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职、劳动、对邓小平来说，并不可怕。从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事业起，他压根儿就没想到当什么大官，想的只是为人民的解放、民族的振兴做出应有贡献。至于劳动，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只有16岁，就在一家轧钢厂当轧钢工，每天累得腰酸臂痛，还吃不饱肚子，可他硬是挺过来了。现在年轻力壮，在农村参加劳动，又算得了什么？
真正令他痛苦的，是妻子金维映在他危难之时，提出与他分手。
金维映协助邓小平处理完瑞金肃“社党”问题后，被调到于都县任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8月，她又被调到于都北面的胜利县任县委书记。邓小平与金维映结婚后，俩人感情不错。在会昌工作时，他常常抽空到于都去看望妻子。金维映调胜利县后，邓小平也抽空去看过她。
邓小平很重感情，政治上受打击后，希望心灵的创伤能得到妻子的抚慰。当然，他也知道，妻子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必须执行中央局和江西省委的决定，在反“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县委书记是不能含糊的，毫无疑问必须在政治上与“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自己的丈夫邓小平划清“界线”，否则也将难保“乌纱帽”。对此，邓小平完全理解妻子的处境。他同情妻子，也为自己让妻子受累而难过。他不苛求妻子在政治上也站在自己一边，只希望能得到妻子的理解和信任。对邓小平来说，亲人的抚慰，这时比什么都重要。
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此时此刻竟然提出离婚的要求。这无异于在他受伤的心灵深处再捅上一刀。
这能怪金维映吗？不能。设身处地想想，金维映当时也确实左右为难。要怪，只能怪泛滥横行的“左”倾错误。棒打鸳鸯鸟，“左”倾错误拆散了这对革命夫妻。其实，被“左”倾错误拆散的又岂止是邓小平与金维映这对夫妻？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革命夫妻和家庭，也被活活拆散，甚至连整个中国革命，都被“左”倾错误弄到几乎失败的境地！
邓小平不愧是位伟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坚持真理，坚持革命，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中国革命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成功。只要真理胜利了，革命成功了，自己的生命献给真理，献给革命，献给党，也在所不惜，感情上受点委屈，受点折磨，又算得了什么？何况自己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长着呢。他相信，只要好自为之，失去了的东西，一定能补偿回来。
他毅然提起笔，在离婚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金维映被调回瑞金，先任中央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后又担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兼中央瑞金扩红突击队队长。因扩红成绩显著，瑞金县被评为扩红模范县，她也受到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通报表扬。她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因长期积劳成疾，1938年春她赴苏联学习、治病，1940年病逝于莫斯科郊区。
毛泽东后来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他说这话时，是否也想到了邓小平老婆离婚这件事？
毛、谢、古三人的遭遇，不比邓小平强。
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回瑞金，在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互济总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慈善机构，毛泽覃的工作是件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罗迈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
古柏被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调回中央，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他虽处逆境，仍不改初衷地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开展扩红工作，不搞强迫命令，未按时完成任务。结果，1934年初他的党籍被开除了。同年2月成立中央粮食部时，他被安排到粮食部当秘书。(www.xing528.com)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毛泽覃和古柏都因受到批判而被留在苏区，参加游击斗争。1935年4月25日，年轻的毛泽覃血染瑞金红林山区。古柏也于1935年2月突围到了广东的龙川县，3月6日在鸳鸯坑与国民党军激战时英勇牺牲。谢唯俊虽然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曾与邓、毛、谢、古一起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林伯渠，回忆起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情况，感慨万千，曾悲痛地赋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邓小平对这几位患难战友十分怀念。1985年，中共瑞金县委和寻乌县委分别为毛泽覃、古柏烈士建造铜像，勒碑纪念。邓小平欣然命笔，为两位烈士铜像题写了碑名。
与福建反“罗明路线”斗争的严重后果一样，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也使一大批拥护和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和批判，被“洗刷”出党的领导机关，甚至被杀头丢了性命。一批对“左”倾错误随声附和的干部，被突击提拔到了各级领导岗位。革命斗争和党的事业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邓、毛、谢、古处境艰难，反邓、毛、谢、古的“英雄”们却青云直上。罗迈参加“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后，回到瑞金，立即接替任弼时，担任了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接着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共中央组织局，是专门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班子，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也是一位“胜利者”。金维映和邓小平离婚不久，就与他结了婚。
罗迈后来对反“江西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这件事，内疚了一辈子。遵义会议后，他逐渐认识到王明等人搞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反“江西罗明路线”也是错误的。延安整风期间，他多次检查自己的错误，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直到晚年，他在写《回忆与研究》一书时，仍严于解剖自己。他以沉重的心情写道：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开完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视为‘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引者注）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君子坦荡荡，知错就改，襟怀坦白，对自己的错误从不隐讳，决不文过饰非。罗迈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
张闻天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虽然积极，但他较早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长征初期，他和王稼祥一起支持毛泽东，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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