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重要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邓小平重新回到部队。这支军队在几个月里继续追击敌人，把人民的政权扩大到西藏。

全国战事结束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翌日，苏联，接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保障国家政权职能的充分发挥，需要重新全面划分行政机构。就像在解放区那样，军队始终是政权的基石，军队领导人换上便服，手中仍掌握所在地区的领导权力。有鉴于此，全国分成几个“大行政区”，每一行政区实际上就是某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已分为野战军和战区）管辖的区域。为此，原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改组。

因此，每个“大行政区”成立了军事行政委员会的混合机构。名单如下：以第一野战军司令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以第二野战军司令刘伯承为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第四野战军司令林彪为首的中南军政委员会。东北地区，即满洲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1948年解放后就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但这种特殊情况的结局是戏剧性的。

西南行政区包括4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下面又分为4个行政区。刘伯承把这个1亿多人口的大区的权力实际上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贺龙率一个兵团参加过解放四川的战斗，于是他就成了拥有与行政区同等权力的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耐人寻味的是，这3个领导机构人员的组成也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比如刘伯承是西南局党委第二书记，但他又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两个副主席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是贺龙；而邓小平同时又是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这种“职务重叠”现象在以后的时间里，几乎对整个政治生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同地区和省的基地在全国政治中的影响一样。几十年来的一个特点是，一些政治家（除了几个最主要的领导人）尽管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但仍保留着省和地区的领导职务。

邓本人1952年前，首先是在西南地区领导工作，虽然那时他在中央也担任职务。1949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直到1954年9月上述机构改组为止。他于1952年调到北京担任副总理，但1953年西南军事行政委员会改组（去掉了“军事”两字）时，邓仍然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并一直延续到1954年。在这期间，邓小平在北京被委任越来越多的职务：他当选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不久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务院财政部部长，不过这一职务任期不长，翌年夏天便辞职了。1952年至1954年他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显然，在政府、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都翘望着他走马上任。

他是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的秘书长，因此许多中央选举的筹备工作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54年国家机关进行改组，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www.xing528.com)

1954年5月得知：这位杰出的组织者将成为领导国家的党的机关的关键人物。这时第一次提到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主管党中央委员会各部的工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了中共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会上毛泽东致了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

党的全国第八次代表大会把邓小平先选进最高领导班子。在中央委员会选出的政治局中，邓小平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之后，居第6位。他作为党的总书记保持了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领导权。他1954年的职务“秘书长”一词，主要突出行政工作性质；新的职务“总书记”，则强调其政治分量。

从中共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近10年中，邓小平在最高的领导核心里担任着党和国家关键性的职务。

党的总书记必然处在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有些时候，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如何执行这些决定。当然，作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的代表的邓小平，这些年也必然与党的主席相对立。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各种运动时，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