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终结：互联网革命超越纳斯达克

迈克尔·刘易斯

2000年3月，当互联网上的股票自由下跌时，互联网终于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它不过是一种快捷的信息传递服务而已——热衷此道的人现在开始这样评说，而这些人，或者在互联网最近的蓬勃发展中损失了很多钱，或者更可能是没有赚到钱。互联网的牟利潜力被高估了，它的社会影响据推定也被高估了。不过，情况不是这样。信息的快速传递并不是互联网所做的唯一事情，它还使人们有可能消解所有的规则和惯例。处在潮起潮落之中的不仅是商业秩序，各种从未被质疑的权威正待破除。与人们允许互联网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与泄露相比，互联网的科技和赚钱潜力并不那么有趣。

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一切，支持了社会学中被称为“角色理论”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我们没有自诩的“自我”，我们的自我仅仅是为了应对我们身处的社会情境而戴上的面具。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情境，那些要对新的情境做出反应的人需要攫取一套新的面具。人们采用了备好的新工具，利用的只是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需要的方式。如果他们利用互联网做个身份实验，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的身份不胜任了。如果互联网正向某个方向推进这个世界，那可能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然觉得有必要向那个方向挺进。互联网正在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想变成什么。

我已经写过关于乔纳森·莱拜德（Jonathan Lebed）的故事，他是新泽西郊区一个15岁的男孩，利用互联网改变身份后进入了股市操作系统。乔纳森的故事告诉我们，你无法真正理解网络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除非你理解了真实世界里导致互联网发生这一切的条件。你不能理解那里的一切，除非你亲自到那里去四处看看。一旦你去了，你就开始理解各种新的真相。比如，互联网是重新开始的摇滚乐，不是现在的摇滚乐，而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摇滚乐，那时，它真的让成年人目瞪口呆了。互联网正在鼓动一场巨大的身份变革，它颠覆了社会规范的所有形式，而最迅速地攫取这一权力的是年轻人。

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在我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诺基亚占据手机业的重要地位，以至于现在非常多的人都同意，芬兰人最先将手机连接到互联网上，而这种联接也是我们认为必要的。芬兰人的成功缘于他们特别善于猜测他人想从手机中得到什么。一个重大的理由是——诺基亚的人也相信是这样——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孩子。孩子们喜欢每一项新技术，由于没有成见，所以能够更快地掌握新技术。基于不能被人充分理解的理由，他们想要的手机使用方法是成年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比如，关于课本的即时信息。

为了创造一种俗称“短信”的即时信息，你可以用手将它敲到你的电话里，用键盘做打字机。表面看来，这不是电话键盘的明显用途。字母数与输入键数的不同，意味着你必须敲出某种摩尔斯代码。这种技术在芬兰的男孩女孩之间非常流行——男孩不好意思当面约女孩出去，女孩之间则迫不及待地相互告知约会中发生了什么，一旦它们发生了的话。他们已经证明，如果间接交流的需要已经足够迫切，那么，词句就能以神奇的速度被敲到电话键盘上。550万芬兰人在2000年相互发送了10亿条短信。

短信迅速成为欧洲法人通讯的支柱。这一技术是从芬兰的孩子传授给商人的，因为孩子教会了他们的父母。诺基亚聘用的人类学家告诉他们这一切。芬兰成为地球上正式承认以孩子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如果你想让经济快速发展，你需要促进迅速的技术革新；如果你想促进迅速的技术革新，你需要向孩子们让与一种陌生的权威手段。

当资本主义鼓励了空前迅速的变革时，孩子比成人享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尚未决定他们是谁，他们没有向特定自我投入大量的心理资本。当新技术来临时，得到实惠最多的是那些乐于推翻旧我、变成新我的人，那些在旧我中没有过多投入的人，就此占了上风。要推翻一个12岁的人的自我，不需要放弃太多的东西。

我在新奥尔良长大。我现在要思考这段原本是无趣的事实，是因为这与我对身份及其改变的兴趣有关。新奥尔良一直是观察进步的最佳去处。要想了解进步，就要知道它推倒了什么，摒弃了什么。当进步的速度像今天一样迅猛时，回想它的受害者是不容易的。新奥尔良保持了它的不合时宜，足够与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你还可以在新奥尔良找到真正绅士般的律师，他们将自己视为一种荣誉和体面职业的成员。我父亲就属于这样的恐龙之一。

