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壮阔波澜：回顾不凡的一年

（一）好戏连台——“工业二十条”

现在40岁以上的人也许会记得，1975年1月10日，支撑着病体的周恩来总理以他生命的最后能量，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记得当他以激昂有力的声音宣布我国要在本世纪（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时，全场骤然发出了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现在40岁以上的人也许会记得，在饱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苦、饱受了物质匮乏的贫穷之苦之后，当听到人民崇敬和信任的总理宣布我们的国家要再振旗鼓搞建设，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时，全国人民欣慰至极，深切地期待着。

这个令全国人民耳目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是由刚刚全面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起草的。这是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序曲。

邓小平后来说：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实验过一段时间，只不过当时的名称叫做“整顿”。

1975年的整顿恐怕是历史必须要做的安排，因为这一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第9个年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四届人大后，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把工作移交给了邓小平，而邓小平不仅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事实上，“出山”不久的邓小平已经主持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他似乎有了开始全面整顿的条件。但在那个时候，“四人帮”仍掌握着重大权力，“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乱了很多是非，并且已经打乱了全国的工农业生产的大局。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整顿，犹如在刀尖上跳舞。所以，就有了一件戏剧性的事：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之始，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应该是希望绕过“念念不忘”的“阶级斗争”，从而得到一柄全面整顿的“尚方宝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柄“尚方宝剑”并不那么灵验，“三项指示为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首先受到批判。毛泽东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当然，这是后话。

1975年暴风骤雨般的全面整顿以铁路整顿为起点。在成功地进行了铁路整顿、钢铁整顿、财经整顿之后，全面整顿渐入佳境，整顿开始指向国民经济细胞——企业，于是，邓小平要求国家计委先拿出一个工业整顿的纲领性文件。

当年组织起草这个纲领性文件——“工业发展条例”的谷牧同志对此是这样回忆的：“8月18日，小平同志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要扩大进出口，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强调说这是一项大政策。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

“按照他的这一指示，我们对文稿进行了认真地修改和补充，由14条改为20条（因而简称‘工业二十条’），准备提交当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下达执行。我还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和冶金专家进行了认真研究，设想在沿海某个港口城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设一个主要‘吃’进口矿石的大钢铁厂。后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即由此肇始。”

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谷牧对许多事已淡忘，但他印象深刻的是：邓小平对“工业发展条例”的修改意见都是关于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的——不管是扩大出口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还是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确，尽管8月18日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工业发展条例”时发表了许多意见，但核心内容是要促进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

他说：“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

他说：“我们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要想赶上先进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他说：“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他说：“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

他说：“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原来学的技能没有发挥出来，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他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批人才，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修改后的“工业二十条”把增加出口、引进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放到重要的位置。

文件明确指出：“要加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必须把采用先进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来。每个部门、每个行业都要了解本部门、本行业最先进的技术，订出计划和措施，尽快地掌握和应用。”“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我们所急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洋为中用。所有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都要抓紧时机，尽快地把我国急需的国外新技术学到手，把学习和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了得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所必需的外汇，要采取措施，积极增产能够出口的、换汇率高的工矿产品，建立专门用于出口的煤炭、石油等产品的生产基地。”

文件虽然没有用对外开放这个词语，但从对引进和出口两方面的要求和措施来看，要加快我国工业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一指导思想已经十分明确，步子也已经迈得相当大了。

与此相应，对科技人员、对学习科学技术，也提高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的高度。文件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有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才。”所有干部，不仅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学习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带领职工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广大工人，要积极学政治学技术，提高阶级觉悟，掌握生产技术”，要给他们办好业余文化学校和技术学校；科学技术人员，“要坚持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同时要努力钻研科学技术，精通业务。”“科技人员不适当的调离本行的，要调整”；“各级单位要表扬那些又红又专的先进人物。”

11月3日的“工业二十条”修改稿是在邓小平8月18日讨论这个文件初稿讲话的直接指导下形成的。

事实上，谷牧同志后来回忆，在之前的钢铁整顿中，邓小平就强调了科学技术在工业企业中的重要性。

5月21日，谷牧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时作汇报。在他汇报之后，邓小平作了讲话。他说：“领导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那么复杂，没有懂行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不打乱仗才是怪事了！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讲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嘛。”

