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

1971年秋天，林彪仓皇出逃，叛党叛国，直至机毁人亡。此后，邓小平先后两次致信党中央、毛泽东，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同时又提出到江西省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获准后，他和卓琳一起于1972年11月中旬，先后走访了吉安、永新、宁冈、井冈山、泰和等县市。在这片热土上，人们到处传递着邓小平在革命老区的消息，猜测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时间。

1971年12月5日，邓小平夫妇又开始了历时10天的赣南中央苏区之行。赣南是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这次他故地重游，感慨万千。8日早晨，邓小平在当地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原苏区中共会昌县委旧址。8日下午，邓小平又来到当年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县。瑞金县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对这位还戴着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令他感动，使他追忆起那艰苦而又难忘的苏区斗争岁月：

1931年7月，邓小平离开上海，经广东、福建，于8月到达瑞金，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就任的10个多月中，他住民房、祠堂、庙宇，身着粗布衣裳，和群众同吃同住。有一次，他和几个人在一起吃红薯，有的人要剥皮吃，邓小平不同意，他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凭着干练、果断、务实的工作作风，深入细致地进行工作，使瑞金县的各项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气象。他主持县委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很快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他又出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因为会、寻、安三县为新区，这样，邓小平就又担负起在新区开拓新局面的重任。

正当邓小平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大显身手之时，一场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风潮，铺天盖地地向他压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邓、毛、谢、古”事件。

1933年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发出一封指示信，指责三个县的党、团组织犯了“与罗明路线及单纯防御路线相同的机会主义”错误。身为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看到这封信，心里沉甸甸的，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自从年初“左”倾，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坚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反对毛泽东等在苏区的正确主张，并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临时中央还派出代表到各苏区开展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排挤和打击抵制“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就是因此被视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撤职处分等各种打击，这种斗争继续扩大，气势不减。

邓小平看着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信中说，邓小平主持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随后，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个人的名字，称他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

邓小平内心很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是想通过打击邓、毛、谢、古，来进一步打击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人。

3月底，临时中央负责人亲自主持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还通过了决议。会后，邓小平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央负责人，继续组织对邓、毛、谢、古四个人的斗争。但是，邓小平没有在错误路线面前妥协，他“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www.xing528.com)

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我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为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挥舞着拳头，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怒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要再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

几天以后，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直至最后他到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这项工作，邓小平一直做到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的前夕。

其实，在这次遭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之前，邓小平就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1929年底，他作为中央代表赴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起义后的部队遭到挫折，余部辗转到达中央苏区，而他奉命到上海向党中央去汇报工作，并起草了洋洋一万多字的《七军工作报告》。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当时的党中央竟然根本没有听邓小平的工作汇报。他住在上海，只是每月从交通员那里领取一些生活费。他同中央的关系，也仅是交通员隔段时间来看他一下而已。邓小平并不知道，此时，坚持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已向红七军前委发出了严厉批评的指示信。显然，邓小平已被“打入冷宫”。他向党中央提出请求，要回红七军工作，答复是没有交通联络，他又请求到中央苏区工作，最后总算获准。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坊岵》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景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都记忆犹新。

但是，邓小平对这些打击都漠然置之，都以伟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予以对待。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到前方需要的地方去，不久他去了红一军团，先后任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