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毛毛有记述：“院子后面，原有一个木头板子搭的仓房，正好放买来的煤和木柴。父亲找了一个大木墩子，用斧子把木头劈砍成小木条木块。再找一个硬地，用锤子把大煤块儿砸碎。他和妈妈一起，再把这些生火用的柴和煤用大竹筐装好，堆放在柴房里。冬天来到的时候，他们已准备好足够的燃料，以备烧火做饭和烧洗澡水的锅炉使用。洗衣服也有分工。妈妈洗平时穿的衣服。洗大的床单、被里的时候，父亲就帮着用清水漂洗，两人再一起拧，一起晾晒。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下午的时光就过去了。太阳的余晖把浓密的树影斜斜地投向院内，小鸟儿扑打着翅膀在树梢徘徊。简简单单吃过晚饭后，三位老人洗碗擦桌扫地，把剩下的食物放进一个装着纱窗门的碗柜，把火封好，把灯关上。一切安顿完毕，回到楼上，父亲看报纸看书，妈妈和奶奶在灯下缝缝补补，做针线活儿，每晚8时，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10点钟，大家散伙，准备睡觉。父亲躺下来后，还要看一个来钟头的书，然后关灯。长年以来，父母亲的生活一直很有规律，在这里，他们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
“南方的冬天可真冷啊。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漫天白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痛痛快快的冷，而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室内室外一样的、无以缓解的冷……在北方住久了的人，实在难以适应南方的冬冷。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穿再多穿。只有爸爸和我们不同。他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冷制冷’，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在战争年代，就一直保持着洗冷水澡的习惯。年轻的时候，是提着一桶冷水，一下子从头浇下来。现在快70岁了，不能再用冷水浇了，就改用毛巾浸上冷水擦。每次他都使劲地擦，把身上擦得红红的。擦完之后，不但周身发热，而且精神爽朗。他说：‘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可以预防感冒不生病。’他还劝我们大家都来试试。”
到江西之后，邓小平和卓琳不再有工资，改发生活费，两个人每月共205元。因为惦记着瘫痪在医院里的大儿子、在农村插队的小儿子和小女儿都需要资助，邓小平和他的妻子、继母三位老人尽量节俭着过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就连抽烟这个邓小平常年的习惯、在寂寞中唯一的嗜好，也尽量俭省了：平时尽量少抽，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除了节流，三位老人还开源：在院子里开荒种菜兼养鸡。由于人勤肥足，房前屋后的菜地不仅种类全，而且煞是漂亮：茄子紫，西红柿红，小葱、蒜苗翠绿翠绿；头顶瓜架子上爬满了藤藤蔓蔓，吊着的有丝瓜也有苦瓜；瓜架子下有尖尖的辣椒、鼓囊囊的蚕豆、水灵灵的豌豆荚子，还有一条条卷曲的豇豆。
探亲回来的毛毛这样描写父母的这个新家：“在这个院子里，楼房灰灰的，土地红红的，梧桐树绿绿的，房前房后都是菜呀果呀，春天长得旺，夏天也不蔫，全凭的是三位老人经营得好。这下子可好了，家里不但不用买菜，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还使得院子里一派生机盎然，看了就让人喜上眉梢，心情舒畅。”
“慢慢熟起来，后来就经常去他家玩。”程红杏说，“有一天，卓琳说他们想自己做糯米酒，包粽子。晚上我就送去酒引子，还有粽叶，是用手提袋装去的。还回袋子时，卓琳给我在里面装了栀子花串成的两个耳环，说挂在帐子里面很香的。”
这不像“流放”生活，倒让人觉得情趣盎然。
“他们好开朗的，过得挺愉快的。那种时候，一般人想不通。可是他照样做事，考虑问题，锻炼身体。”程红杏说。
“你觉得他威严吗？”我问。
“不感觉他威严，要是感觉他威严我就不去他家玩了。在他跟前很随便的，就是一个和蔼的老人，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但是感觉他人很高，很大的。”程红杏做着手势，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说感觉邓小平人格的高大。
“在家里他做饭，他的继母走了以后都是他做饭。有一次我去玩，他们家还没吃晚饭，邓小平在做饭，穿一件破了几个大洞的老头汗衫，很熟练地烧火做饭，忙得满头是汗。我看到桌上有一盘剩茄子，都有些馊了。我就说，这茄子馊了，不能吃了。邓小平说，哎，还可以吃，热一热就没事了。我心里很感动，一般像这样馊了的菜，我们都不会吃，是要倒掉的。”