“工业二十条”没有等到正式下发。因为不久之后，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谷牧回忆：“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讨论如何贯彻小平同志指示和‘工业二十条’时，当年第四季度，发生了大家周知的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工业二十条’被‘四人帮’一伙诬为‘反党大毒草’遭到攻击和‘批判’。但是，整顿赢得党心、民心，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工业二十条”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大批特批的“三大毒草”之一。尽管它没有正式下发，但由于人们对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热烈渴望，在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个文件就得到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业界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并对当时的工业整顿，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二）科技整顿——左有张爱萍右有胡耀邦

采访《科学院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的起草者之一、原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同志时，他很细心地给我准备了许多当年的相关资料，使我十分感动。在他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中，我看到了一张写着钢笔字的已经发黄的字纸。细看一下，上面第一行写着：1975年8月17日胡耀邦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底稿）。信的全文是这样：

邓副主席：

送上我们反复多次修改的“汇报提纲”。这一稿有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有些地方吸收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好意见。乔木同志最后为我们作了许多很好的修改。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正，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胡耀邦

我抚摩着这份发黄的稿纸，仿佛抚摩着当年的岁月。

“他岂止是‘拼了一点老命’，他是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了。”提起当年胡耀邦在科学院进行的整顿，当年胡耀邦负责起草的“汇报提纲”的执笔者吴明喻很动感情，“不过，胡耀邦之所以能那样敢做敢为，也确实因为有邓小平在后面给撑腰。”吴明喻回忆了一段当年的故事：

那是胡耀邦才进科学院的时候，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有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诉官僚主义之苦，说他受科学院某学报的压制。这封信姚文元先看到了，姚文元于是把信转给了主席。后来这封信又转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看到信后就找我们谈话，说姚文元要找麻烦来了。他马上会派很多新闻记者过来采访的，我们要立即有所动作，查清这封信所反映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马上就把各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都找来了。问明白情况，连夜就写了一份报告送上去。报告大概内容是：此事是胡耀邦来之前的事，现在正在整顿。

报告写好后，我们问：要不要送给姚文元？胡耀邦说：不送，送邓小平。

“邓小平拿到这个报告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一点儿没耽误。姚文元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追问事情怎么处理了，胡耀邦听到是姚文元来电话说：我不接电话，让李昌接，就说正在处理。

还好马上邓小平也来了电话，说主席批示，已经阅过报告。没事了。这事就算这样摆平了。我们也不用管姚文元了。

当年的斗争就是这样复杂而微妙。

在7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在这之前，张爱萍将军已经先行在国防尖端科技的整顿上打开了局面。邓小平深知科技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又是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郑重向全国人民承诺的“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所以，科技整顿，是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重头戏，也是最让人回味的一段历史。

15岁参加学生运动，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长征的老将军张爱萍是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国家和军队的各种领导岗位上曾长期负责我国的国防尖端科技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被长期迫害与囚禁，在1972年底他获得“解放”之前，已经被折磨得一身病疼，两腿伤残，须腋下拄着双拐才能行走。后经一位老中医用祖传秘方治疗，方可丢掉双拐，持手杖走路。

1974年10月2日，叶剑英元帅“一顾茅庐”与张爱萍谈话，希望他去国防科工委工作，张爱萍没有立即应允。11月5日，我国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失败。第二天，叶剑英就在西山约见张爱萍，再请他出山抓国防科委工的工作。他说：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并说，小平也认为你合适。这次张爱萍没有拒绝。之后，他到西山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说：“人家让你工作就工作嘛，工作总比不工作好。”

1975年3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张爱萍任国防科工委主任。

张爱萍赴任之始就遇到了一个下马威：七机部第一研究院（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下属的二三〇厂进厂门的道路上刷出一条大标语：“张爱萍，我们这里关你什么事？你从哪里来还滚回哪里去！”

张爱萍拄着拐杖召集了七机部全体干部大会。这位历经过多少枪林弹雨生死一瞬的老将军威风不减当年：“让我们滚回去，给我们以吓人的压力。你的压力就压住了么？见他妈的鬼！是我自己跑来的。我要怕压早就退避三舍了。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党交给我的任务，能够在火线上退却、逃跑、投降吗？”

看着国防科工委大批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科技专家和没有留过学的技术人员，被说成“里通外国”、“特务”，受到残酷批斗，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看到我国科技人员在中苏关系破裂、外国专家撤走之后，靠着住地窖、喝咸水，自力更生创建起来的科研基地和研制设备，眼下竟像遭到“刀劈斧砍”一样，被肢解、毁坏得面目全非，这位热血铁骨的将军激愤了！他拍案而起，“你们把七机部搞成这个样子。真是五牛分尸，刀劈斧砍，9年无宁日！”

