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改造中的心声：我在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宁都七里村的批判会结束后，过了12天，即5月4日，设在瑞金的工农红军学校，也召开全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罗迈劲头十足，又在会上大作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报告。为造声势，会上作出了一个《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在《斗争》第12期公布。

同时，“左”倾领导者责令邓小平和毛、谢、古三人，写出第二次书面检讨。“检讨”什么呢？邓小平呆坐在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想了大半天，也没想出自己有什么好“检讨”的。可是，书面检讨不上交，就别想走出这间狭小的屋子。他只好将自己工作中确确实实存在的那些缺点错误，再次检讨了一遍。至于什么“路线”问题、“小组织”问题以及什么“反党”之类，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他根本就不予承认。他在“检讨书”中写道：“感觉自己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想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

毛、谢、古写的“检讨书”与邓小平的一样。

5月5日，正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诞辰的日子。马克思料想不到的是，在全世界革命者都在纪念他115周年诞辰的这一天，中国南部的中央苏区，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的“左”倾领导者，却授意江西省委作出了一个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决议——《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了，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对邓、毛、谢、古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多么的恼火。《决议》写道：他们四人的第二次申明书，“与第一次申明书的内容没有任何不同，他们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

这是一篇“左”得出奇而又值得细细品味的文字。透过其字里行间，我们看到：邓、毛、谢、古不愧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们可以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可是面对“左”倾领导者的高压，他们却宁折不弯，决不向谬误低头认“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在这种特殊的斗争场合中，同样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束手无策的“左”倾领导者，只好声色俱厉地向邓、毛、谢、古宣布：

“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申明书上，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的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的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

对上述第一、二、三、条责铳，邓、毛、谢、古如同以前一样，嗤之以鼻。对第四条责令，他们就无法抗拒了。因为这实际是宣布：邓、毛、谢、古必须到最基层支接受“改造”这是一纸“发配令”啊！

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写道：

“斗争后，撤销了我的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了我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他是5月间从宁都出发去乐安接受“改造”的。从宁都到乐安的南村，300多华里。这一带高山连绵，邓小平走的尽是崎岖山道。初夏时节，天气闷热。没有人给他做伴，他只好孑身一人，背负着简单的行装，徒步前往。(www.xing528.com)

南村在乐安县城南面50华里，当时是中央苏区北部边境，与白区交界。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机关也设在这里。中心县委书记是兴国人胡嘉宾。

邓小平到南村后，主动前往中心县委机关，拜访胡嘉宾。他俩是老朋友了，都是中心县委书记，一南一北，见面次数当然不多，见面后却无话不谈。邓小平详细询问了乐宜崇中心县委的工作和边区情况，还与胡嘉宾坦率地交谈自己对反“江西罗明路线”的看法。胡嘉宾也不避嫌，热诚相待。

这期间，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都驻屯乐安、宜黄一带，还在组织围攻乐安城。

邓小平由胡嘉宾陪同，去了一次前方，看望了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和军委一局局长张云逸。李克农是邓小平的老熟人。邓小平在上海任中央秘书长时，李克农在中央特科工作。张云逸是刚刚离开会昌到前方来就任的。李克农招待邓小平吃了一顿午餐，一起作陪的还有钱壮飞、胡底两人。

邓小平被派到乐安南村区当巡视员一事，很快被中共中央局得知。有人说：“邓小平不应当放在这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这样，邓小平在乐安南村区呆了不到10天，又被命令返回江西省委机关。胡嘉宾赶紧派人到李克农那里借来一匹骡子，将邓小平送回宁都。

对胡嘉宾的关照，邓小平一再表示感谢。谁知他离开南村不久，厄运也降临到胡嘉宾头上。他也被打成“罗明路线的执行者”、“两面派的标本”，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打击，他的乐宜崇中心县委书记职务也被撤掉了。

等待邓小平的是更大的磨难，他被安排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说是“蹲点”，实际是乡里的一名普通干部。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回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命令他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落难宁都的邓小平，处境艰难。危秀英有一段回忆，读后令人心酸。她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蔡畅大姐派我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临回宁都时，他对我说：‘秀英，你要回省委去呀？’‘告诉蔡大姐，我不这里吃不饱饭，肚子好饿。’”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大姐问，他还说了什么，我说：‘没说什么了。’蔡大姐让我去她抽屉里看看还有没有钱。当时，他们每人分二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钱用来交党费，一分钱零用。我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二分钱的猪油，其余钱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找小平同志来。叮嘱我们从厨房后门进，我跑回乡里，告诉小平，蔡大姐做了饭，请他去吃。他连声说走走走。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厨房，蔡大姐又叫我到后门放哨。小平同志把一盆饭都吃了。”

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蔡畅和李富春也在法国勤工俭学，彼此很熟悉。蔡畅比邓小平年长四岁，一直像对待小弟弟那样关照邓小平。邓小平也一直尊称蔡畅为“大姐”。邓小平落难到这种地步，蔡畅打心眼里难过，却又爱莫能助。现在听说邓小平每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连饭也吃不饱，更起怜爱之情。她安排危秀英偷偷地请邓小平吃饭，要冒多大的风险！

患难之中的邓小平，得到同志和战友的关怀，感激不已，内心稍稍得到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