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麦克·华莱士问中谈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这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
对于邓小平来说，在他一生风险忙碌的政治生活中，在江西的这四年确实给他提供了一段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静下心来，思考过去，观察现在，策划未来。他每天上午到拖拉机修理厂去做工，下午在庭院里种菜养鸡做家务，晚上读书看报，生活虽清贫单调而不空虚。他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读了“二十四史”。邓小平几十年收集和购置的一屋子书，过去由于忙于日常工作，许多没来得及阅读，在赴江西时，经过毛泽东特准，他把这些藏书几乎都带来了，正好可以细细阅读。
在工人们中生活，使他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这几年真正的平民生活，与他在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到下面视察，感觉当然是不一样的。
邓小平的大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邓朴方被接到江西后，瘫痪在床终日闲居。他原来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动手能力也强。为了让儿子排遣烦闷，邓小平想给他找点他感兴趣的事做。于是有一天去工厂干活时，邓小平问车间负责人陶端缙：“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陶端缙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并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听到陶端缙否定的回答，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端缙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
邓小平告诉他，大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端缙听后明白了，他很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厂里确实没有这方面的工作。邓小平又问：“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端缙十分感动，但他只能告诉邓小平：“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到此话后，邓小平不再言语。不是因为没有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
陶家在这个厂里还不算很贵的。厂里有不少职工，自己在厂里上班，老婆孩子都在农村，每月只有三十几元收入，要养一大家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是可想而知。
孩子们回来探亲也使邓小平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他的小儿子飞飞回来后，同家人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坐车逃票的“历险记”：“穷学生没钱，谁也不买票。反正外面乱得很，混车可容易呢。我们从一个站混上火车，看见查票的就躲，实在躲不过了，就说没钱，不信搜吧，搜也搜不出来。有一个同学把钱藏在鞋垫下面，搜的人看身上没有，就让他脱鞋，把他吓了一跳。结果人家拿起鞋来，一看又脏又臭，赶紧扔了，还是没有搜走。没买票，让我们下车就下车，下车后，等到下一班车再混上去。就这么一站站的，逛了一大圈。串联的时候我们太小，没赶上，这次可把祖国的名山大川给游够啦。大家分手各自回家后，我到江西。一到江西的九江，可就惨了。江西到处都是工人纠察队，秩序比别的省好多了，我让纠察队抓起来还关了起来，说像我这样混车票的，要劳动，挣够了车票钱才让走。结果在一个看守所里我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幸好离家不远了，花了几块钱就到南昌啦。在南昌，我实在太累了，在公园里一个长凳上一躺下就睡着了。要在别的地方，根本没人管，可在这儿，又被工人纠察队给抓起来了。我说我要到省革委会找人，他们看我这个样子根本就不相信，结果问了省革委会是真的，才把我给放了。”
飞飞一边吃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说，很有些得意之色。毛毛在一旁添油加醋，羡慕不已地说：“我一个女孩儿，走这么远的路，可不敢这么干呀。就那么点儿钱，还得老老实实买车票，都花了，真不值！”接着毛毛和飞飞又大讲起来，什么地方武斗啦，什么地方造反派连枪连装甲车都用上啦，什么地方插队学生没吃的饿得去抢老乡的面呀馍呀。这些事儿，对于在外面“闯荡江湖”的插队学生来说，实在是说怪不怪，司空见惯。
儿女们说得兴致勃勃，洋洋得意，在一旁的妈妈和奶奶听得目瞪口呆。“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一直被关着，虽然知道外面“造反”、“闹革命”，知道有派性有武斗，但那种全面的社会大混乱，他们既没亲眼见过，也从没听人说过。在他们心里，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印象和观念，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这么多无法无天的事儿，离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实在太远太远。爸爸一直没吭气儿。儿女说完了，侃完了，终于歇口气儿的时候，他认真而且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听爸爸一骂，毛毛和飞飞刚才那股子滔滔不绝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两个人转脸相对，吐了一下舌头，噎回去了。(www.xing528.com)
毛毛这样写：“要知道，爸爸和妈妈一直处于禁锢之中。到江西来后，在工厂这个唯一与外界的接触中，也不能随意与人交谈。我回来以后，为了让他们高兴，也尽是说些让他们开心放心的事儿。几年间，凡是那些烦恼、伤心、能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凡是那些我们经历过和忍受过的批判、唾骂、侮辱，甚至饥饿，一概不忍心向他们诉说。‘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多了，父亲已经被批判，已经被打倒，已经成了‘罪孽深重’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者，他的信念，始终是神圣的；他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凭着良知和信念，他绝对不会，也绝对不可能想像得到，被‘文化大革命’的狂涛涤荡过的中国，早已为疯狂、罪恶和无法无天的混乱交相肆虐。”
“我和飞飞不再只顾高兴瞎胡闹了，从头讲起，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
“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生产什么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慢慢地讲，父亲他们慢慢地听。‘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完全地明白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
是啊，他们这一代人把生命置之度外干革命，为的就是换来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可是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并没有过上预期的好日子。
而现在，这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又要把国家带到哪里去呢？
报纸上总是一派“革命”赞歌，且不断报道着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们怎样“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美国帝国主义只是吹嘘自己国力强大，但国内强奸抢劫，杀人放火，种族歧视，实在是糟糕透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首都莫斯科，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队，贪污成风，黑市猖獗……这些消息可以使我们聊以自慰吗？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而封建社会自公元前1222年算起至今就达三千多年。这几乎与中国整个历史文明相当。包括马克思、黑格尔、亚当·斯密等一大批历史巨匠都认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是一种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给予了说明，他说：“这种自给自足的社会，不断以同一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简单的生产组织，为这个秘密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著相反，亚洲的社会却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结构的要素，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
生产关系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样的生产关系就无从体现它的优越性。中国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那么，我们要以怎样的改革，才能突破因长久的封建社会而必然留下的阴影，进入一片生产力能快速发展的天地？
人们后来都知道从新建拖拉机配件厂到将军楼之间的“小平小道”；但是，在将军楼的院落里也有一条“小平小道”。毛毛写道：“父亲又开始了晚饭后在院中的散步。围着小楼，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却很从容。他就这样地走着，沉默地走着，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他不是在担忧眼前生活的艰难，更不是在考虑个人的政治机缘。他不断思索的，是几十年的革命画卷，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是胜利的辉煌，是惨痛的教训。他思索的，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落日金色的余晖，轻轻地洒落在他的身上。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在他的脚步下，那红色的沙土地上，清晰地呈现出一条白色的小路。”
历史随后就做出了说明，正是在江西的这些日子里，一个治党治国的新思路在邓小平的头脑中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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