直到垮掉为止，我父亲一直努力让我们的旧式家庭律师事务所坚持其迷人的习惯。绅士律师相互写条子，讨论古希腊语中某些术语的正确发音。他们从消亡的文化中搜集古怪的艺术品，他们视教育为宗教的一支，他们戴着领结，他们相处融洽，但不知道星期五的意义。他们的生活以一种精英思想为前提：律师是超越争吵的。他拥有特殊的知识，能够遵循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典，而又无需说出它是什么。他认为所有的变革请求都是值得怀疑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形象，在人们所能确定的范围内，他从不对此有丝毫的担心。身份不是一个原因，它只是生活方式的结果。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种站得住脚的立场，是在一个叫莫里斯·巴特（Morris Bart）的陌生人出现的时候。当时我十几岁，我和父亲驾车沿着州内高速公路穿城而过，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你是一个被害人吗？你受伤了吗？没人代表你的利益吗？打电话给莫里斯·巴特律师。”上面有莫里斯·巴特的大照片。他像二手车倒卖者那样笑容可掬。

“您也像莫里斯·巴特这么做吗？”我问父亲。

“不太一样。”

“但他的广告上说他是一个律师。”

“我们有不同种类的律师事务所。”

“怎么不同？”

“我们没有广告牌。”

“为什么没有？”

“那不是律师要干的事情。”

是这样，直到莫里斯·巴特把照片设在高速公路旁的那一刻，真是这样。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仍然没有什么举动，但是，律师实务要服从于整体的力量，美国人的双重本能是：既要民主化，又要商业化。它们通常意味着同一种东西。这两种力量支配着互联网，反过来，它们又被互联网所支配。

莫里斯·巴特是互联网如此强力提升的、巨大的美国解构工具中的一个微小装饰。在巴特树立自己的广告牌之后若干年，我父亲律师事务所中的律师开始接听一些“顾问”的电话，这些顾问告诉他们如何窃取客户，并从其他律师事务所窃取律师——这些想法，在几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对某些人而言，现在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若干年后，客户要求律师按小时收费，然后又质疑这些收费。老的游戏结束了。在市场被毫不含糊地侵入的那一刻，老的传统开始从法律中渗出流失了。对绅士律师而言，它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但它毕竟结束了。对那些身份被包藏在这一想法中的人来说，这种结束使他们的故事具有了某种悲剧色彩。

我记起大地在我这个少年脚下动摇时的最初感受。我不喜欢这个预示父亲的世界即将崩溃的先兆，不过，更让我不安的是，我身体的某个部分希望父亲也能在高速路旁树立他的广告牌。当然，这是他永远不会去做的。我的反应是离家出走，发明另一个自我。如果那时候就有互联网，我肯定毫不犹豫地上网了。

乔纳森·莱拜德就这么干了。另一个拥有“美国在线”（AOL）账户的少年马库斯·阿诺德（Marcus Arnold）去年夏天也这么干了——他戴上的面具甚至令莫里斯·巴特这样的人也胆战心惊，他向社会秩序及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有关身份和专业技术的观念发起了又一次攻击。

AskMe公司于1999年由微软公司的前雇员们成立，它所卖的软件可以让“3M”、“宝洁”这样的大公司制造一个员工内部局域网，这个网被称为“知识共享”。知识交流就在电脑屏幕上，通过它，员工们可以向整个公司提出问题。它的魅力是明显的，一旦这种“你问我答”式的知识交流开始运行，它不在乎公司内的某个专家坐在哪里，只要他没有离开公司，就可以随时满足任何人的要求。

AskMe公司很快发现，从对新软件的使用方式，可以看出一个公司很多的情况。在金字塔型组织中，老板一般任命自己或者选任几个下属作为“专家”。问题自下而上，答案自上而下，最初的等级制被保留甚至被加强了。在非等级制的蛋糕型公司里，老板用这个软件制造一个公司员工共享的网络，无论员工身处何处，都可以将自己的智慧输入这个网络。用这种办法，公司的任何人都可以回答他人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是专家。当然，看到一个见习生回答了副总裁提出的战略规划问题，也不会引起什么敬畏。不过，许多公司认为，为了集体的知识库，搞一点平均主义不算什么大的代价。

制造AskMe软件的人相信，它使那些老板愿意牺牲一些威望和权威的公司比其他不愿做这种冒险的公司更有优势。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说过，因为他们希望也能将这种软件卖给金字塔型的组织。但他们知道，一旦该软件被运用，将其组织平面展开以鼓励知识向各个方向自由流动的公司，将会击败金字塔型的公司。知识来自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员工们实际知道的，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还多。集体智慧的收益，超过了老板权威的损失。

简言之，这种软件巧妙地改变了经济环境，它对平等精神给予了新的褒奖，它使“金字塔”的生存更困难，使“蛋糕”的生存更容易。

在这个领域之外，AskMe公司的销售员像任何地方的销售员一样，发现自己碰到了来自潜在买家的五六个相同的质疑，甚至当买家是蛋糕型公司的时候。一种质疑是：“你怎么知道你们的软件在我们20万员工的拼命使用下不会瘫痪？”为了证明不会发生这种事，AskMe创建了一个网址，向更广泛的公众提供了一个软件版本。这个网址是AskMe.com，它于2000年2月出现，并且迅速成为互联网上十几个知识交流网站中最频繁使用的一个。头一年，这个网站就有超过千万的访问者。

