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江西罗明路线：创新与成就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

会后，张闻天将自己在会上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改写成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刊登在《斗争》第8期显要位置。文章劈头就说：“仔细地检查江西一些地区的工作，那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这次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的会议，完全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

这篇文章对邓小平的批判，调子一下提得更高了，不仅把邓小平在会寻安的工作说成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而且还把他看成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

除了邓小平受批判外，打人的棍子还敲向了万泰、公略、永丰、乐安等边区县党组织。

文章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要求江西省委必须立即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各县的党与群众的工作”。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召开和《罗明路线在江西》文章的发表，很快使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在整个江西苏区展开。这股祸水，殃及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三人。

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弟。1929年1月，他跟着毛泽东随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游击。途经寻乌县项山时，他在突围战斗中负重伤。红四军到东固后，他被留下养伤。此后，一直工作在赣西南苏区，先后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永吉泰特委书记、公略中心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等职务。他领导的公略、万泰、永丰地区，地处赣江东岸，与吉安的国民党驻军隔河对峙。因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领会深刻，对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运用自如，不仅保卫了永公泰苏区，而且给了骚扰进攻的敌人狠狠打击。

谢唯俊自1931年8月与邓小平相识后，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这年11月间，中共赣东特委撤销，谢唯俊离开瑞金，担任了江西军区宜乐军分区司令员。这个军分区的作战地域就在宜黄、乐安边区，分区指挥部设在乐安县招携。这位跟着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也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地打击进犯宜乐边区的敌人。

古柏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30年5月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这位年仅23岁的县委书记，对毛泽东的调查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和密切配合。毛泽东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精明干练的年轻人。红四军离开寻乌时，他将古柏及其爱人曾碧漪，一起调到红四军前委，让古柏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第一次全苏大会召开以后，古柏曾到会昌县担任4个月的临时县委书记。1932年5月，他调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任内务部长，后又任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www.xing528.com)

邓、毛、谢、古四人，除邓小平外，都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较长时间。他们从切身的经历中体会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提出的主张，符合中国的实际，特别是符合弱小的红军和苏区的实际。他们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自己坚决拥护和执行，而且还到处宣传。目睹那些来自大城市的“洋房子先生”们无端批评指责毛泽东的做法，他们看不惯，常常为毛泽东说些公道话。1931年11月初在瑞金叶坪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亦即“赣南会议”）上，他们曾挺身而出，批驳了“左”倾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指责。因此，他们四人当时被人称为江西苏区的“四大金刚”。博古很清楚，只要制服这“四大金刚”，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影响，就将逐渐缩小，“进攻路线”就可在江西苏区畅通无阻地推行。

对此，毛泽东本人曾先后三次提到过这段历史。

一次是1941年9月10日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另一次，是在1960年12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的部分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为他庆祝67岁寿辰。毛泽东邀请他们聚餐。席间，他同大家谈话，说：

“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

还有一次，就是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信以后作的批示，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和指示，把博古等人反“江西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的真实目的，揭露得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