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封信我从批评历史普遍问题,略显唐突地转向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就他的作品提出了些具体意见。附带说一句,这些意见可能会引起尖锐的争论,需要以冷静的判断来认同。为了更好地说明,我对比了具有相似风格和同样主题的其他书籍,它们流行至今,也深受公众欢迎。各位知道我想谈的是梅泽雷[1]、达尼埃尔、昂格蒂耶的历史作品。
梅泽雷的《法兰西史》,发表在1643—1650年,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初几年间的频繁内战导致那时法国公众的科学思想较弱,道德观念很强。在艰难境况下长大的人们,不再流连于尼科尔·吉尔(Nicole Gilles)的大型法兰西编年史的简写本,或者半历史、半虚构的无聊合集。[2]宗教奇幻和侠义冒险都已过时,读者感兴趣的是国家事件,期待描写自古权贵与良法的致命冲突之新作。梅泽雷想满足这一新的需要:他把历史当作一个公审平台,为党派利益做辩护,指出它一直是最优秀而最不幸的。[3]正如承诺所言,梅泽雷重温古老自然法权,强调它们的不可取代,一方面他不怕得罪显贵、热爱真理并有魄力说出真理;另一方面他无意追求历史事件的深度和准确性,但那个世纪的读者并不苛求内容品质,于是给了他错误的评价。我们这位历史作家可能天真地觉得资料研究是一桩苦差,获得的荣誉却寥寥无几。[4]迎合公众口味是梅泽雷的唯一准则,他为读者服务,并不试图超越他们的精神思想水平。与其称之为历史学家,不如醒世作家更适合,因为在他粗浅、错误百出的叙述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感言反思。尽管宫廷朝堂的人憎恨他,内阁部长柯尔贝尔还取消了他的津贴,大多数公众对梅泽雷的好感依然存在。17世纪后半叶,瓦卢瓦、马比戎、杜亢之和其他学者的著作陆续引起强烈反响,而忽视引用文献求证的历史学家的声望大幅下降。[5]随着科技发展的进步,读者的品味开始倾向真实和严谨。直白的座右铭,无法继续成为梅泽雷叙事轻佻的借口;读者苛求历史学家的,也不再只是正直及勇气。梅泽雷在抵制权势利诱的人士眼中以诚实著称;不过,无论谁一旦受到新研究的启迪,梅泽雷历史学家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
1713年,耶稣会会士达尼埃尔·加布里埃尔[6]完成了一部新法兰西史,正文前有两篇关于早期历史的论文和一篇剖析了写作方式的序言。[7]“梅泽雷,他忽视取材。”达尼埃尔用简短的话谴责前任,而他本人推崇根据原始资料,遵循考证来写作,并附以历史学家独创的见解。他注重历史的精确性,这并非指一丝不苟地记录下琐碎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地点,而是意味着各个时代的面貌和语言都应无误地再现。达尼埃尔是法兰西第一位具备描绘史实才华的历史作家,他怀疑史书上的无数错误是盲目使用现代语言所造成的。[8]
历史契合性,是达尼埃尔认为必须严格恪守的唯一准则。任何社会化的谐和敦睦,与历史契合性相比,都不值一提。由于他的作品里删除了墨洛温王朝的四位国王,缩短了69年的古代法兰西君主政权,当时一家报纸上发表对达尼埃尔的叛国指控,人们看到的唯有他轻蔑的回应。[9]达尼埃尔认为君权交替在相当长的时间是通过选举进行的,他无畏也不关心是否会引人不快,他还抨击编写者用伪造族谱来取悦卡佩王朝的君王。[10]可这位作家,虽然科学严谨地阐明了我国历史上留存的一些疑点,却未能全面记叙整个历史。达尼埃尔坚韧的信念开始动摇,且随着远离古典时代越来越微弱,他仅仅认真完成了对早期历史的撰写。纵然明知道不应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状况的影响,他着手写当代史时,却无兴趣再做相应的探索研究,他被神职人员的精神思想与时代的道德风尚引领,在叙述中展现出狂热和奴性,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达尼埃尔起初的成功曾为读者揭示了一种历史真实感,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后,他的失败证明公众思想已超越了他的学术品位。