从网站的范围可以明显看出AskMe公司的雄心壮志。公司没有从网站上赚钱，也不打算操纵上面的一切，甚至懒得宣传自己的存在，使用它的人有几百万，这都是交口相传的结果。网站上的建议都是免费提供的，专家是自我任命的，由寻求建议的人给他们排名。位次靠前的专家从AskMe.com得到少量现金奖励。这些奖励以及网站的公开性吸引了许多通常并不免费做事的人，从手持知识许可的会计、律师、金融顾问，到无证行走江湖的体育评论员、算命先生和文身术士，应有尽有。

AskMe公司并不是这样设想的，但是，它的公开网站的确带出了一些问题：更广泛的社会对于知识的本能态度是什么？我们是愿意到可以找到的地方寻找知识，还是只愿意从据说是拥有它们的人那里去寻找知识？这个世界是希望成为金字塔型的，还是希望成为蛋糕型的？

2000年夏天，在地处洛杉矶和棕榈泉（Palm Springs）之间一个叫佩里斯（Perris）的沙漠城镇里，15岁的马库斯·阿诺德为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上千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答案。马库斯的父母是途经洛杉矶中南部从伯利兹（Belize）移民到佩里斯的。为什么有人愿意从某个地方来到佩里斯？这并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问题。佩里斯是美国人精于制造的那种无主之地。某一天，这里是平坦、朦胧、广阔的沙漠和白色岩石，无尽的蓝天上漂浮着空中造型表演者；另一天，一些先驱者点亮了万家灯火；又一天，镇上挤满了主要为这里的独一无二而来的人。人类在此建立家园的决定，对佩里斯的身份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当一排排的住房被安置在沙漠中以后，佩里斯之所以闻名，还主要因为那里是一个可以从飞机上跳下来的地方。

马库斯与父母和他的双胞胎兄弟住在一座很小的砖房里，它离一个大的跳伞降落区1英里左右。在这个家庭可以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上空，从早到晚都有人从飞机里蹦出来，连人带伞扑通落地。马库斯头上的蓝天永远被降落伞搞得伤痕累累。马库斯自己是坚决属于地面的，他是一个大得像熊一样的男孩，6英尺高，200磅重。除了在电脑和前门之间笨拙地往来一下而外，他根本就不走路。电脑蹲在一张假古董的书桌上，书桌摆在厨房和卧室之间的凹室里，一尘不染，像模范家庭的展览室。这是家里唯一的电脑，理论上是全家共享，实际上属于他自己。他现在要把时间尽可能花在电脑上，因为他是AskMe.com的主要专家。他的专业是法律。

当我首次采访马库斯的时候，蓝色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来自AskMe.com问题的答案的开始部分，是在我到达之前快速写成的：

您的儿子不应被监禁或者受审判，依照“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必须向要被逮捕的人宣读他的权利，然后才能向他提问。如果您的儿子在听到宣读自己权利以前被问了任何问题，他都不应被送进监狱。如果您需要我的进一步帮助，请用私人专栏给我回信。

键盘在马库斯的大手下消失了，AskMe.com上的另一页出现在屏幕上。马库斯想向我指出一个真律师在网站上对一个问题的糟糕回答。他说：“我总能见到糟糕的律师，网站上一些人谈起事情来根本不着边际。他们只想取得一个位次，出卖服务，取得报酬。”他的大手又向下移动，这一页又消失了，随之出现了马库斯最喜欢的网站。这里是德克萨斯州等待死刑执行者的菜单。即将被该州处死的人所点的最后一顿垃圾晚餐，旁边有他们的照片。马库斯浏览了一两分钟，寻找新闻，然后继续，没有任何评论。

青春期的优势在于，你能够以平常心对待周围的任何事情，因为你还没有什么可与之比较的，马库斯似乎充分拥有这一优势。对马库斯来说，下面的事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你敲击一部机器的几个按钮，就能读到一个今早被处死的人昨晚吃了什么；他屋外唯一的生命迹象是从天空漂到地面的那些人；他的父母给他的双胞胎兄弟起名马克（Marc），马克和马库斯；他现在所花的绝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互联网上，并且是为成年人提供法律意见。

