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田本相文集：纯正的学术立场

从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间,在话剧研究领域,田本相教授一直处于先导和中枢的位置,为我们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倾心尽力,付出了他的全副激情、才华和心血,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杰出贡献。《田本相文集》煌煌12卷,便是这些业绩和成果的记录和结晶。毋庸置疑,本相是我们学科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和可以信赖依托的精神支柱。

在谈到他的导师李何林先生时,本相说:“李何林是带着革命的风尘走上治学道路的,是以一个革命战士姿态研究鲁迅和现代文学,以马列主义观点从事学术研究,如此形成了他特有的研究道路和学术特色。”^[1]田本相是在“左倾”思潮受到清算,意识形态的硝烟逐渐淡去的时代氛围中,以一位纯粹学者的姿态,走上现当代话剧研究这一领地,展开对话剧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探索并逐渐形成了卓然一格的学术个性。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四大类,小说、散文、诗歌领域研究基础厚实,话剧相对贫瘠单薄,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话剧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作为一门学科往往受到质疑或困惑。80年代初,本相在研究班讲课时说,“中国话剧是一个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甚至可说是一个生荒地。”^[2]中国话剧的研究与中国话剧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适应的,某种程度上说,话剧史学研究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在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领域中,也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因此,本相从踏入话剧研究这一疆域,就保持着一股激情,永远抱有一片虔敬之心。30多年来,他精心擘画,悉力以赴,从郭沫若、田汉、曹禺等生平事迹的发掘描述,剧作文本精雕细刻的诠释解读,话剧源流历史的疏理考辨,理论思潮的整合概括,中外话剧比较和外来影响的寻踪探迹,到涉足于剧院舞台形式的研讨。他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一直进行着紧张的思考和理性的审视,努力建构广阔的空间,给话剧注入新的活力。一篇又一篇,一部又一部。(朱栋霖同志用“持续激荡”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切不过了),把话剧研究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度。

从权力化社会变为文化化社会,学者没有别的凭借,依靠的是自己的学术,必须以对学术的热爱和忠诚,来支撑自己的研究工作。从90年代以后,消费文化引起的文化颓败和多样媒体传播媒体的泛行,使戏剧逐渐退出消费市场,日渐疏离。话剧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严重的挑战,话剧衰亡论、终结论一时不绝于耳。本相在《中国话剧史研究概述·代序论》中说:“在突破话剧的危机的努力中,一方面是积极的努力,这是主要的;一方面却由于把话剧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话剧历史的‘惰性因素’。”他认为当一些人轻率地否定话剧的战斗传统时,缺乏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缺乏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否定了不应当否定的东西。在本相关于话剧史的著述中,一直对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在揭示现实社会生活本质,契合激荡的革命时代的审美意识,展示它蓬勃的生机的同时,也揭示了其功利性的弱点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田本相认为,把中国话剧现实主义仅仅概括为一种战斗传统是不全面的,“我们看到的另一条路线,即诗化现实主义,更能体现中国现实主义的杰出成就和艺术成果。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秋声赋》,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这些剧作中,既体现着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更体现着他们的民族独创性”^[3]。本相确实是话剧研究话剧事业坚韧不拔的守护人,但他对话剧消亡终结论的回答,不是简单化情绪化的否证反驳,如他自己所说,真正做到了“积极的努力”。他摆脱了单一的政治化、功利化模式,视线开阔,汇通中外,真正从历史的美学的高度,系统而又细致地发掘现代话剧艺术内在的审美情致,生动地展示和拓展经典文本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张力,从而富有说服力地表明,盲目的全盘否定传统,乃属牵强附会的流俗之见,是“史盲”。造成话剧不景气的各种因素中,有历史的原因,但对这些原因,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而把今天话剧创作面临的种种问题,归结为历史的惰性阻力,其实是错怪了历史,也是对历史的扭曲。事实上,历史没有终结,问题是适应社会的转型,传承历史的优秀传统,探索话剧发展的症结和突破口,以寻求话剧艺术事业新的机遇,而这,也正体现了话剧史家田本相深邃如炬的历史洞察力。