张爱萍上任之后，沉重的责任感使得他把全部的身心都付了出去。他拄着手杖，拖着伤腿，上飞机，下基层。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张爱萍很快就使国防科技的工作步入了轨道。而邓小平，他一直关注着国防科技的这场整顿。

1975年5月12日，邓小平赴法国访问，18日回北京。19日上午，邓小平就同叶剑英、聂荣臻、陈锡联一起，在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地听取了张爱萍、钱学森等人的汇报。邓小平早就听说张爱萍受大标语、大字报“驱赶”之事。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后，邓小平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说错话，有错误，这不要紧。做工作，没有错误不可能，错了就改嘛！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我和叶帅负责……”“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你（指张爱萍）还在七机部吧？没有被撵跑吧？要待下去，不要怕抓小辫子。我这个人像维吾尔族的姑娘，就是辫子多。”

1975年下半年，我国接连成功地发射了三颗人造卫星。这就是张爱萍整顿后的“三星高照”。

（三）一片冰天雪地

有张爱萍在前，7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国家科委及由其代管的中国科协，都合并到了中国科学院。所以，科学院的整顿不仅关系中国科学院本身，更关系到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

胡耀邦，长征路上出名的“红小鬼”。长征干部中，他属于年纪最轻的几人中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做共青团工作，曾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也做过党的领导工作，曾兼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为了人民的利益奋不顾身。他的正直和热情，能感染所有接近过他的人。要了解胡耀邦所接受的任务的艰巨，看看科技领域这块“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的样子就知道了。

全国的科学研究队伍早已被摧残得零零落落。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一顶最常用的帽子，许多知名科学家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科研人员中，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同时有名目繁多的罪名加在知识分子的头上，什么“知识私有”、“个人名利”、“技术挂帅”、“理论至上”等等，不一而足。

到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仅北京地区的170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列为打倒或审查对象。“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有1909户。而迫害致死的有229人，占全院职工总数将近千分之四。处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上海地区，灾难更为严重。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迫害致死人数占职工总数将近千分之七。清理阶级队伍中使用的刑讯手段多达几十种。“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在科技系统中“抓特务”，他们说：“这里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

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到逼供、隔离、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上海植物生理所40%的人被打成了特务。1968年到1969年间，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抓特务，说是有八条又粗又黑的特务线，涉及216人，隔离审查100多人，逼死10多人。

1966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谢家荣，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斗争”，不堪下跪和被殴打等人生侮辱，当天晚上，谢家荣在家中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

他写下了遗书。家属发现他死亡时也看到了遗书。但是他们当即烧毁了遗书，报告说他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因为如果人是自杀的，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罪加一等，不但自杀者会遭到死后的批斗，还会祸及家属。

张孝骞，这位第一流的医学权威，常给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瞧病的老专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关进“牛棚”，造反派们要他承认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是“美国特务”。他说他只是一个爱国的穷书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也不是“美国特务”。不承认就打！张孝骞教授的“牛棚”里传出皮鞭抽打声和张孝骞的惨叫声，与他相邻的难友心惊胆战……

“文化大革命的那些迫害对知识分子伤害太深了，他们真是寒心了。”“文化大革命”后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吴明喻说：“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都有一颗耿耿报国之心，上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老院士，是一位桥梁专家，建造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他关在牛棚里，还趴在那里计算桥梁的结构应力。”

把知识分子搞得不敢大声喘气，这个国家还能有希望吗？但不仅仅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有近乎于疯狂的对自然科学的全部否定。

自诩为大理论家的陈伯达，让科学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科学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刊物。

张春桥、姚文元组成了“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而相对论，则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在物理学中“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唯心主义逆流”，“在它的带动下，自然科学被资产阶级御用科学家们糟蹋得不像样子”等等。

科学院革委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准备以批判相对论的学习班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继而在生物学、地学领域中也开展类似的批判工作。”

至于当时国际科学界普遍在努力研究的电子计算机，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把电子计算机吹得那么出神入化，其实……是用以骗人骗己，麻痹人民的意志，转移阶级斗争的大方向”。

张春桥说：知识分子从小到大所学的知识“统统忘掉了还好些”，“全国都成了文盲也是一个胜利”。

姚文元说：“那些口口声声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是最不懂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最杰出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哪里有自然科学的理论。”

