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较快发展，市场机制日趋成熟。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与信息冲击间存在不可忽略的联系（e.g.，Fama et al.，1969；Mitchell and Mulherin，1994）。货币政策作为信息冲击的一种，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货币政策往往首先通过影响宏观经济运作，进一步影响资本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全球金融市场加速融合，来自发达国家（诸如美国）的冲击通过多种传导渠道对新兴市场产生影响，如信贷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和贸易渠道等。Kim and Nguyen（2009）考察了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目标利率变动信息对亚太12个国家股市回报率和波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未预期到的加息使得绝大多数国家的股市收益率下降，且波幅增大。Kim（2003）以及Kim and Nguyen（2009）的研究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对东盟国家股市有直接影响。Yang and Hamori（2014）研究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东盟三国股市的溢出效应，发现在经济繁荣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对东盟三国股市有负向影响，在经济萧条时期，该影响消失。Yang and Hamori（2016）运用MSIAH-VAR模型考察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投机资本和经济周期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平稳时期，热钱涌入对马来西亚经济有短暂的刺激作用，但对新加坡和泰国经济则有着消极影响。在经济动荡时期，热钱涌入不仅加大了三国经济波动，同时也对三国经济发展前景带来负面作用。
从实证方法而言，已有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使用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研究传导渠道的问题。Bagliano and Morana（2012）发现金融不稳定因素主要通过美国房地产，股价波动以及过剩流动性传递到其他国家，且贸易渠道是实际冲击传导的主要渠道。与之相对，Brana et al.（2012）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对新兴市场产出和价格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对其房地产、商品和股价没有显著影响。(www.xing528.com)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已有文献较少同时通过政策和经济金融指标细化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和传导途径，且从实证方法而言，以往文献多集中于运用VAR，SVAR模型考察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美国或发达国家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少在机制转换的视角下研究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已有研究表明，时间序列中存在的结构性断点或区制转移使得传统的线性静态分析不再适用于研究金融市场的动态特征，通过可刻画机制转换的模型可以满足该方面的研究需求（潘敏等，2011）。Hamilton（1989）提出了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考察时间序列动态的新方法。该模型解决了传统线性模型参数恒定和忽略结构突变的问题。Hamilton考察了战后美国实际GNP变化与经济周期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实际GNP正负增长率的转换可以表征美国经济周期的变动，且可作为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定义和衡量标准。沿着该思路，考虑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机制可能会发生变化，而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金融变量间非线性的动态关系，本书将马尔科夫机制转换纳入分析框架，考察在不同状态（机制）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不同区制下，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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