在文学史领域,文学杰作应是我们研究的轴心,话剧史的巍然大厦,主要靠剧作家,特别是大剧作家的作品支撑。本相对话剧史研究的突破,首先是从曹禺研究开始的。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在谈及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时说过:“任何评论家的实践,比他的理论更有意义得多,更说明问题得多。要评论朗松,就要看他在处理最难处理的那些作家时所冒的风险,看他在对相差甚远的各种题材所进行的细致的研究,看他所做的综合。”^[4]当本相与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曹禺剧作论时,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曹禺的评述,基本沿袭了以往左翼批评家的定位,即他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艺术方法上则更多受到西方戏剧思潮和剧作家的影响;而国内外的评论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为曹禺剧作是对希腊悲剧、易卜生的《群鬼》社会问题剧、奥尼尔的灵魂悲剧的模仿,乃至是抄袭,因而评价是不高的。因此研究他的人,往往会知难而退,或半途而转。本相选择曹禺作为主攻的研究对象,无异于“选择了一个寂寞领域中的一个硬骨头来啃”。他对于曹禺的研究,应该说是全方位和多角度的,而最为鲜明和突出的是,他将曹禺及其创作作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揭橥出曹禺剧作现实主义的深刻程度和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他的剧作是对五四及同时代剧作家创作的突破和超越,他的诗化现实主义是“至今仍是无人企及的典范”,曹禺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从今天看来,这个评价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今天的戏剧论坛已成定论。特别要指出,田本相认为,不应当笼统地将《雷雨》的思想归结为宿命论,他认为尽管从外部表现形式看,《雷雨》的情节线是一具由血缘亲子关系结成的错综交织的网,但主要情节线索和人物命运中,则揭示了这两个家庭两极分化的历史渊源,全剧的悲剧冲突集中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体现了丰厚的主题内涵及表现人的主体精神的现实处境,并在此一核心的烛照中,艺术地透露出畸形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信息。蘩漪雷雨式的悲剧性格,呈现出了封建高压之下,人的心灵奴役状态和畸变,以及二元对立中生命或滞灭或搏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戏剧内在张力,并融入锐利的批判意识。剧本潜在地映照了五四个性解放的呼声,但又不是席勒化的简单表现,而是心灵境域的艺术传递。在对《日出》《原野》的阐释中,本相进一步透辟地指出,曹禺在都市和乡村的广袤之地,探索了封建旧家族既毁之后,人们对光明对自由精神家园的追寻。陈白露、仇虎、金子,在反抗和迷失的心路历程的推进中,涵盖了中国现实的路径问题的探索,而方达生则是暗夜中顽强求索的一线星光,使剧本注入了新的血液,熔铸着作家动人、温热的理想和浪漫的诗情。《北京人》则把曾文清、愫方自身的家延伸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层面,在沉落迂腐的民族传统文化批判中,表达出曹禺对其濡染侵蚀了民族进取活力的深切悲怀,以及对主体精神没落的焦灼。不只对主体命运的深刻把握,本相对人物形象的意蕴分析和独到见解,对其绚烂激荡的风格特点和诗意美感的寻绎,充分展示了曹禺戏剧的美学生命力,发掘了其中前人或当世剧作家未能提供的艺术经验,因而真切地确认了曹禺剧作在话剧史上现实主义典范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至于曹禺所受外国戏剧影响,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曹禺剧作论》表明,曹禺吸取外国戏剧的优长,也不忽视民族戏剧的宝贵经验。同时,在借鉴外国戏剧和继承中国戏剧传统上,融化为自己的东西,用来表现民族的现实生活而有了自己的创造。这里,我还想引用昂利·拜尔关于文学史著的一段论述:“朗松的方法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这就是说他从来也不忘记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满脑书本知识的饱学之士,总是把一个伟大的人物跟他的前人或同代人之间的关系,看得无所不在,但朗松却不被这样的诱惑所吸引。这样的饱学之士会面临双重危险,因为发现拉辛、卢梭跟某些默默无闻的前人,在思想和主题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看不见这些伟大作家新颖清新的创新之处。”^[5]针对那些臆测《雷雨》剧中部分承袭了外国戏剧大师作品,本相着重强调曹禺借鉴外国戏剧是经过一番“揉搓塑抹”的消化功夫,吸收到自己作品中来的,他认为《雷雨》中作家可能借鉴了希腊命运悲剧的长处,但是《雷雨》悲剧人物的命运全然是中国的、民族的。也许作家从莎士比亚那里学习了他善于通过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刻画出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丰富性的创作手法,但无论是蘩漪、鲁侍萍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蘩漪这个性格乖戾的女性,绝不同于《群鬼》中的阿尔文太太,也不是《玩偶之家》诺拉的翻版,更不是奥尼尔《奇异的间隔》中妮娜式的放纵女人,《雷雨》终究是一个中国作家,以他反封建的鲜明立场,对中国社会中人物命运和斗争进行自己观察的结果。^[6]这就解开了《雷雨》评价中一直困扰着人们的一个死结,对曹禺新颖清新的艺术创造给予了独到而又令人首肯的结论。