这些在现在看来简直是精神病人的呓语，但却是当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那时候，胡耀邦来的时候，旗帜很鲜明，就是要整顿。第一要解决派性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四人帮’的帮派问题。第二就是要抓业务，刮业务的台风。胡耀邦说过，七八级还不够，要刮十二级的台风。这种提法在当时的科技界影响非常大。”《科学院汇报提纲》的起草人之一罗伟说。

罗伟说：1956年小平同志同张劲夫谈话，调他到科学院做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张劲夫说，我不懂科技。小平同志说：你的任务就是为科研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

“这一点张劲夫记得很牢。胡耀邦去时，邓小平又对他交代了：‘为科研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胡耀邦到科学院不久就抓了个‘五子登科’。”

所谓“五子登科”，指的是“房子、妻子、孩子、炉子、票子”。胡耀邦进科学院伊始，就一头扎进科研人员中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他了解到的科技人员的普遍困难是：一、住房拥挤，屋里放不下书桌；二、夫妻两地分居，长期得不到解决；三、孩子进托儿所困难，没有人照看；四、工资收入低，为生活犯愁；五、没有煤气罐，烧饭困难。胡耀邦决心要设法解决这五个困难。对于长期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胆战心惊的知识分子，“五子登科”这个口号一下子就温暖了他们的心。

胡耀邦开始着手切实解决问题。很快就搞来了一部分煤气罐。其他几项正在努力之中，不幸而被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

三个多月的整顿，给800多人落实了政策。

胡耀邦在8月19日与科技人员的座谈会上讲了他了解到的一个典型事例：“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科学家，是牛津大学毕业、搞植物生态研究的，在1970年被下放了。”他对在座的科学家们说：“就你们所知，还有没有一些有成就的人，现在在农村，或是分配工作不当不能发挥作用的？请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有一个就写一个，有两个就写两个……写好了寄到我这里来。”他诚恳地说，“拜托大家帮助我一下。”

对于把实验室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修正主义的象牙塔”，要“开门办所”让科研人员走出去，到工厂农村去，与工农结合；或者“掺砂子”，把工人农民请进来同科研人员一起工作，对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提法搞法，胡耀邦和李昌的态度坚决：必须纠正！

胡耀邦到各所调研时都要求尽快地配齐管党的、业务的、后勤的班子，特别注意业务干部的人选，选择对本行业务比较精通或比较有权威的人当所长。胡耀邦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土豆院、白菜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搞自然科学的。”

李昌说：“对科学技术战线不要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科学技术不能专政。”这些提法在科技人员中反响非常大。胡耀邦大声疾呼刮“业务台风”，整顿中的科学院真的刮起了“业务台风”。

“位卑未敢忘忧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有条件有机会做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能以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力，这对于他们，是幸福、是荣耀。但要彻底的进行整顿，首先要“名正”，名正才能“言顺”，也就是说，整顿必须要有一个依据，今后的科技工作也必须要有一个依据，这就是邓小平交代的任务：“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

（四）“科学技术叫生产力”

经过调查研究，典型试验，形成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文件，大力贯彻执行，推动全局的整顿，这是邓小平领导1975年各方面整顿的基本方法之一。

但是在当时，起草一个这样的文件真是难啊！“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文化的命、科学的命，要想起草一个能指导科学工作的文件，必须想法绕过许多“暗礁险滩”。

首先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科技战线的估计就是一个“暗礁险滩”：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专政？“汇报提纲”对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胡耀邦提出了一个绕过去的法子：不提十七年，而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就包括了十七年。于是“汇报提纲”第一部分明确提出：“二十多年来”科技战线“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

“汇报提纲”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科技人员不到十万人。大多数人为发展我国的生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做出过努力，有所贡献。现在，他们多数人在政治思想上要求进步，在科学技术上有贡献力量的愿望。对他们要大胆使用，帮助他们继续进步。要吸收他们参加一定的业务领导，或在学术工作上用其所长，发挥他们在科学技术上做学问、出主意、带青年的作用。

“汇报提纲”肯定了科技人员：“总的来说，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有一部分科技人员思想感情基本上工农化了。”

“汇报提纲”指出：“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这样做，绝不是爬行，而正是加快步伐；绝不是崇洋，而正是满怀信心要同一切洋人试比高。”

“汇报提纲”着重指出，自然科学学术争论，要通过科学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对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的学术观点不能盲从，但也不能把他们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汇报提纲”冲破“文化大革命”的禁区，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5年8月17日，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再三斟酌修改而形成的“汇报提纲”第三稿，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了邓小平。

