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

邓小平即将面临的厄运，来自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出生，比邓小平小3岁。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同年底，他和王明等人以反“立三路线”英雄自居，迫使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改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人等人的支持下，他们这些仅有些小聪明、毫无实际工作经验而又专爱闹宗派的人，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1年9月，王明因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又要到中央苏区工作，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王明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

年轻气盛的博古，细高个，戴一副黑边近视眼镜，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开口必称马列，颇有一副傲视群雄的“理论家”派头。他一上台，就提出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谁知这一脱离实际的“进攻路线”，从它提出开始，就遭到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者的抵制，在贯彻中遇到阻力。博古等人将此迁怒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下令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将毛泽东从前方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还在中央苏区开展所谓大反“右倾保守”、“消极等待”的思想斗争。

“左”倾冒险错误的恶性发展，致使党在白区的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机关面临生存危机。博古不得不将临时中央陆续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中旬，他和陈云一起，通过地下交通线，离开上海，经汕头来到闽西苏区，准备去瑞金。

博古一行到达上杭白沙镇时，中央福建省代理书记罗明，正好在那里领导边区游击战争。晚餐前，博古边吸烟边板着脸孔问罗明：

“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回答：“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经过省委讨论，来这里重点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所谓“新指示”，就是“进攻路线”和反“右倾斗争”。

“我们还没有听到传达呢。”罗明如实报告。

博古脸往下一沉：“那么，你对苏区当前的斗争有何意见？”(www.xing528.com)

罗明曾和毛泽东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苏区的斗争应和白区斗争紧密结合，红军应和一切主张抗日又不进攻苏区的党派、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他向博古谈了看法。

毛泽东与罗明的主张，恰与博古的“进攻路线”唱反调。博古听了，十分不悦。虽然罗明特意关照伙房为博古加了几个菜，但这顿晚餐他们没吃好。

几天后，博古到了瑞金。与此同时，张闻天也经赣东北到达瑞金。

张闻天与博古不同，文静，深沉。他是上海南汇县人，在苏联学习时取了个俄文名字，叫依思美洛夫。1930年底回国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洛甫”，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9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时，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常委，继续担任宣传部长。他在苏联时就有“红色教授”之称，回国后与博古一样，热衷于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博古、张闻天到瑞金后，与原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汇合，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仍以博古、张闻天为常委，博古任书记，张闻天任宣传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这样，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便直接由他们控制了。

博古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本来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路过上杭时对罗明的汇报又一肚子不高兴。到瑞金没几天，偏偏他又看到了福建省委报来中央的三份材料，对罗明更加恼火。

这三份材料中，有两份是罗明写的。一份是1933年1月21日罗明写给福建省委的信，题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份是罗明在上杭旧县写的《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另外一份，是中央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写给福建省委的信。三份材料都从闽西的实际出发，提出闽西的地方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西北发展；地方武装应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不与敌人硬拼；扩大红军时应区分边区和内地，闽西是边区，应以扩大地方红军为主，而不应将所有兵员都集中到主力兵团去。在博古看来，这些主张完全附和毛泽东的论调，却和“进攻路线”唱反调。

张闻天也看了这些材料。他虽然还没有到过闽西苏区，也没有与罗明当面交谈过，但他的看法与博古完全一致。他们认为，福建省委的工作和罗明的意见，代表的是对革命悲观失望，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不批判这条“退却逃跑”路线，“进攻路线”就不能顺利贯彻执行。

博古一声令下，从1933年2月中旬开始，一场来势凶猛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在福建苏区迅速展开。斗争的结果，罗明被撤去省委代理书记职务。福建省一大批省、县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他们中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方方等人。全省先后被撤职的有省委书记3人，省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3人，军区政委1人，军分区领导6人，少共省委书记1人，县委书记和县苏政府正副主席等县级干部14人。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几乎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同时，“左”倾领导者们又将“无情斗争”的矛头指向江西。他们抓到了所谓“寻乌事件”这根稻草，开始向邓小平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