不过,达尼埃尔神父毕竟是首位提出正确研究法国历史方法的人,这是属于他的荣耀,即使他缺乏毅力和才能来付诸实践,即使很少有人赞同他的方法。他之后的作者很少像他这样努力——我指的是无论为了取得学识成就,还是从他作品中的事例和教训中获益。比如维利院长,认真抄录达尼埃尔序言里一些含有讽刺意味的无礼词语,将希尔德里克比喻为“新帕里斯”,巴西娜比喻为“新海伦”,犯下该序言明确标出的错误。又如,他笔下的克洛维到过德国和勃艮第,巴黎在克洛迪奥时代就是法兰西帝国的都城。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原则不在于遵循什么道德标准和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点,而是要忠于历史本身。因此,我们可以否认达尼埃尔神父具备公民的灵魂和尊严,但必须承认他的叙述品质卓然,带给人真实的感受。尤其提倡以他为榜样,摒弃年代错误的道德风尚,杜绝每位作者以当代观念肆意衡量历史的沿习。
很难解释在18世纪的法国,维利的作品竟然风行大卖。恐怕当时有权威形成自己的判断并把它当作整个民族观念传播的人,正是思想最浮浅者。在新晋历史学家面前,所有人被迫保持沉默。学者们敬畏维利院长,甚至不敢纠正他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和他混淆的事实,以及他擅自篡改专有名词的方式。维利既同梅泽雷一样欠缺科学的严谨,又同耶稣会士达尼埃尔一样,思想落后保守。他编写史籍时(他的继任者卡尼尔承认)既不筹划也不钻研,毫无写作天赋,只会蹩脚地、铺天盖地运用模糊或铿锵的语句。对自己前几部书籍的成功,维利院长谨小慎微,为了继续编写,他阅读法兰西铭文学院回忆录,胡乱把几篇不正确论文中的古老民风习俗大段地抄录下来,以便使自己的作品更可观。维利最大的爱好,就是精心描述每个世纪充斥着金饰品和珠宝玉石的歌舞筵席,他称之为“宫廷时尚庆典”,他还将所有年代的流行元素混合,让读者眼花缭乱。例如,自加洛林王朝丕平的统治起,人们看到每逢国王赏赐,传令官要高声宣布。我引述这段文字:“每一位侍从听到长笛和双簧管的音调都站了起来。等甜食端上,20名传令官,每个人手捧斟满美酒的大杯,高喊三次:最强大国王的慷慨恩赐,然后撒出金币和银币,百姓一边捡钱一边欢呼。千万号角吹响,赞美这一恩赏……”[11]维利的两个接班人,尤其是卡尼尔[12],有较多影响力和指导性。但他们的工作缺乏基础研究,从而失去了价值。因为读者若对法兰西史的早期阶段没有明确概念,就无法理解后续事件。
我们接着看昂格蒂耶的《法兰西史》,作为19世纪初的现代作品,它出版后受到这一代人的欢迎,虽谈不上反响热烈,至少是尊重和认可。这本书朴实无华,既无梅泽雷的政治辛辣,也无达尼埃尔的确切性,更比不上维利明快的感染力。人们注意到它的形式简单明了,深一步讲,他随意复述梅泽雷和维利的故事,摘抄新史学家引用的段落——可以这么说,他把每个角色都抄了一遍:其实这位神父的判断很敏锐,有能力达到更高水平。据说,昂格蒂耶有撰写法国君主通史的计划,他不愿利用现有史书重做文章,想根据文物资料和古籍原本来写作。也许人们该为昂格蒂耶未实行这一计划而遗憾;依靠多样资源,凭借机智的头脑,昂格蒂耶一定能够透彻领会并清晰呈现过去的习俗和豪情。他的兰斯史便是有利证据,尽管和其他同类作品境遇相仿,阅读者很少,但作者在书中将中世纪公社风雨如磐的命运,理智而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昂格蒂耶的另一著作《圣盟之魂》,亦显示了卓越品质;书中的描写和用语体现着时代的印记。