“还有一天吃完晚饭，天都有些暗了，我、罗朋、陈主任三个人去他家玩。他们一家都在下面院子里乘凉。见我们去很高兴。邓小平招呼我们坐，说：‘拿我们自己做的四川牛肉干给你们尝一下’，就上楼去拿牛肉干。”
“他真的是一个很可亲的老人，就同我们自己的爸妈差不多”，她说。
听着她的话，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副图画：圆圆的月亮刚刚升到半空，还没有黑透的天幕已经有了稀疏的星星，习习的轻风驱赶着白天的暑气，也轻轻地摇曳着树梢和瓜架上的藤蔓。两个老人坐在院子里轻摇着手里的蒲扇。突然有客人来串门，主客都享受着彼此间的亲切和相聚的热闹。(www.xing528.com)
在这个工厂的外面，有几排简陋的红砖平房，我问陪同我来的江西同志，这些平房原是作什么用的？他们说，就是原来工厂里工人的家属宿舍。“这么简陋的房子是家属宿舍吗？”“有这个房子住就不错了，还有条件更差的呢。那时候就是这条件，那年代人们都很穷啊。”
是啊。一个大人物过上一段这样的生活人们会说他是“落难”，今后会有种种的描述。但邓小平没有觉得他是在“落难”，他坦然地度过了4年的平民生活。这段与普通老百姓“零距离”的生活，使他真正了解了民意国情，这些了解，与今后中国的走向有着直接的关系。
1970年夏天，在相互熟悉之后，当时负责监管邓小平的干事黄文华与邓小平夫妇有过一次聊天。邓小平坐在沙发上吸着烟，说：“我们下决心在这里长住下去。”邓小平说的是心里话，也是让黄文华随时向上反映，好让别人抓不住什么辫子。“生活是单调一些，想让孩子来，看来是不行了。”邓小平有些惆怅地说，“娃娃不在身边，真想他们。”
他又微微一笑，“你要是到了我这个年龄，也会有同样感觉。”
黄文华被邓小平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感动了。他向邓小平表示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让邓小平一家人尽快团聚。
“还有两个妹妹，也想通通信。”邓小平说，“这儿的生活虽单调，不过比北京多了三样：一、可以到工厂劳动；二、搞些菜地；三、自己做做饭。除了接触面小了，没有其他感觉。”
“我现在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劳动劳动，再者就是读读书。”邓小平指着书架上的书，“毛著读了多少遍，现在还是要翻翻的。”“今后干点什么就全听党安排了，”邓小平指指黄文华，“就是你也得听党的安排。”
邓小平又说，工人待他们很好，“我们给他们添了不少麻烦。”
邓小平站起来拍了一下黄文华的肩膀，“你有什么就提出来。”
“林彪事件传达时，刚好我坐他旁边。他很平静，就是听到林彪死党周宇驰自杀了一次二次三次时，他笑了一下。”程红杏说，“不久，他就离开了江西。”
当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他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和身体状况而令世人惊讶。
1973年4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宴会的人们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是邓小平！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一些参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席未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六年多不见，人们看到的邓小平，是缄默的，但却是安然的。时势的变迁，使他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健康。在他身上，竟然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苍老。
1973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的时候，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日本大使馆官邸举行纪念活动。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出席了本次活动。当时在日本外交部任职的国广道彦后来说：他原以为，经过一番被打倒的经历，邓小平一定是一副很“累”的倦容。他没想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邓小平，神色很好，也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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