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在中央苏区出版到第66期，就办不下去了。
这不是《红星》编委们的责任，更不是主编邓小平的责任。《红星》在中央苏区停办，是“左”倾错误肆虐导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结果。
博古等“洋房子先生”们自到瑞金后，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执行。
这还不够，1933年9月底，他们又从上海请来一位“太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这个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日耳曼人一到苏区，博古就将红军作战的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了他。这位“太上皇”在瑞金下肖村居住的“独立房子”，成了主宰红军命运的“皇宫”，博古和“太上皇”瞎指挥的结果，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形势越来越糟。
广昌苏区失守……
建宁苏区失守……
筠门岭苏区失守……
令人心焦的坏消息不断传来。终于，瑞金也可隐约听到四面传来的隆隆炮声了。(www.xing528.com)
邓小平主办的《红星》报，同样弥漫着第五次反“围剿”的硝烟。它不停地为前线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们呐喊助威。前线的红军将士们，也怀揣沾满血迹的《红星》，与敌人肉搏厮杀。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尽管《红星》报依然每期都刊载红军胜利的捷报，却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
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坐在窗前，着手编辑《红星》第67期稿件，突然，他得到紧急通知：《红星》停止出刊，收拾行装，准备战略转移。
邓小平没有惊慌。这个结局，早在他预料之中，他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从一开始就十分忧虑，只是限于处境，不能公开流露出来。他估计到，让博古、李德他们折腾下去，中央苏区早晚会丢掉的。不幸的这一天，果然来到了。
这时的瑞金，笼罩着紧张、忙乱而又神秘的气氛。为避敌机轰炸，红军总政治部已从白屋子迁移到云石山乡的田心村。《红星》编辑部也一同迁到这里来了。总政治部领导告诉邓小平：《红星》编辑部工作人员，与红军总政治部一起，随军战略转移，编在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梯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又叫军委“红星”纵队。
邓小平的老战友贺昌，与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一起留在苏区。贺昌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由项英担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们在主力红军转移后要坚持苏区的济南战争。1935年3月9日，贺昌在率队突围途中牺牲于会昌县天门嶂。
这是一次整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大搬家。博古、李德命令：凡能搬走的东西，包括修造枪炮的机器、笨重的印钞机，等等，坛坛罐罐几千副挑子，统统搬走，随军行动。
《红星》编辑部的行装却很简单。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一些必要的参考书籍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装入行军挎包，放在马背上驮着。《红星》报原在军委印刷所印刷，那里的机器另外作了安排。他准备在突围转移途中出版《红星》专号，而行军路上是不可能铅印报纸的，所以准备了两副装蜡纸、油墨、纸张等物资的报箱子，让人挑着行军。他还请求组织给安排两人专门负责刻蜡纸和油印。
10月10日黄昏，他跟随突围转移的“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心村出发，踏上了突围转移的漫漫征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