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古训。
如同在受到批判斗争、撤职劳动时没有悲伤、没有颓废、没有动摇过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一样，处境好转后的邓小平也没有因此而欣喜若狂。他只是从内心感激同志们的理解和信任。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为党和苏维埃事业做更多的工作。
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这个岗位，当时需做的事情不多。他请求去办《红星》报。王稼祥和贺昌同志了他的请求，派他担任《红星》报主编。
《红星》报，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
出版红军报纸，指导红军建设和苏区革命斗争，乃红军政治机关优良传统。早在1930年7月28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占长沙后，红三军团总政治部即次于日创刊了大型的《红星日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也于1930年12月创办了三日刊《红星报》。中革军委在宁都小布成立后，也先后创办了两种红军报刊。红军总政治部继承了这个优良的传统，成立后很快就创办了《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之初，定为5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是4开4版，有时出2版或6版到8版，铅印。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
邓小平对办报并不陌生。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获得过“油印博士”的头衔。在瑞金当县委书记，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长期的常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练就了他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他也非常了解苏区和军的实际情况，对办好《红星》报，用句俗话说，叫“五个手指捡田螺”，十拿九稳。
邓小平走马上任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红星》报恢复成原来的4开铅印报纸形式，并重编期号。他认为，原来的油印期刊式报纸，虽便于携带保存，适应部队频繁的战斗生活，却因出版间隔时间长而不能及时反映部队生活，指导部队建设。恢复原来的4开铅印5日刊，可缩短报纸出版周期，加大信息量，充实报纸内容，更能适合部队建设需要。
《红星》报创办时，中革军委赋予它光荣的历史使命：“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上述使命。
他将《红星》报真正办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在《红星》报中都得到及时宣传和反映。
他通过消息报道、“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地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红星》报真正成了“一架大无线电台”。1933年11月4日出版的《红星》第14期，就以整整两版篇幅，以《中央苏区红军历次战役胜利表》和《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为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从1933年春到1933年10月间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取得的战斗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
1933年秋冬间，彭德怀率红四方面军作战，这是一次重大战略行动。《红星》报从各个侧面对其作了连续报道。
对“温坊战斗”的报道，更体现出《红星》报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这次战斗，发生在1934年9月1日至3日，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运筹指挥，红一军团和九军团密切配合进行的。战斗结果，红军歼敌4000余人，缴枪1600余支，自己伤亡却很小。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打的都是阵地战，被动应敌，每战均损失惨得。唯独这一仗，应用的是运动歼敌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战后，邓小平迅速约请李聚奎、舒同、耿飙、赖传珠等9位战地指挥员写稿，提供战斗情况，然后将他们的来稿综合整理，写成一篇题为《温坊战斗的胜利》的“前线通讯”，以生动的笔触，向苏区军民报道了这次大胜利，这初步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采用社会、署名文章和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等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挥部队建设。《红星》报真正成了红军“政治工作指导员”和“红军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有效地促进了红军战斗力的提高。
他还决心使《红星》报成为“一面大镜子”。他在报纸上开辟开“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
邓小平还将《红星》报办成为“红军的俱乐部”和红军中各种竞赛的“裁判员”。他通过报纸，帮助红军指点员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使红军部队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动活泼。
翻开《红星》报，诸如“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栏，每期都有一些。如第47期“小玩意”专栏，刊登有四道歌词。其一，题为莫走反：
莫走反，莫走反！
你跑前面白匪站。
不如转身打敌人，
涌入红军更大胆，
千千万万上战场，
五次胜利能圆满！
其二，题为《快打火》：
快打火，快打火！
白匪来了不要躲！
梭镖土炮好武器，
游击战争更稳妥，
战争形势万万急，
我不杀敌敌杀我！
其三，题为《为自由》：
由老公，由老婆，
打破封建旧绳索，
心肝妹，心肝哥，
战争胜利欢娱！
其四，题为《快莳田》：
快莳田，快莳田，(www.xing528.com)
夏耕夏种切莫延，
老幼妇女都记着，
优待红军摆在前，
壮丁齐到红军去，
前方胜利后方收割两相连！
辛勤的汗水，浇灌出艳丽的鲜花。《红星》报办出了它自己的特色：
它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专业性、战斗性。
围绕着将红军建设成强大的铁军这一宗旨，《红星》报注意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指导。邓小平特别注重报纸言论。几乎每一期，他都要编发一篇社论或重要的署名文章，凡涉及红军建设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社论或文章给发指导。翻开《红星》报，其中未署名的社论，基本上都是邓小平亲自撰写的。
