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街的幽居生活探索与优化

在西直门附近的一所普通民宅里，我见到了现已退休的原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副局长李维信。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的时候，他在宽街邓小平寓所与邓小平一起度过了一段幽居的日子。

“那时我在原中南海招待所（现金台饭店）当副所长，组织上突然让我准备一套行李，要执行一个任务。啥任务不知道，一辆吉普就把我拉到了宽街。”李维信说，“这时候我才知道，邓小平经过他的个人要求，要同孩子住在一起，已经结束隔离，从东交民巷搬回了宽街。但回来后谁来管理？任务就交给了管理局。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连家都没有回。去了以后看到，当时8341部队派了一个警卫班，比一般警卫班人多一些。”

“房屋的前后都有一个哨，晚上还有一个巡逻哨。交给我的任务是管生活，并注意安全，还要绝对保密。那时招待所的干部职工都不知道我干啥去了，只有有关干部知道。

“买菜可以要车，有保姆去买。我每星期去301医院给邓小平取药，如果他看病负责要车并陪他去。当时邓小平的工资400多元，取药在301医院都使用代号。朴方在301住院，毛毛经常在家。

“比较起在东交民巷的严格隔离，在宽街要松一些，只是不能随便出去。这时外面有很多谣言，有的还说邓小平跑到朝鲜去了。中央电视台找来采访，我说就住在这里。

“当时，文件不给看了，连报纸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坏了几次，由我抱去修理。抱到广播电视部技术处去修理。人家爱答不理的，说放在那儿吧，我一说是老邓的，修理工就积极了，说是老邓的呀，那得赶快给修，给好好修。很快就修好了。从这里我也看出了民心，老百姓是向着邓小平的。

“我刚到宽街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炊事员不干了。他说报纸上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能再干了。我劝他：管那么多干啥？这是组织交代的工作。可组织还让我划清界限呢！我不干，不就是划清界线嘛。炊事员执意要走，他走了。他走后，邓小平的继母就自己来做饭。

“邓小平家的两名服务员那时也要走，也说要划清界限。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说这是组织上派的任务，你们走了，也还要派人来做。影响面大了反而不好，所以组织要求她们留下来继续做。她们还好，听劝。留了下来。没想到只过了两个月，走掉的炊事员又自己回来了。这也说明他到社会上看到了人心所向。这个时候人们都看清楚了谁是真正为老百姓的，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群众的心态是大不一样了。

“邓小平不爱说话。在宽街的那段时间，只有他在301医院住院的时候同我说了一些话。在301医院，他要做手术，吴蔚然大夫是手术顾问。吴大夫去同他谈手术方案，我在门口站着，邓小平就说，‘你也过来，你也听听。’因为我当时算唯一的官方代表吧。

“我每周去医院两次，主要是看他生活上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就在邓小平住院的时候，‘四人帮’已经被粉碎。

“有一次我说：有十几部电影要拿出来放。邓小平说：不只十几部吧，有很多电影都可以拿出来放。

“在他刚做完手术时我去看他。手术后的邓小平身体恢复很快，又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那时他还是什么文件也看不到，他的眼睛望向我，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就立刻走到他的面前：‘首长，有什么事吩咐？’‘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吧？’他问。‘下来了一个，后面还要下。’我说。‘传达到了哪一级？’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文件，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也要求看一看。’他很郑重地说。‘行，我马上汇报。’我说。

“从1976年12月14日起，恢复了给邓小平看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粉碎四人帮材料之一’，我亲手交给他的。

“他看完文件后，我去取文件。他叫我坐坐。‘坐这里，坐这里。’他说。我坐到了他的身边。

“‘我看啊，不需要之二、之三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www.xing528.com)

“那天他兴致很高，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再谈谈，外面还有什么新闻？’‘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呢。’我说。‘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啦？’邓小平的眼睛透出了孩子般的好奇。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和形容。’于是我告诉他他的女婿骑着那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摩托车爆炸了——是汽缸的质量问题，汽缸爆炸了，碎片都蹦到哨兵的衣服上了。

