学院提出：科技人员工资太低，能否解决一些？开会讨论时华国锋说：工资问题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后来邓小平说：全部解决不了，就先解决一部分。这就是以先给一部分人发津贴的形式解决了。但事情开了先河之后就好办了。”

“一些事情干起来再说，不对再重来。没有那么多教条。提工资不能都提，就一部分人先提。不争论。看起来是抓了一些实际的事，但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是恢复高考、招研究生、建博士后流动站，都是这样，干起来再说。”他有这个魄力。

“在开科学大会筹备会时，冶金部的一个同志同我聊起他们那里的冶金研究院有一个叫陈篪的，就因为他一心一意做业务，病得很重还批他。我听了以后，随手在纸上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后来交给了方毅。没有想到方毅同志把这张条子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种人应该表扬。几天时间，作为冶金科学战线上的铁人，陈篪在科学大会上发言，成了榜样。这就是小平同志的做事风格——雷厉风行。”

“杨乐、张广厚越级提升也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他同方毅讲，你先提嘛，不用等很多人一起提。这个口子一开，很多事就好办了。”

罗伟的观察很敏锐。“不搞争论”确实是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后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他在宽街的院子里散步时捕捉到的思想的火花吗？

邓小平后来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不错，这是20多年的积习了！十亿人的一举一动，一个念头，一句话，都要诉诸“主义之争”，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无休止无结果的争论漩涡之中，上纲上线，不能自拔。20年的争论留下一条教训：空谈误国，争论误事。

1977年2月3日邓小平出院后，没有再回宽街。在叶帅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

毛毛这样描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和叶剑英元帅的那次历史性会面：“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

“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坐到汽车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15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前奏，从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称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确实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伟大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建立国家，但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这个革命没有动用枪炮，没有诉诸武力，但它却使一个国家改变了封闭自守，从此走向世界。

这两点，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更迭了多少朝代都没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