马库斯是在2000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偶然撞见AskMe.com的。他当时正在研究他的生物考试，想找一个问题的答案。他注意到，某人问了一个他知道答案的法律问题，接着又是一个。于是一个想法出现了：为什么不自己来回答它们呢？要想成为一个AskMe的专家，只需填一个表格。他在2000年6月5日这一天，也是马库斯心中神圣的一天，填写了这个表格。他说：“我从12岁就一直想当个律师，但是我不能这样填写，因为每个人都会这样说：‘什么？一个12岁的孩子要给我提供法律建议吗？’”

“也许写15岁会让他们感觉好些？”

他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似乎显示他把这当成一个复杂的问题。他说：“所以，我第一次进入AskMe的时候，告诉大家我20岁左右，每个人都相信了。”实际上，他声称自己25岁，我猜想，这对一个15岁的男孩来说，也算20岁左右吧。为了让人加深印象，他采用“LawGuy 1975”作为头衔。进入他网页的人们发现他被这样描述：“LawGuy1975 aka Billy Sheridan.”比利·谢里登是马库斯在“美国在线”上的头衔。

马库斯回忆说，他自封法律专家数日后，他在互联网上只访问AskMe.com，并且只处理成人的法律问题。

“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我问他。

“很简单，”他说，“有些就像这样：‘我丈夫因谋杀而入狱，不是他干的，我需要一份驳回起诉的动议，怎么写呢？’我收到的问题都是来自这样一些人：‘我就要突然被关进监狱了，在他们把我带走之前，有没有人帮我呼吁一下？’或者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求助。不过，大部分都是些简单的问题。‘什么是重罪？’或者‘如果我犯了这个罪，会判多少年？’或者‘如果我成了被告怎么办？’很简单的问题。”他说这一切的时候，都是用电视律师那种自觉的、机关枪式的快速语调。

马库斯成了专家以后，开始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AskMe上的排名，取决于专家回答问题的数量、速度和质量，由接受问题的人评判。他们会给每个答案一星至五星级的评价。到7月1日，马库斯在AskMe.com刑法分部150多名专家中已经位列第十，而这些人中有许多真正的律师。马库斯告诉我，这个时候他决定去夺金了。“当我名列前10名的时候，得到一些人的‘祝贺’、‘恭喜’，所以我激动不已，拼命回答更多的问题。你知道我怎样做的吗？就这样：我向这些人显示我知道自己干的一切。”他需要怂恿更多的人问他问题，也需要更快地回答这些问题，还要用一种能让他们赏给他更多星星的方式。为了这个目的，他刷新了自我宣传的网页。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名受过两年正式法律训练的法律专家，我将帮助任何我能够帮助的人。我接触过法庭审判、法律研究和某些法理学。我尚未被这个州的律师协会允许执业……真诚的小贾斯廷·安东尼·维里克

马库斯说：“除了我现在的名字，贾斯廷是我一直想要的名字。”Justin Anthony Wyrick Jr.——这简直是假名中的假名。这个名字有更多的权威光环，这是马库斯的看法，也是其他许多人的看法。某一天，马库斯收到并回答了110个问题，也许，其中1/3来自好奇的人，1/3来自陷入法律困境的人，还有1/3似乎来自正在参与某种奇特的成本收益分析的人。

问：一个人必须偷或骗多少钱，在伊利诺斯州才被看成重罪犯？

答：在伊利诺斯州，你必须违法取得5001美元以上才能构成诈骗罪。如果你需要其他的帮助，请回信。真诚的小贾斯廷·安东尼·维里克。

问：缓刑执行官可以不让被缓刑者结婚吗？

答：除非被假释的人是以“不结婚”为释放的特殊条件，否则他就可以结婚。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请给我回信。真诚的小贾斯廷·安东尼·维里克。

马库斯回答的问题越多，就越是有更多的上网寻求法律意见的人希望同他说话。在一个两周的时段里，他收到了943个法律问题，回答了939个。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回答那剩下的4个问题时，一种恼怒的表情掠过他胖胖的脸。“交通法，”他说，“对不起，我不了解交通法。”到了7月中旬，他已经是AskMe.com刑法方面位列第三的专家了，在他之下，有125个有律师牌的人和一群前警察和前罪犯构成的疯狂组合。第二年轻的人31岁。

几周时间里，马库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身份：法律怪才。他现在不再把学校看成未来法律职业生涯的一种准备了，他更看重的是法律行动。他调查研究过当地学校公告牌上所做的细小而无用的事，并且发现，它摊到纳税人头上的是一笔私人开支。他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将这件事提了出来。为什么带着成人法律问题的成人竟然把他当回事，这个巨大的秘密连马库斯也不太知道，除非承认，这个秘密与他的法律训练无关。他没有受过法律训练，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在阿诺德家的书桌上有一本很薄的词典，加上一堆法庭案件，都是AskMe上依靠马库斯建议的人给他寄来的复印件。客户们给他这些文书工作，他帮助写一些动议，客户们将他写的动议交给职业律师，由他们呈交法庭。但是，在书桌上或者房子里，没有任何一种稍微类似法律书的东西。仅有的法律信息的潜在来源是家用电脑和一个大屏幕电视。