现年已经90岁有余的李昌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邓小平对于“汇报提纲”非常重视，他对我们的提纲草案原则上都同意，但要求再修改。他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

邓小平要胡乔木就“汇报提纲”的修改同胡耀邦等一起议一下，并要求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他指出：提纲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但棱角要磨掉一些，写得平衡一些。

修改后的第四稿“汇报提纲”由胡乔木面交了邓小平。邓小平看了比较满意，并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院，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邓小平决定9月26日下午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听说有一位常务副总理对“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的论断有点不同的看法，9月25日（开会前一天）早上，特地把胡乔木找去，要他搞一个毛主席和马、恩、列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汇报提纲”的附件。并郑重交代明天早上必须编好。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汇报提纲”。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讲了很多话。在采访时吴明喻说：“把邓小平的讲话组织起来就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他本身话不多，但他的话非常有特色，没有套话，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

会上由胡耀邦进行汇报。当胡耀邦讲到我们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时，邓小平插话：这一点是要谦虚一点好。

胡耀邦说到科技人员的人数为15万人时，邓小平问：国防的在不在内？

方强回答：国防工业7个院，96个所，13.6万人，其中科技人员4.8万人。

邓小平说：一样多啊，加上他们，补充一个材料。有一半科研人员不写上，怎么能说明重要性呢？国防工办，加上，总有三十好几万人。全国应加在一起。

胡耀邦再汇报：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有三个方面。这三个任务的摆法：把生产需要摆在第一，第二是新兴科技领域，第三是基础科学。胡耀邦说新兴科技方面自己很不懂。

邓小平插话说，请教一些专家嘛。我根本没有发言权。

当汇报到第五个问题“又红又专”不敢讲“红专”时，邓小平打断胡耀邦的话说，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说清楚。

当汇报到科学院已经开了“双百”方针座谈会时，邓小平说，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胡耀邦谈到科研人员一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时，胡乔木插话说，看电影也占工作时间。邓小平反语嘲讽，那不是很好吗！文化娱乐。

胡耀邦说，大家不满意。(www.xing528.com)

邓小平说，怎么会满意呢！并感叹：不务正业，少务正业。

胡耀邦汇报科技人员生活上存在实际困难。

邓小平说：不是一般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了，修房子。

胡耀邦说自己有“辫子”。

这时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

接着邓小平鼓励胡耀邦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是99%以上。

最后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他强调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列。

他说：“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

他说：“我在大寨会上说，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邓小平强调要爱惜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他说：“现在科技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的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人就了不得。就是‘白专’，有一点儿有什么！”

“‘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表扬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他说：“你们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周荣鑫，你查一查。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

邓小平建议，建立科技人员档案，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15万人有一千人也好。有成就的也许有几十个人，就了不起。帮助他们创造条件、发展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

“1957年我去苏联，”他说，“听介绍，苏联的原子弹就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他们不是大科学家，没有名气，其貌不扬。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也要帮助解决，孩子没有进托儿所的帮助进托儿所，夫妻两地分居要帮助解决。”

邓小平再次强调了科研后勤的重要：“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止招生，后来又片面强调办“七二一大学”的情况，邓小平尖锐地提出问题。他问道：“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

他明确指出：“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也发展，但不能代替其他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

对“四人帮”否定文化科学知识那一套，邓小平嗤之以鼻：“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邓小平忧虑地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讲到这里，他特别提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他说：“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呢？”

他说：“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9月28日完成的第5稿立即报送毛泽东审阅。但毛泽东审阅“汇报提纲”时表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在哪里说过。10月24日，毛泽东把“汇报提纲”退给邓小平。

对于这个问题，吴明喻、罗伟、胡平的回忆是一致的：“汇报提纲”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其出处是1962年毛泽东在听取科学规划汇报时的讲话。当时在座的有许多人，这句话在有的同志的记录上有，有些同志的记录上没有。但“文化大革命”中许多群众组织编印的毛主席未发表言论的小册子中都曾收录这句话，因此流传很广。但不管毛泽东当时有没有讲过这句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不打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这句话他是确切地讲过的，意思也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差不多，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明确表达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意思。

因为上述根据，“汇报提纲”中便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引用为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汇报提纲”最终“胎死腹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汇报提纲’被称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发下去，作为批判用。”采访时李昌对我说。

“十二月开始‘批邓’，‘汇报提纲’被印了2500万份，作为批判的材料。人们原不知道里面都写了些什么，现在看到了，倒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吴明喻说。

