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剧：艺术情有独钟

南通是著名的“话剧之乡”,话剧和电影界的泰斗赵丹及顾而已、钱千里、朱今明等都从这里走出。陈师记得自己还在小学念书时,第一次随兄长去看上海话剧明星孙景璐、关宏达等到南通公演的《日出》。当“黄省三”发疯似的将身上的破长衫撕开,露出瘦条条搓衣板似的胸肋骨,对着潘经理又哭又笑,诉说着:“我是快死的人,我为着我可怜的孩子,跪着来求你们,……再给我一碗饭吃,把我这个不值钱的命再换个十块二毛五……”的时候,台下看戏的少年惊骇莫名,又感动至极。或许就是从这一刻起,陈师爱上了话剧,以后一有机会便总要去看演出,看不到戏,便读剧本,一生都对始终与进步社会思潮紧密联系的话剧艺术情有独钟。值得一提的是,陈师自己也曾有过舞台演出实践。当年杭大读书期间,陈师曾经“粉墨登场”,饰演话剧《青春之歌》中的革命符码,由小说里卢嘉川和江华两个人物合二而一的男主人公“江华”一角,形象可谓深入人心,更增进了日后评论、阐释、传播话剧艺术的经验和热情。

关于话剧研究,陈师曾与研究生说:“我这辈子对话剧的研究,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一以贯之,从一而终。”陈师视话剧研究为自己的终身所好和志业所在。他认为话剧“具有一种鲜活的无法磨灭的现代意识和人文理想”,而这种根本精神,正是它“获得灵性和生命的源泉”,即便是在今天被电影、电视和各种“互联网+”围追堵截、诸神狂欢的时代,它也断不会终结、落幕和消亡。

陈师认为,时代使然,作家对社会对人文的关怀和责任感,便会积淀在艺术家心理的深层,当内心的感知与外界现实呼应时,就会不自禁地映现在他的作品中。一种戏剧思潮的产生,一部优秀剧本的出现,其内在的推动因由即在于此。中国话剧从五四到新时期,也具有这样一种传统戏剧所难以具备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田汉的《获虎之夜》,曹禺的《雷雨》《日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直到新时期的《桑树坪纪事》,莫不如是。

长期以来,陈师努力以现代性为主线贯穿话剧思潮、话剧作品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和批评阐释,强调现代人文精神乃是话剧艺术的本质和精髓。当然,现代戏剧对人的意识,人的主体性的强调,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自觉的。(www.xing528.com)

1964年下半年,陈师曾被华东局宣传部艺术处借调协助现代戏会演工作一年。当时对许多戏都有特殊要求。《丰收之后》作者蓝澄来自山东,是位非常朴实诚挚的剧作家,他坦言戏改得很苦很吃力,高层领导一再要求增强两条道路斗争力度,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红线,宣扬要把余粮全部卖给国家而不得用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社员个人生活。这显然违背了广大农民的意愿,全然不顾及群众的疾苦和利益。蓝澄十分为难,因为戏剧冲突是人为的、虚假的,主题内涵是对人、对人性、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压制与摧残。今天看来,当时剧作家的痛苦或正源自上峰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话剧现代人文理念的格格不入。

毋庸置疑,话剧的现代性也显示在它本身审美特性的日益完善上。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话剧有迥异于其他文艺样式的独立品格;而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话剧又是一个完全外来的艺术品种,在中国大地上诞生迄今不过100多年,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被作为“众人大讲堂”即被赋予了太多社会学家、教育家甚至政治变革家的使命,到可以大力探求话剧作品的艺术魅力;从粗陋稚嫩的独幕剧,到能最大限度地展示剧情容量和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的多幕剧;从遵循古典主义戏剧原则到各种艺术流派的尝试……中国现代话剧在一个世纪的跋涉中逐渐完善了自身的审美品格,不仅使这门外来艺术在民族土壤里扎下了根,而且从多种艺术门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关爱的一个艺术品种。这是一条十分艰难崎岖而又义无反顾的戏剧现代化之路。对此,陈师在《20世纪中国话剧的文化阐释》(合著)一书中,对早期文明戏、田汉浪漫剧、曹禺悲剧、夏衍悲喜剧以及历史剧、书案剧、风俗剧、政治剧等,作了细致而全面的文化阐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话剧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同步的崛起、迂回和艰难前行的步履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