“你到哪儿去找法律方面的书呢？”我问。

“我不找，”他一边说着，一边敲着键盘，“书很烦，我不读书。”

“那么你上法律网站吗？”

“不。”

“那么，当你得到一个问题，你要研究你的答案吗？”

“从不研究，我就是知道。”

“你就是知道？”

“对。”

一种另类真实的独特气息荡漾在空气中。就在这时，马库斯的妈妈普丽西拉从前门进来。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在一大袋食品的重压下，呼哧踉跄地走进来。一长盒油炸圈饼从袋口露出来。

“嗨，马库斯，你在做什么？”她问话的时候，大口喘着粗气。

“正在回答一些问题。”马库斯说。

“正在回答什么问题呀？”她喜滋滋地问，脸上洋溢着骄傲。

“如何得到上诉保证金，”他说，“另一个是请求最高法院发回的。”

“我们买了辣椒干酪热狗。”

“太好了！”

普丽西拉赶快到厨房里去加热油炸圈饼和热狗。一股新的怪味儿漂到了电脑上空。

“你从哪里得到专业知识的？”我问。

“马库斯天生就有的！”普丽西拉大声说。由于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所以我没理睬她。

“你什么意思？”马库斯问我。他真的被我的问题困惑了。

“你的信息从哪来？”

“我不知道，”他说，“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知识从哪来？”我追问。

“在看了那么多关于法律的电视剧以后，”他回答，“我就知道了需要知道的一切。”他嘲弄地微微耸了耸肩。“你别惊讶，我就是知道这些事情。”

普丽西拉又从厨房里大声喊道：“马库斯是个天才！”

马库斯向后靠在椅背上，一副天才少年的样子。他很高兴他妈妈的话省去了他向一个明显是蠢货的人做出解释的麻烦。已经可以分辨出马库斯性格中的某些线条，但还没有清晰的总体形象。他有多种的角色：法律的天才人物、谦恭的网络帮手、诚实的掮客、喜欢网络的普通孩子。现在，他让那些在学校名列前茅的人显得可笑，他是一个浮躁而温和的万事通。

准确地说，我们并不清楚他知道什么。他在网络上给很多人的印象是一个法律专家；而他本人有更折衷的表现——这无疑是他发现互联网像他一样诱人的理由之一。和乔纳森·莱拜德一样，他是那种注定要被高中压制的人；也和乔纳森·莱拜德一样，他拒绝接受自己被安排的身份。当真实世界没能诊断出他的天才的时候，他就要去寻求第二种意见。互联网提供给他多种意见，他可以从中找出自己喜欢的。互联网制造了新的机会，让他形成新的自我观念，然后呈现为全新的现实。(www.xing528.com)

关于马库斯所玩的游戏，还有一些是我熟悉的，但要我涉足其间，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他利用互联网，其方式就如同成年人在利用自己的过去。时间的流逝，让老一些的人记起他们过去是谁，曾经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年轻人则不必借助特定的逃避路线以规避自我，因为他们的过去仍然是不太讨人喜欢的现在，所以，他们倾向于走另一条路线，想象自己进入了某种未来的成人世界。他们的奇思怪想受多种情感的推动：希望、野心、理想，但最基本的还是怀旧，对未来的怀旧。现如今，对未来的怀旧比传统的怀旧更为时尚，而互联网使他们有可能用全新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去行动。

普丽西拉在厨房里喊道：“马库斯在娘胎里就是天才，我能感觉到。”

这会儿，马库斯咧开大嘴笑着说：“欢迎来到我的大脑。”

“什么？”

“欢迎来到我的大脑。”

他这样说的时候，非常像一个真诚的主人请他的客人坐到一把舒服的椅子上，以至于我不得不阻止自己说“多谢”。在他后面是一个大型落地窗，可以看到加利福尼亚的沙漠，这个景色是普丽西亚喜欢这个房子的理由。沙漠远方是棕色的山脉。在白色的沙漠和棕色的山脉之间，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一个人从天而降。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说。

“好吧。”他很高兴地说。

“你知道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电视法庭’节目吗？”我问。

“基本上。”他说。

“还从你浏览的这些网站上？”

“基本上。”

普丽西亚从厨房喊道：“马库斯，你想吃几个热狗？”

“两个，再来一些油炸圈饼。”马库斯也喊道。

“如果你不在这里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你认为他们会做些什么呢？”我问。

“他们就要付钱给律师了。”他说。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宽阔的脸庞遮上了一层乌云。他突然严肃谨慎起来。