它很注意宣传典型，用先进典型带动红军部队建设。
《红星》报宣传报道的典型中，著名的有：1933年红五月全师当红军上前线的兴国模范师；1934年五、六、七3个月突击扩红模范瑞金县；1934年8月广昌高虎脑战斗中红三军团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典型一经宣传，在苏区引起强烈反响。
它的版面生动活泼。
为使报纸内容丰富多彩，邓小平精心设计出20多个栏目，使每一期的版面，都有十几个栏目出现。
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是邓小平办报刻意追求的目标。经过他的编辑加工，最重要的文章不过三四千字，一般的只有几百字，短讯只有几句话，非常适宜处于紧张战斗生活中的红军战士阅读。
《红星》报辟有“前线通讯”专栏，上面刊登的文章，文字优美，生动形象，特别受红军指战员欢迎。1934年8月，中央苏区曾出版过一本战地通讯专集，书名《火线上的英雄》。这本书就是由《红星》报将“前线通讯”刊发的近百篇文章汇集成书的。苏区军民得此书者，均爱不释手，如获至宝。
邓小平办《红星》，注重图文并茂，巧妙运用插图，即活跃版面，又深化报道内容，增强宣传效果。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常亲自为报纸题写标题。他那隽秀的字体与版面中的文章一致，整个报纸顿然增辉。从1933年10月22日起，《红星》报还加出32开本铅印的《红星附刊》，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
说是办报，其实人手极少。除他自己是主编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帮手。报纸每隔5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工作量之大，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每天，他都要在菜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红星》报编辑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在一起。它在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村。《红星》报的印刷地点，却设在中革军委机关所在的乌石垅村。两地相距约4华里。每期报纸编好后，都要从白屋子送到军委印刷室去。工人们排版后，又要将小样拿回来校对。校稿时，邓小平对每一字每一句都不马虎。翻开每一张《红星》报，都难得看到有错漏之处。
办报人员虽少，邓小平并不显得吃力。这不仅因为他有充沛的精力和深厚的功底，更因他善于组织和发运广大红军指战员参与办报。
他建立了一支宏大的通讯员队伍。这支队伍共有500多人。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战地记者；既持枪杀敌，又挥笔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出的文章生动真实。这些通讯员中，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写得最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昌、博古等人，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报纸通讯员都是办报主力军。邓小平十分注意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红星》报辟有“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1934年8月1日，邓小平以“红星编委”名义，在该报第56期第8版刊登了一封致红星通讯员的信，全文如下：
红星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依靠于通信员的努力，对于红军生活的反映与战争的领导上，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谨向本报的通讯员致革命的敬礼！
然而，我们的成绩，并未能抹杀我们在通信工作上的严重错误与弱点。我们的编辑部在组织通信员训练通信员的工作上是很坏的。对于通信员的稿件，尚未能很好地去运用，环绕在某一中心任务下，尽可能的采用通信员的稿件，对于没有采用的稿件，未能指示其内容上的缺点和不能登戴的原因，这当然是不会提高我们通信员的积极性，改善我们的通信工作。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信员组织工作的薄弱，所以在我们的五百个通信员中，实际参加通信的仅百余人，甚至不少通信员因调动工作的关系，而失去了联络，当然这样的现象也是不能继续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信员的训练工作很差，所以在我们的五百个通信员常有不知如何通信之感，所以许多重要的某一时期的中心问题，不能经过通信员，把下面特别是连队的情形，很快地反映到红星上来，甚至有个别的通信还缺乏真实的内容，这是我们通信工作中的严重现象！
同样的弱点表现在通信的不及时，有的通信材料是在问题发生很多时才写的，而且我们一般的通信是偏于说好的例子，或是只打铁锤。用自我批评的态度，说明许多的现象以及部队中提出了些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通信却是非常之少的。同时我们许多通信，有头无尾，不能抓住这个问题通信到底，这也会减低我们报纸的领导作用。
至于如何经过我们的通信员去发展报纸的订户，检查发行工作。组织读报工作，即时将群众对红星的意见迅速告诉本报的编辑部，这个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我们在本报一周年的时候，提出这些错误与弱点，在改善本报的内容，提高本报的信仰与指导作用上，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编辑正努力克服自己对通信工作的错误，要求我们的通信员能同样的努力，我们的通信员不是第三者，而正是本报的主人翁！
我们向通信员的要求是：
一、每月每个通信员至少给我们两次通信，并力求迅速与实际；
二、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读报的责任，随时将群众对本报的意见告知我们；
三、假使你调动工作时请快告知我们以新的地址。
同时我们要求各军团（独立师）政治机关，每月负责召集一次通信员会议检查通信工作并给通信员以具体的指示。
我们相信在我们编委与通信员共同努力之下，两岁的红星无疑要比一岁时更丰满而坚实起来。我们是这样热烈的期待着！
通过这封信，我们似乎望见了邓小平那双对红星通信员寄予厚望的热切而诚挚的眼睛。我们也体会到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
《红星》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上争芳斗艳，芬芳四溢，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红色中华》报和《青年实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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