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乌苏区失守，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必须看到：不是邓小平不去保卫寻乌苏区，非不为也，是不能为也。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仅有些破烂枪支和梭镖大刀的地方游击队，怎能与装备精良又占优势的敌正规军硬顶呢？何况，“寻乌事件”发生后，邓小平领导中心县委和各县党组织及时总结了这一教训，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还在为收复寻乌苏区而英勇斗争。
谁知“左”倾领导者看不到这一切，揪住这一事件不放。
《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在《斗争》上发表后，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重视这件事。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江西省委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将邓小平从会昌中心县委调到江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长；二是于1933年2月28日给会、寻、安县委发出一封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会、寻、安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
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和少共江西省委又联合作出决议，向江西苏区党、团组织公布了致会、寻、安县委指示信的内容。
平心而论，江西省委对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的批评，还是掌握了分寸的。江西省委没有将“单纯防御路线”与福建的“罗明路线”等同起来，只是把它的表现限定在军事方面，只是认为在思想根源上，“单纯防御路线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认为“罗明路线，是更公开露骨的有系统有政纲的机会主义路线，甚至走到取消主义的道路”，而“单纯防御路线，如果继续的发展，必然要走到露骨的逃跑的罗明路线”。
邓小平接到江西省委的调令，不得不与罗屏汉、张云逸等战友告别后，来到设在宁都县七里村的江西省委机关。
阳春三月，桃红柳绿。赴宁都途中，骑在马上的邓小平，无心观赏沿途旖旎春光，只顾思索着近来发生的一件件令人不解的事情。
幸喜的是，邓小平受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妇委书记、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等同志的礼遇。李富春给邓小平安排了住处。3月中旬，李富春又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三县苏区，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这个地区，是由毛泽覃任书记的中共公略中心县委领导的。邓小平在万公永苏区的工作，得到了江西省委的肯定。
不料，江西省委对待邓小平的态度，惹恼了博古等人。
此刻，博古等人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他们发誓要扫除一切阻碍贯彻“进攻路线”的障碍。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他们还不满足，还要寻找机会，把斗争发展到江西苏区去。他们要把整个中央苏区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统统打下去。
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要对邓小平下手了。
3月下旬，邓小平处理完万公永苏区的问题，回到宁都县七里村，刚向省委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张闻天叫到瑞金，说是让他参加中央局会议。(www.xing528.com)
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让邓小平向中央局全面报告会、寻、安3县的工作，实际上是“左”倾领导者们对邓小平的一次面对面的审判。“主审官”就是博古、张闻天。
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局递交了一份检讨书，题目叫《会寻安工作的检查》。
这仅仅是敲响了开场锣鼓。紧接着，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以中央局名义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会寻守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张闻天。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集中“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
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像是受到缺席审判一样，成了这次会议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
3月31日，会议根据张闻天的报告和结论，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
这是一个完全歪曲事实的充满“左”倾火药味的错误决议。
《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一锤定音。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被定性为“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这个《决议》，对江西省也重重地敲了一棒子。《决议》认为：会寻安苏区原先“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指责江西省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把这一防御路线看做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会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把这一路线主要的看做是军事上的分兵把口，没有明确的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区别在哪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
根据中共中央的旨意，这次三县活动分子会议期间，改组了会昌中心县委，对会、寻、安三县县委常委会也进行了改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改由罗屏汉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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