1976年2月，“四人帮”在首都体育馆精心地策划了一次“万人批判大会”。姚文元布置新闻单位派来几百名记者，《人民日报》预留版面，准备大肆渲染。

“我在主席台上，没带高帽。胡耀邦因病未到场。当时心里面并没有畏惧，认为做得对。”90岁高龄的李昌费力地回忆着当年的事，“后来下面的群众都喊说不认识，要认识一下。主持会议的军代表王建中就让我站起来，没想到这时台下立刻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没想到是这个情况。后来台下群众又提出要求，让我下台绕场一周。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欢迎，群众给我的是亲切的目光和微笑，用以表示慰问。”

在这个戏剧性的场面之后，与会群众纷纷退场，“四人帮”在科学院的代表柳忠阳等人不得不下令紧闭大门，但是许多人还是滞留在场外休息厅里。摄影机摄下的是稀稀拉拉、七零八落的场面。

批判会以一场闹剧告终。

（五）故地重游——邓小平访问法国

1975年5月12日，是我国第一代舰载直升机特级飞行员郭文才终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清晨，在法国改装某型飞机的我海军某部郭文才等空、地勤人员20余人，被告知去马赛北部的一个机场等候一位领导人的接见。

上午11时左右，一架“美洲豹”直升机徐徐降落在机场停机坪上，直升机的旋翼刚刚停稳，舱门就打开了，时任我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微笑着走下舷梯，在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和中国驻法大使馆同志陪同下，朝欢迎队伍走来。欢迎的人群立即沸腾起来了。小平同志走到飞行员队伍前，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询问他们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当了解到郭文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时，邓小平勉励他们说：“你们在国外学习非常辛苦，一定要克服困难，经得起各种考验，把技术学到手，努力为国争光。”

“一定不辜负首长期望，保证把技术学到手，为国争光。”郭文才等人激动地保证。小平同志听后很高兴，不停地点头说：“好！好！回国后听你们的好消息……”如果要寻找1975年5月份的报纸，一定是一件费力的事。电子计算机确实让许多事情变得简单了，在《人民日报》的计算机房，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当年邓小平访问法国的报道。1975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法国政府的邀请，乘专机到达巴黎，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二次迈出国门。1974年4月6日，在六年多的沉寂之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即担当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重任，这是他复出之后第一次出国。

已发表的文件中，找不到邓小平在出席联大时对纽约的印象。但是，在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之后的这些年，正是现代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在纽约的见闻，在曼哈顿的4天他所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不会不让他感觉到：中国要成为一个与发达国家比肩的现代化国家，路途还有多么遥远。

在采访时，原国家科委研究中心主任胡平曾对我谈及他“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出国的印象。他去的也是纽约。“出去一看，内心的冲击确实很大。人家的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而我们还是那样贫困。人家的超级市场琳琅满目，包装那么精致、漂亮，而我们简陋的商店里货架上的东西屈指可数，买什么还都要票；人家已经进入信息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电脑一打开，东西都出来了，而我们，连电话还没有普及（那时候，只有司局级干部家里才装有电话）。在农业上，人家的技术水平是一个人经营的产量能养活一两千人，而我们，多少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人。中国再这样下去，真可能要被开除球籍了。”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

有外国媒体评价：访问纽约对邓小平来说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小平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

1975年5月12日开始的法国之行是一次正式访问。这一次“故地重游”，邓小平访问了许多地方，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当日的新华社电讯写道：“今天，奥利机场阳光灿烂，中国和法国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一条红色地毯从机场贵宾台一直铺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专机降落地点。当邓小平副总理走下飞机时，雅克·希拉克总理和让·索瓦尼亚格外交部长走近飞机前，同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交部长热烈握手，表示欢迎。”

作为国家贵宾的邓小平，在正式会谈和在巴黎地区游览、参观外，他还有下列一些主要活动：

——在法国农业部国务秘书让·德尼奥和塞纳－马恩省省长雅·索利埃的陪同下，参观了巴黎郊区的奥比尼村的一个农场。当邓小平的车队缓缓驶进农场时，穿着整齐的农场主比戎和他的家人迎候中国贵宾。比戎先生介绍了农场的有关情况。在介绍情况的过程中，邓小平几次打断介绍，提出问题。

——在法国国务部长兼内政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陪同下参观了里昂郊区的贝里埃汽车厂。

——在法国国务部长兼内政部长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陪同下，到法国著名的工业城市里昂进行友好访问。