他可能忆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被上百个律师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惨败，这些律师曾在AskMe.com上见识过这个迅速爬升到他们前面的新专家。不管基于什么原因，他抬起巨大的手掌朝向我，如同圣母玛丽亚抵抗圣灵的恳求一样。他说：“你看，我在那儿可不是为了抢别人的饭碗。那不是我的工作。”

“你认为法律专业知识被高估了吗？”

“彻底高估了。”

马库斯在AskMe.com名列前茅的时候，一些他不认识的人开始问他的电话号码和他的收费结构。基于某种他也无法完全解释的理由，他第一次感觉于心不安。他决定，现在是澄清自己年龄的时候了。为此，他改变了自己的专家档案，将“法律专家”改成“15岁的见习律师专家”。

在他公布自白之后几小时，充满敌意的短信蜂拥而至。其中一些来自他的“客户”，但大多数来自与他竞争名次和知名度的律师和其他人。一场小小的战争在留言板上爆发了：马库斯指责律师们拉帮结伙损害他第三位的座次，而律师们指控马库斯根本不了解自己谈论的一切。律师们开始找出马库斯以前的回答，给这些回答一颗星的低级评价，借此拉下他的名次。继而，他们做了更糟糕的事：他们问他许多法律的细节问题，当他不能提供相应的细致答案时，他们就对他狂轰滥炸起来。

马库斯对这些鞭挞他的e-mail所做的回答，读起来不像是律师的辩护，更像是一个人请求给他施加酷刑的人放了他：

“我正公开报告你的辱骂，因为它损害了我作为网上专家的名誉和尊严。”

“请不要用e-mail威胁我。”

“请别再揪住我不放！我并不是在进行法律执业。”

“请你不要来信说你正监视我，那会吓坏我的父母。”

“我真的希望我们成为朋友。”

“让我们成为朋友，或者别的。”

对马库斯上述表示最尖刻的回击是：“在你的上两封邮件中，你要我做你的朋友，这就好像受了致命伤的角斗士希望成为狮子的朋友。”

一方面，这段插曲是荒谬的，马库斯·阿诺德没有对任何人构成威胁，除了他自己，可能还有寻求他的建议的人。为了从事法律业务，你仍然需要一张许可证，而15岁的男孩是不可能得到它的。与此同时，马库斯无意中走进一个火药场。互联网到了一个令法律尴尬的时刻。

律师与非律师之间知识的差距，一段时间以来正在缩小，互联网进一步将它们拉近。互联网提供法律建议，通常还是免费的，提供者也不仅限于律师。学生、警察、侦探甚至以前的罪犯，都可以跑到留言板上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和案件。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对待法律知识的扭曲的民主态度，法律职业者目前将这种态度视为理所当然。美国律师协会“网上律师业”（e-lawyering）特别工作组副组长理查德·格拉纳特（Richard S.Granat）在《纽约时报》的访谈中是这样解释自助式互联网法律服务的蓬勃发展的：“如果你想一想法律，它大部分的组件只不过是信息。信息本身与解决法律问题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简单的句子中，你听到了老式的职业秘密蒸发后遗留下来的声音。律师业的地位是浮沉变动的，这已然持续一段时间了。一本能把精英人物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文选，总有一天会从长长的书架上被精选出来，而那个书架上充斥着对20世纪末美国律师文化沦为大众化的恶骂与诽谤。我们另有专章细述广告时间的到来。1977年，美国最高法院决定，允许律师宣传自己的业务，一本叫《美国律师》（The American Lawyer）的杂志1985年开始公布律师的估计收入。一旦法律成为一种业务，它便开始变成一种商品。将法律归结为信息的总和，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提供它。

这种思想由来已久，互联网帮它传得更快。毕竟，一个从未读过法律书籍的15岁男孩也能在众人面前充当法律专家，对法律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据说，很多人觉得，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接近法律知识。谁知道呢？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法律专业知识被高估了，彻底高估了。

任何人，如果他的身份有赖其接近知识的特权，那么，互联网，就其本性而言，将给他造成损害。但你不能因为马库斯·阿诺德或者乔纳森·莱拜德而责备互联网，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互联网只是利用马库斯来告诉我们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我们怀疑正式培训的价值。一知半解一向是危险的，但现在竟然成为可敬的。正式培训重要性的整体崩溃，是后互联网生活的一种症状。知识，像与之匹配的服装一样，正在被非正式化。不经意的思想与不经意的装束相配。这就是马库斯·阿诺德2000年夏末发现自己置身的情境所揭示的含义。马库斯被真正的律师们当众羞辱了一番，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提供更多的建议。他戴着肥大的露指手套，坚守在较低的位次上。这时，客户们开始说话了。相当一致的声音是：“别揪住这孩子不放！”许多人似乎相信，任何能在AskMe.com法律专家榜上爬到如此高位的15岁男孩都一定是某种怪才。他们比以往更想找到他，他们要他的法律建议，并且只要他的法律建议。