“‘伤人了没有？’邓小平关切地问。‘没有伤人。’我说。

“‘我们的好多产品就是质量不行，’邓小平感慨地说，‘不行，还吹。就那个‘风庆轮’，‘四人帮’吹它如何如何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当时好像也出事了，质量有问题。我说它的质量不行，江青就同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在手术之前，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都去医院看过他。他们是从暗楼梯上去的，没有从大门进。消息传开后，更多的人来医院，专门看望邓小平。后来他那个南楼五层，都要成一个会客厅了。

“撤职以后，邓小平很坦然。他每天都锻炼身体，除了在院子里散步，就是每天戴个大草帽，把院子里的草剪一遍。他做事特别认真，大夏天的，毒日头下，他也坐一张小板凳上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每次汗水都湿透了衣衫。剪下的草全都码得整整齐齐地晾在台阶上。他在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做什么吃什么。做完手术后，抱着个瓶子还散步，穿一件小棉袄，没有外罩。

“山东我老家来了一些朋友参观故宫，说老家好多地方都弄些小瓶子栓根红线挂在墙上。这个时候，从社会上的呼声，从叶剑英嘱咐的一定要安全保密，把邓小平的病一定要治好，我已经意识到他就要出来工作了。毛主席纪念堂奠基时华国锋还说过一次要继续批邓，以后就不提了。

“那是在京西宾馆开会，他第一次出来。好多老同志都想看他。会议未散之前，许多老同志就提前退场了，等在门口要见他一面。王恩茂跑得最欢了，王恩茂那时是新疆的第一书记。这些老同志见到他很亲热，互相说的是：你胖了。你瘦了。”

李维信，从十几岁参军起就进了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服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乃至赫鲁晓夫、胡志明，他都能说出他们的一个个小故事。我问他：你接触了这么多中央首长，比较之下，你觉得邓小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他很认真地想了想。

“我在山东老家做儿童团长的时候，他是刘邓大军的邓政委，我对他就有印象。能干、干练，办事干脆、不拖泥带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像他特别爱动脑筋，我感觉他了解的东西要比别人多。1954年修官厅水库，中央首长都去参加劳动，休息的时候，在大坝底下，朱德和彭德怀下一盘象棋，邓小平在旁边看。在旁边观棋的还有好几个元帅。后来好像他们就讨论起军事上的问题，邓小平谈得头头是道，到后来变成元帅们都在听他说，又都问他什么。我没有详细听，听到什么也要绝对保密的。好像邓小平谈的是国外的军事情况，他记性也特别好。看《渡江侦察记》的时候，邓小平说，‘当时我们过去的实际上不是一个排，是一个营。’他爱散步，一直都爱散步。1962年以前我在万寿路的新六所做过所长。万寿路那时就算郊外了，树多、鸟多、花多。每年春天花开时节，我们都会给中南海的首长们打电话，请他们过来玩。邓小平家总是一大家人，孩子们闹闹嚷嚷的，很热闹。有一次我陪他散步，好多花刚开过，他就说：明年早些给我们打电话，开花时就给我们打电话。”

像在江西的将军楼一样，邓小平在他宽街的那所古老的宅院里又开始了他习惯的散步。李维信说起邓小平的散步很传神：他不会踱慢步，开始的时候，或者说绕院子走前三圈，那脚步还说不上很快，但是三圈以后，就开始越走越快了，简直就是疾步行走了。他快步行走的时候，神情很专注，就好像他的思想与他的脚步一样在快速运行；如果他的思想一旦捕捉到了什么，他的脚步就会更快，像急行军一样，好像一走慢了，那思想的火花也会稍纵即逝。

邓小平在宽街幽居的日子里延续着他举世闻名的“散步”，但此时散步已经不是彼时散步。经过第二次的复出，经过这三年的大风大浪，经过轰轰烈烈的1975年大整顿，邓小平的治国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

这些，很快就会在他的第三次出山时，在拨乱反正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