——乘直升飞机抵达加尔省的马库尔，访问了著名的马库尔核中心。法国原子能专署的负责人安德烈·吉鲁向邓小平介绍了法国利用原子能的历史和现状，并且陪同邓小平及其随行人员参观了凤凰核电站的钠冷却快中子超再生反应堆。当时，法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快中子反应堆最先进的国家。

除了上述重要活动外，邓小平同志还参观访问了一些地方，接触了法国各阶层人民，受到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与友好接待。

我们尚无法了解纽约之行和法国之行在邓小平内心所引起的波澜，我们看到的是他在国内加快的“整顿”步伐；看到的是即使“不合时宜”，他一再强调的学习和引进国外科学技术。

（六）“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事件是邓小平在“工业二十条”，在“汇报提纲”，在许许多多场合强调加强学习和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后，与“四人帮”的第一次“直接交锋”。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1974年初组装试航，在这艘船的验收过程中，用船单位和造船单位对于它的质量有过某些不同意见。风庆轮5月远航欧洲，5个月后返国。虽然航行中出过一些技术故障，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却成了江青一伙人用来搞阴谋诡计的筹码。

9月30日，风庆轮远航归来，江青、张春桥立即要求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大力宣传此事，他们组织了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组织“歌唱风庆轮”专题歌咏大会，以这个“铁的事实”来痛批“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这种让现在的人难以理解的无理取闹，是试图通过对风庆轮的造势，来给周恩来、邓小平为扩大技术引进和对外经贸交流所作的努力扣上“洋奴哲学”、“崇洋卖国”的帽子。

1974年10月13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上一则有关风庆轮远航的报道上写了一段措词激烈的批示。原来，这一篇报道中曾谈到交通部派到船上协助航行工作的副政委李国堂曾因记录质量问题与原船上的个别领导有不同意见。江青抓住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写道：

“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对江青无限上纲、胡搅蛮缠的这个批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却极表赞同。在10月14日一天之内，三人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传阅完了所有的材料，并分别写了指示。10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拿出有关风庆轮的材料和他们4人的“批示”，要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表示意见。

她说：“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回答。

江青逼问：“你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立即顶了回去：“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这是邓小平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江青，颐指气使惯了的江青一下子愣住了。张春桥在一旁阴沉沉地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忍无可忍之下，邓小平愤而起身，退出会场。

“风庆轮”事件“四人帮”没能掀起大浪，因为毛泽东没有支持他们。但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邓小平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全面整顿，势必要使靠“文化大革命”起家、靠“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才有可能攫取权利的“四人帮”同他“拼死一搏”。而毛泽东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心病，最终使得“四人帮”的阴谋得逞，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七）商讨购买“运算速度千万倍的电脑”

1975年12月3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福特、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时商讨购买“运算速度千万倍的电脑”，也许是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努力。

邓小平：在目前的情形下，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你们可能不能提供，例如，运算速度千万倍的电脑。我们不认为像这样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关系。

基辛格：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拒绝提供苏联某些类型的电脑。我认为，我们可以批准相当高品质的电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我们对苏联的政策同时能维持住就好。

邓小平：我想这种问题可以透过贸易渠道协商，你们如果现在觉得窒碍难行，我们也不在乎，没什么大不了的。

福特：副总理先生，原则上我们非常渴望在电脑方面能够提供协助，我认为我们做得到。当然这些事情可以交给贸易人员讨论，但我想以我们整体的态度，可能在这方面会有进展。

邓小平：好。

基辛格：我可以提个建议吗？副总理先生。

邓小平：可以。

基辛格：我知道你们的正常程序是透过贸易管道。但这会有一个后果，就是说，你们可能会要求某种特别类型的电脑，然后要我们作决定，我们可能会因为和苏联而非中国的关系加以拒绝。如果，贵国大使能事先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我们便可以找符合你们需求、确定你们一定会赞成高品质的类型，我们能和电脑公司合作。因为这里头有许多可能对你们有效的不同品牌。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技术上不同的类型，同时又能保持对待苏联的原则，那我们就能提供你们，我们也一定做得到……那用意是赞成不是拒绝。

福特：国务卿建议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程序，我希望你能了解，副总理先生，我们非常急于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如果我们依循正确的程序，我们就很有可能合作。

邓小平：好。我们是这么认为，我们先研究这个课题，再进一步考虑。我们认为解决或是不解决这类特殊问题，对我们的整体关系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到1975年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