马库斯抹去不快，继续给他们提供建议。几天之内，他的信心就完全恢复了，他说：“你们总有你们的批评，我的意思是，与真正的律师一起，是一件荣耀的事。他们不会让某个可以做他们孩子的人打败，再说他们比我时间多。我总要挤出时间，一天上学6个小时，写4个小时家庭作业，晚饭之前我不可能上网回答问题。”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马库斯的排名反弹上来。在他泄露年龄两周之后，他开始上升了；再两周之后，他升至第一名。他给上千人提供了法律建议，其中有些可能经不起法律方家的仔细审查。一些建议可以从“朱迪法官”（Judge Judy）电视节目中直接得到，更多的建议只是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进行了简单的重述。马库斯并不纠缠细节，也不擅长处理复杂问题，但这就是他，他不需要那样做。许多真正的律师也不过是用一种令客户满意的方式散发简单的信息，而这方面正是马库斯的强项。他可能说了自己不知道的，或者用一种奇异的方式说了自己知道的。但无论如何，他们喜欢他。

马库斯的父亲马文在一个家具零售店工作，离家有两小时的车程，所以，当他的儿子在网上散发建议的时候，他通常并不在周围。如果不是出了这种事，他原本还不知道马库斯在搞什么鬼。“我是那种不碰电脑的人，”马文回家看到马库斯正在和我过招时这么说，“实事求是地说，我从不摸电脑。”他这样实事求是地说着的时候，神情中既没有蔑视，也没有恼怒，只是一副“由它去”的温和样子。他补充说：“如果我需要电脑中的什么，我就问马库斯。”

“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在电脑上。”马库斯一边说，一边又开始敲击键盘。

由于电脑摆放的核心位置，在阿诺德家，我同马文的谈话不可能不影响马库斯。意识到自己将被迫听到父亲对互联网的可能评价，马库斯就失了兴趣，他招呼马克，两个像熊一样的双胞胎男孩笨拙地走向前门，在快要出门时，他转回身问我是否认识好莱坞的什么人，能让他和这个人谈谈。“我认为我真正想做的，”他说，“是当一名演员。”说完了这最后的非结论性的话，他就丢下我独自对他的父母进行交叉询问了。

第一件很快清晰起来的事情是，与他们的儿子感受不同，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生活不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正常生活了。莱拜德家已经证明，如果你的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上网，你不必离开家就能感觉自己被连根拔起了；阿诺德家也已经被连根拔起了，所以他们没什么好证明的了。他们从伯利兹移居到洛杉矶中南部，又从那儿移居到佩里斯。马文现在平静地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在洛杉矶的家中，马库斯的哥哥被谋杀了。他是在家庭野餐会上被一个熟人冷酷地开枪打死的，而杀他的这个男人将在2013年获得假释。“马库斯没告诉你这些吧？”马文字斟句酌地问道，“在我看来，这就是马库斯对法律感兴趣的理由。他看到这个结果很不公平。”

在他们的儿子被谋杀后，阿诺德夫妇随即搬到了佩里斯。他们到达后不久，马库斯要一台电脑。他一直等到自己在AskMe.com排名第十的时候，才告诉父母为什么他突然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键盘上。他的父母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截然不同，母亲非常骄傲，她总是知道马库斯是特别的，而互联网给了他证明的机会；父亲持温和的怀疑态度，他不明白一个15岁的男孩如何能当律师。真实情况是，马文并没有真把马库斯的举动当回事，至少起初没真当回事。他以为这是马库斯对哥哥被谋杀的悲痛反应。不久，电话开始响了，响了又响。“他们是些成年人，”马文说，仍然不敢相信家里发生的事情，“他们打来电话，找马库斯，这些人都像是40岁或者45岁了。他们和马库斯谈他们的法律问题，这有点儿让我害怕了，因为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普丽西拉揉着胖胖的脸说话了，带着明显是期待着反对意见的表情：“他们不承认他只有15岁的事实，他们只承认他能提供法律建议的事实。”

马文说：“可电话总是响，这些人希望马库斯给他们法律建议。真的，我的意思是，他所做的就像人们在工作时做的那样。他就坐在那儿，我很烦。我总是说：‘马库斯，你说的太多了，说的太多了！’”

“律师们都这样，”普丽西拉说，“他们都说很多话。”

马文不再理会他的妻子，直接转向我说：“我告诉他离电话远一点儿，离电脑也远一点儿。我一直对他这么说，家里其他人都用不上这个电话，我没办法阻止他，不过……”

