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杏，是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曾几次提到过的一位年轻的女工。邓小平夫妇下放到新建拖拉机厂那几年，与她在一个车间工作，她还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小师傅”。
从现在的程红杏身上，可以看出当年她一定是一个清秀和善的姑娘。
“当时我们工厂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在那里，他既看到了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又没有受到冲击。他可以安静地思考。”程红杏说。
话题一转到邓小平身上，她眼圈突然红了，过了一会儿情绪才平定下来，拿出手绢擦去眼泪。她有些不好意思。但我们从她突然的情绪波动中，看到了20多年前那一段意外的“缘”在她心中留下的情感。
程红杏介绍了当时他们工厂的情况：一个300多人的县办厂，做拖拉机配件兼修理拖拉机。“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很安静，对“文化大革命”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外面世界打得不可开交，我们工作照常，从未停产过，还常常加班加点。”她说：“工人干部都纯朴，老实。确定邓小平要来，厂长罗朋先向我们传达了上面的指示：一要保护，二要保密。他来之前，厂长指挥着整理厂容，墙上一些‘打倒刘邓陶’的标语、大字报什么的都撕掉了，窗子都封闭起来了，门也关上。连别的车间都不知道我们车间是什么情况。”
“什么叫窗子封闭起来，门也关上？”我问。
“就是我们车间的窗户和工厂的大门”她说，“因为我们厂子也修理拖拉机，原来拖拉机开来修理都是开进厂子里面来的，后来都封闭起来了，拖拉机只能停在厂外面，那些拖拉机手还问：你们干什么哟，是在造什么枪什么炮哟，那么神秘。
“我们厂长罗朋原来是邓小平的老下级，原来是北京公安部的，1959年反右倾时犯错误下放到江西，‘文化大革命’后又到了这个小厂。他说，我是10级的干部也做过，最后做到你们这个小厂的厂长。他对邓小平是有感情的。”
如此说来，当年邓小平下放到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是历史有意思的安排。那时中国虽大，哪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汹涌？虽农村都没有清静之地，却还有这么一个“世外桃源”，又巧遇原来的老下级在那里当权。
邓小平就在这个地处南昌市郊区农村的小厂里成为一名钳工，一名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的钳工，重拾他16岁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谙熟的手艺。
“他天天来上班，风雨无阻的。他干活特别认真，冬天都干得满身是汗。给他在车间旁边准备的一间休息的房间他从来没用过。”
“他平时不说话，来了就干活，半天时间站在工作台前几乎不挪窝，但周围的情况他都清楚。比如如果有谁今天没来上班，他就会问：某某怎么今天没来啊？有新工人来，他会说，今天又来了个新的。”
“每天有两句话他总是要说的，上班时说：大家好。下班时说：明天见。”程红杏在记忆中搜索，她的话语有些断断续续。
“你给他喝糖水那件事的经过是怎样的？”我问。
“噢，那件事啊，那天他正在车间干着活，突然满头大汗，脸色煞白，要晕倒的样子，大家都吓坏了。这时卓琳扶住他，说，他有低血糖，赶快拿糖水来。我赶快跑回家去拿来一些红糖，泡了那么一杯浓浓的糖水端过去，喝完他就缓过来了。后来是用拖拉机把他们送回家的。”
“第二天卓琳用纸包了一包糖来还我，说：小程，小程，过来，这个糖还你。我说不要呐。她说，哎，我们有纪律的。其实我拿来也就是一小包糖，是红糖，她还我一大包，还是白糖。这包糖我也没有拿回去，就放在车间大家泡水喝了。”(www.xing528.com)
“他们知道我们困难。一个月就2两油，3两糖。”她说。
“就2两油，3两糖？”我问。
“可不是嘛，什么都要凭票买，每个人一个月就2两油票，3两糖票。”
于是在座的几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开始扳起手指历数那时的各种购物票证，仅仅是日常生活所需而颁发的各种票证，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了：粮票、布票、糖票、糕点票、香烟票、酒票、菜票、煤票……如果细分的话，粮票又有全国、省、市、县的区域之分，以及粗粮、面粉等品种之别，而布票中又要分出棉花票等等花样。总之，中国除了人民币之外，各种票证多如牛毛，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65年11月1日，邓小平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部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前往川、贵、云，视察西南地区的“三线建设”情况，到现场就地解决有关问题。在贵州考察期间，他看到一些城镇居民拿着票证，排着长队购买东西，感到心里不安。他对省委负责同志说：“现在买东西都要票证，苦了老百姓！我们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在1979年前后取消票证。”
那么，现在他就生活在老百姓之间，亲身体会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眼见着票证不仅未能逐渐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多如牛毛时，作为一个前国家领导人，他心里会是什么滋味？新建拖拉机配件厂现在已成了纪念邓小平的景点，但它基本上还保留了原来的样子。我们看到了邓小平工作的那个车间：面积不大，尤其显得窄；邓小平用过了4年的那个钳工工作台，就紧挨着车间的后门，现在已经显得很旧了。一个简陋而破旧的车间，里面没有什么太先进的机械。在里面徘徊的时候，遥想当年，令人心里有些许的酸楚。
车间墙上贴有一些文字，记述了当年邓小平在这里的一些故事。
有一段文字大意是这样的：这个车间的工人大多数是农村招来的，文化水平不高；时间一长，同邓小平熟了，有时就凑过来同他聊几句。一次几个人七嘴八舌地问他：
“老邓，您怎么来这里劳动啊？（老邓，是那个时候厂里的工人们对他的称呼。）”
“您老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您一定是个有名气的人吧？”
“您担任过什么职务啊？”
邓小平幽默地笑一笑：“我吗，反正是个大官。”
还有一段是这样的：车间有个学徒工叫熊国栋，有一天一时疏忽大意，将打火机掉进了汽油箱里。“呼”火焰一下窜得很高，隔着薄薄的玻璃迎面扑来。邓小平毫不理会，仍一动不动地在那里锉他的零件。后来工人们说：“我们吓得要死，他连眉毛也不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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