“还乡团长”是“四人帮”们给邓小平的新称谓，指的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进行“反攻倒算”和“复辟”，而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却给了邓小平两个新称谓：“邓大人”和“邓青天”。这两个称谓中所包含的深厚感情色彩和政治寄托是用西方语言很难准确表述的。

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全面整顿已经立见成效，国民经济停滞下降的局面迅速得到有效的扭转，并开始有所回升。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粮食、钢、原煤、原油、发电量、基础建设投资、铁路货运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增长。全面整顿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扭转了危急的经济形势，这场艰难而又伟大的斗争，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看到了整顿的成果，看到了行动的力量，从而唤醒了人民大众心中的希望，坚定了人民大众与“四人帮”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的意志，更增强了人民大众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伟大的“四五运动”已经在历史的不远处等待。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1958年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看全国，当真是处处“红旗飘扬、凯歌嘹亮”，热气腾腾的“革命潮流”席卷着每一个人。在农村，出现了“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公共食堂，老人进敬老院，小孩进托儿所，共产主义好像真的已经在望了。就在这一年的11月4日，邓小平在贵州省花溪人民公社考察时同一个老农有一番对话。

邓小平：你们家的娃娃送托儿所了吗？

老农：送进大队托儿所了。

邓小平：送的全托还是半托？

老农：是送半托。

邓小平：为什么不送全托呢？

老农笑嘻嘻地：要多亲一亲。

邓小平笑着点头：你说的好！要多亲一亲。

在当晚听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就谈到了白天的问题。在谈到敬老院时，他问：你们了解过有儿女的老人愿进敬老院吗？有些老人在家里东摸西摸，摆弄娃娃觉得很愉快，鳏寡孤独是不幸的结果。

在谈到各公社已建立的托儿所幼儿园怎么办时，邓小平说：娃娃是全托好，还是半托好？有的群众每天要看一看，亲一亲，他要多亲一亲自己的娃娃，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共产主义，要自觉自愿。

沉默寡言是邓小平的性格特点。但有人作过统计，说在邓小平说过的话中，“娃娃”这两个字是出现最多的。

在看完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后，我印象最深的竟是一个“情”字。在他即将被遣送江西时，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带“文化大革命”中被撵出中南海的继母夏培根一起走，因为“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一直同他们一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的他的继母，与他的成长其实毫无瓜葛，他是在挥师进川建立新中国时方才同继母谋面。他与同父异母以及异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比亲兄妹还亲，妹妹的孩子也是在他的家里抚养长大。

他们在江西极尽节俭地过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开荒种地养鸡，要为摔伤残疾的儿子省下医药费，为插队的小儿子小女儿省下回家的路费。

在已经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被送到江西后，怕儿子长褥疮和蹭破皮肤，他每日一次甚至数次为儿子擦身洗澡；他每天帮助儿子翻身，不仅是白天，晚上也要起来数次帮他翻身。

他的女儿毛毛写道：“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化大革命’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自尊与自律的邓小平，坚定与果断的邓小平，长年身居高位的邓小平，在他被打成“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时候，在他被贬为一介平民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处境，不管别人的眼色，放下自己的自尊，为了孩子一次一次写信寻求帮助，信中言语之恳切、思虑之细致，令人动容。一颗慈父之心跃然纸上。

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只有抽象的爱，没有具体的爱的人是可怕的。看后深以为然。

你可以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世界，但是，如果你连身边人身边的事物都无法去爱，如果你连自己的家人朋友都不会去爱，那么，谁又能相信你爱的能力，谁又能想像你心中的爱是什么内容呢？

不会爱一个人，就不会爱一个世界。

不会爱你身边的人，就不会爱整个人类。

“妈妈住院了，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无非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在东交民巷，父亲一人孤独度日，全靠着这副扑克牌为消遣。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人怕孤独，伟人也不例外。邓小平是幸运的，他爱家人，所以他的内心祥和平安；他的家人爱他，所以他的内心祥和平安。一个亲情盎然的大家庭，是他心里永远的港湾。性格即命运，伟人也不例外。邓小平是幸运的，他有慈爱的母亲，开明的父亲；一个充满爱的温馨的家庭，才能成就一个健全的性格，一颗丰盈的爱心。

不同的是伟人的命运牵系着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中国人是幸运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拥有这样一个人格高大的伟人。

固执是遮蔽人的东西。邓小平不固执，所以他能看清事情的本来面目。

私欲是遮蔽人的东西。邓小平无私欲，所以他能抓到问题的真正关键。

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实在是邓小平所有行为的最真切最完全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