“不过律师们都要多说话，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普丽西拉说。

“我真不用这个电话，”马文说，“他们打来的电话，从来不是找我的，永远是马库斯，马库斯，马库斯。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电话给他。”

他们要跨越的显然是一个熟悉的传统障碍。我问道：“我不明白，怎么这些人都有你家的电话号码？”但他俩都没听到我说话。普丽西拉太专注于自己的要点，抱定主意要让马文明白。“但这是他必须做的，”她说，“这就是律师要做的——说话。”

“对，但他不是律师，”马文说，他又转向我，像是在接受仲裁，“他这样说个没完，真让人发疯，发疯！”

“他们怎么得到你家的电话号码的？”我又一次问。

“但他会有出头之日，”普丽西拉说，“他是个天才。”

“他是个孩子。”马文说。

“他们怎么得到你家电话号码的？”我第三次这样问。

普丽西拉抬起头说道：“马库斯把它贴在网上了。”对她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马文有不同的见解。也许，他的感受不同于那些排队给马库斯打电话的客户的感受，或者他们总是等着接听而不愿过会儿再打来，或者他们语调狂乱。无论什么理由，但总之让他不喜欢。“我告诉马库斯，”他疲倦地说，“我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他们可能是罪犯，你不应该给他们电话号码和地址。”

普丽西拉皱着眉头，努力表示关切。她以一种合作多于恐惧的表情说：“真正让我害怕的一次是那个他帮助的女人。这个女人寄给他整套的刑事案卷。我说：‘马库斯，你为什么要管这个？你应当告诉这个女人你只有15岁。’但他不听我的。弄到最后，这个女士竟想让他一起出庭，我说：‘不行，我们必须打住了，因为你没有律师执照，也不是学法律的。’他说：‘妈，你必须开车送我去法庭，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说：‘没门儿！你没有使用法律的许可。’”

我看得出来，她的心并不在这段独白上。她停下来，很开心，好像在说，她已经努力向丈夫的观点靠近了。然后说道：“不过，我想这个互联网对马库斯有好处。”

“你认为马库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问。

“知道，他很清楚，”她说，“因为我们花很多时间看法庭节目，上面的建议和答案都和律师的一模一样。”

似乎就是这样了，甚至马文也不反对。马库斯了解他的“电视法庭”。

“你们能理解他为建议而收费吗？”

“在什么年龄？”马文说。一种新的惊讶进入了他的声音。

“30。”

“我希望，”马文说，非常小心，“我希望他能做好。”

“我猜那时他会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普丽西拉说。

提示与问题

1、美国劳工部对职业（occupation）做了以下归类：（a）专业 、技术和管理；（b）职员和推销；（c）服务；（d）农业、牧业、渔业；（e）机械；（f）手工操作；（g）建筑结构。^[2]虽然专业（profession）的含义，以及职业与职业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但是，某一专业的性质特征还是可以概括的：

A、有组织的知识体：专业所占有的多于某种技术。据推定，一种有组织的知识体与技术相关，因而，专业工种的培训典型地涉及正式的学术教育。

B、客户关系之上的权威：与其他职业对顾客的控制相比，专业在与客户相遇时拥有更多的控制权。“专业判断”可能没有给出完全的专业权威，但与其他语境下的情况相比，它意味着客户更不能够评价自己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

C、对准入标准的控制：专业将培训资格授予学校教育，又决定着准许从业的必要条件。

D、从业伦理：为了换取国家承认的独立和对其工作的垄断，人们期待一种专业会公布其专业行为标准，以调整违反从业伦理的行为。

E、组织：专业有提升其身份的协会。它们不只是努力保护会员利益的游说组织，它们的目的还在于影响会员的行为、义务承担和对专业的态度。

F、面向公共服务：据推定，法律专（职）业人员的服务涉及“向公众提供支持、服务……奉献于律师的职业……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不得无理由、无解释地拒绝客户”。^[3]

2、互联网对于法律专（职）业构成多种威胁，对于这些威胁，以下网站可以发现一些总结：http://www.elawyering.org/ethics/ethics.shtmal；http://www.elawyering.org/ethics/ethicsresources.shtmal.

3、两个主要的法律信息网站是：Cornell Law School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http://www.law.cornell.edu；Findlaw，http://www.findlaw.com.

4、在线法律教育的有趣尝试是由Concord Law School提供的，它是第一个在线法学院。Http://www.concordlawschool.edu.

马库斯·阿诺德的故事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容易接近法律信息、法律形式甚至法律专家的年代，专业边界是否还能维持？下面的文章让我们看到，各种边界的作用正在弱化，无法支撑那些我们过去仰赖的机构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