与18世纪作家的一贯风气相反,作者热爱他所写的题材;他并不藐视那个狂热混乱的年代;正因为这样,他的书非常有吸引力。这是第一部用我们的法语再现16世纪风貌,不曾以怪诞文笔来歪曲史实的作品。但我要重申,昂格蒂耶的《法兰西史》绝对没有《圣盟之魂》的精确性和别致生动的优点。相比维利院长的《法兰西史》,该书学院派的夸张腔调较淡,语气又轻松,所以备受当时社会的青睐;必须承认,1804年的作家并不擅于嘲笑“温柔虚弱的风流王子”。请看昂格蒂耶关于希尔德里克一世统治时期的记叙,他一开始写道:“希尔德里克,一个大胆的浪荡子,在登上王座第一年因性事方面肆无忌惮,引起臣僚的不满愤恨,共同将其废黜……”[13]对照1755年流行的叙述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道德层面在此期间有了明显突破,那么历史的编写也进步了吗?
【注释】
[1]梅泽雷(Mézeray),即弗朗索瓦·厄德(François Eudes, 1610—1683),法国历史作家、史学家。
[2]参见第五封信。
[3]投石党乱期间,梅泽雷写了几篇反对红衣主教马扎然的抨击文章,还被国王授予历史学家的头衔。——译者注(www.xing528.com)
[4]梅泽雷经常照搬一些当代作家的语句,但如果考察史料来源就会发现,他延续了原作者的错误,因此无法援用佐证并遵循维尼尔和杜波莱西的例子。即使他见到先前这些学者,也不会向他们请教,他吹嘘自己超越了杜亢之先生,实际上他从未阅读过这些人的作品。出自勒隆神父:《梅泽雷传》,图书刊物,《法兰西史》,卷三;《法国史家们回忆录》,第85页。(尼古拉·维尼尔[Nicolas Vignier, 1530—1596],法国法学家、史学家和神学家。西皮翁·杜波莱西[Scipion Dupleix,1569—1661],法国历史学家、文法学家、哲学家和国家顾问。——译者注)
[5]参见梅泽雷的《法兰西史》前言。
[6]加布里埃尔·达尼埃尔(Gabriel Daniel, 1649—1728),耶稣会士,历史、哲学和宗教作家。——译者注
[7]论文讨论了克洛维之前的法兰西君王和三个王朝的继承模式。
[8]他(达尼埃尔)嘲笑那些作家,比如瓦利拉斯称呼路易九世“陛下”,事实上到路易十二统治时期人们才这样称呼;还有称弗朗索瓦一世之前的军官为“上校”,查理九世之前的部队为“军团”,给前两个王朝的国王们配备王室纹章。(安东尼·瓦利拉斯[Antoine Varillas, 1624—1696],法国史学家——译者注)
[9]参见《学者日报》(le Journal des Savants),1720年9月、10月坎普斯神父的两篇论文。(弗朗索瓦·坎普斯[François de Camps, 1643—1723],法国神父,帕米耶主教,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钱币学家。——译者注)
[10]以下为“伪造族谱”,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是墨洛温王朝所谓克洛泰尔一世的子孙、梅兹主教阿努尔夫(saint Arnulf)的后代,卡佩王朝开创者是加洛林王朝查理·马特的兄弟、希尔德贝尔特(Childebrand)的后代。
[11]维利:《法兰西史》,卷一,第380页。
[12]让-雅克·卡尼尔(Jean-Jacques Garnier, 1729—1805),法国历史作家和学者。——译者注
[13]昂格蒂耶:《法兰西史》,卷一,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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