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从跃升为反党派别和小组织领袖

在博古等人的高压之下，1933年4月16日至4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宁都七里村省委机关驻地，召开了一个“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这次会，张闻天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局代表，是刚到中央苏区才一个月的罗迈。

罗迈，就是李维汉。一位潇洒的美男子。他是湖南长沙人，1927年4月党的“五大”上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7月，他赴莫斯科入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冬回国。1933年3月，他到了中央苏区。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罗迈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谈到了他刚到瑞金的情况。

他回忆说：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乌）、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他继续写道：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

罗迈说的也许是实话。不过，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第四天，一篇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与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同时刊登在《斗争》第8期。这篇文章不仅同唱“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的调子，而且还重翻老账，说罗明和邓小平“在立三路线时代，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表现不同，表现在拼命冒险的，便是立三路线的盲动政策，表现在伏地投降时，便是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这篇文章，无疑对批判邓小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篇文章是罗迈写的。

就是这样一位刚刚来到中央苏区对苏区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的人，竟然充当中共中央局的代表，主持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将开成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坐落在宁都梅江河畔的七里村，在县城北边7华里。村中有幢民宅，叫“赖芳汉屋”。江西省委机关就设在这幢房子里。“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一共200多人，参加这次会议。整个七里村，一时闹哄哄的。

因是以江西省委名义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理所当然是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不过，他一反常规，宣布开会后就退坐到台下。

台上的戏，罗迈唱主角。

罗迈俨然一副会议主宰的派头，昂首登台，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报告。

报告的调子定得很高。话一开头，罗迈就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好家伙！经他这么一上“纲”上“线”，似乎“江西的罗明路线”比福建的“罗明路线”还要坏十倍了。

更了不得的是，“报告”声色俱厉地给邓、毛、谢、古四人定了性，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了呢。”

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听后愕然。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一下子竟从“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又“跃升”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且听罗迈在报告中给他们列举的所谓“罪状”吧。

“罪状”之一，是说邓、毛、谢、古“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www.xing528.com)

什么是“国际的”、“党的”路线？那就是王明“左”倾领导者们制定的“进攻路线”。“左”倾领导者认为，当前中国进行的土地革命，已不是民主革命性质，而是国际反帝运动的组成部分，可以直接由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邓、毛、谢、古四人都唱反调，认为土地革命运动只能是民主革命性质，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与策略，都须与此相适应，而不能超越这个革命阶段。据此，罗迈断言：邓、毛、谢、古“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政纲，策略方面，口号方面，组织形式上，全部与党的进攻路线对抗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

其实，只要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弄清了中国国情，就会明白：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争，只能是民主革命性质，绝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能由土地革命运动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其结果必然是“左”倾冒进，导致革命遭受损失。邓、毛、谢、古有什么错？

“罪状”之二，是说邓小平在上海时就“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说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又在“赣南会议”期间与毛泽覃、谢唯俊一起，附和毛泽东（罗迈在报告中未直接点毛泽东的名）“诱敌深入”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主张。

这一条倒真有其事。邓小平确实对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提出的“左”倾路线、方针、政策不满。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表露过，只是“内心有所震动”、“对王明向无好感”。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

至于说到“赣南会议”期间附和毛泽东的主张，那也是真的。当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部队亟须整顿、补充，苏区内部也亟须巩固发展。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毛泽东力主红军分散到石城、长汀、会昌、于都以及周围各县，打土围、拔白点，清除苏区内豪绅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同时让红军部队也得到休整补充。毛泽东分析说，蒋介石决不甘心第三次“围剿”苏区惨败，必定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应抓紧有利时机，准备好战场。一旦敌人发起进攻，就采用“诱敌深入”战略，像前三次反“围剿”那样，在根据地内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的主张，完全正确。在“赣南会议”上，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都发言支持毛泽东。王明“左”倾领导者都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消极等待”，是“右倾”。邓、毛、谢、古等竟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支持毛泽东，这还了得？这不都成了毛泽东一派了吗？

“罪状”之三，是说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四中全会后也多次散布对中央的不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说毛、谢、古在“赣南会议”前后，公然指责临时中央的领导博古等人是“洋房子先生”，是专门到苏区来“找岔子”的；毛、谢、古甚至还说临时中央的领导是“一派的领袖”；而邓小平则完全附和毛、谢、古的观点。

毛、谢、古确实对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上台不满。王明等人奉行“左”倾教条主义，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轻蔑地指责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东，是“山上的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毛、谢、古却针锋相对，反唇相讥，毫不客气地讥讽“左”倾领导者是“洋房子先生”，只知呆在大城市中指手划脚，全然不顾苏区的实际情况，结果把许多事情都弄得糟糕得很。毛、谢、古说博古等人是“一派的领袖”，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事实上，王明、博古等人不是狂热地推行教条宗派主义，把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一个一个地打下去吗？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赞同毛、谢、古的观点，正说明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罪状”之四，说邓、毛、谢、古“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与“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策略、口号。

事实是：邓、毛、谢、古眼看着“左”倾错误在苏区肆虐，给革命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都痛心疾首。他们都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工作。他们对“左”倾“进攻路线”评头品足，在党内进行讨论，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毛泽东讨个公道，要与“左”倾错误进行抗争。

其实，四条“罪状”，没有一条能够成立。它正好说明，邓、毛、谢、古一向就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格格不入；说明他们一直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对“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斗争；说明“左”倾领导者完全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要谁稍有异议和反抗，就视其为“反党”，是“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必欲置其于死地！

对这些无端指责，邓、毛、谢、古当然不服。他们在会上一次次申辩。毛泽覃血气方刚，大声反驳：

“说我们是反党的派别，有什么证据？这是乱扣帽子！”

谢唯俊也提出严重抗议。

罗迈没想到会遇上如此顽强的对手，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朝省保卫局长葛耀山下令：“把他们的枪下掉！”

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倒反党的小派别！”

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当时曾参加这次会议的危秀英回忆道：“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去上厕所，我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关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去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得多久，她又回到县里去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危秀英是瑞金叶坪人，6岁时被卖到兴国高兴圩当童养媳。1930年参加革命，后来当了兴国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933年3月才调到省委妇女部当干事。她是从基层来的同志，了解情况。她对批邓、毛、谢、古十分不理解。参加会议的许多人，也像危秀英那样困惑，不过他们不敢说出来，生怕掉脑袋。

会议开了整整7天。邓、毛、谢、古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受批判，有口难辩，也无法辨清曲直是非。他们原先所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了。

罗迈还严厉地警告说：“这里必须警告那些曾经参加过或者助长过这种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分子，他们不要妄想在党正在集中火力对付邓、毛、谢、古的时候，用两面派的态度，掩盖自己的错误，布尔塞维克的火力，终究是不能躲避的，古柏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呵！”

罗迈是在警告谁呢？俗话说“锣鼓听音，说话听声”，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是在不点名地警告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