本相在谈到李何林先生的学术人格时,指出其特点是“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绝没有剑拔弩张、随意拔高、任意剪裁史实”^[7]。本相承传了乃师的传统学风,在研究上信守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守则,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曹禺。本相的曹禺研究所达到的深度,还突出表现在高度评价其对同时代剧作家的超越时并没有把他偶像化,超凡入圣,而是以异常的学术敏感,对他创作潜藏的性格矛盾,心灵内在的苦闷犹疑,和创作面临的危机,有着入木三分的俯察和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次次的文艺整风思想改造运动,使他失去了原来创作上的自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思想的混乱和危机。在《明朗的天》中,我们看不到动人的戏剧冲突情景,更没有像《雷雨》《日出》那样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因此而削弱了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低了人物思想的深度;《胆剑篇》,笔力分散,情节的提炼似乎为了照顾某种先验的概念,失去了内在联系的完整性乃至出现断裂,缺乏震撼人心的力量;《王昭君》企图透过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扩大昭君出塞事件的意义,而使主人公常常游离于斗争漩涡之外,因而人物性格缺少真实的血肉和生命。本相绝不回避和掩饰剧作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甚大落差。他对共和国成立后曹禺剧作生命力逐渐萎缩退化背后的原因做了深入的剖露,“一方面是不断的运动导致他的精神残废,一方面是官场的腐败和诱惑,使他无法战胜自己,无法战胜环境,导致他的精神苦闷”。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最宝贵的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人类的良知,本相说,文学的精神在于批判,在于渗透着良知的批判,“当我们面对邪恶时,只要你是一个作家,一个人文主义者,你就绝不能在精神上萎靡,绝不能在精神上屈服”^[8]。在曹禺研究史上,田本相对曹禺剧作创作得失的思考和分析,可谓透入骨髓,真正触摸到他灵魂的痛苦和无奈,其包孕的启示价值,令人玩味再三。

田本相文集问世,良可深佩,值得庆贺。其中若干篇章,我都读过,这次又略略翻阅一遍,仍有不少新的感悟和收获。这煌煌12卷为话剧研究这门学科趋于成熟和完备可说是奠定了厚重的碑石。我相信,对我们及后来者,当起着学术上诸多的迪悟和示范作用,进一步把我们话剧学科的水平引向更高的水平和阶段。

2014年暮春

(原载《砚田集——田本相学术著作评论》,胡志毅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www.xing528.com)

【注释】

[1]田本相:《李何林的鲁迅研究》,见《田本相文集》第12卷,第264页。

[2]田本相:《中国话剧艺术史九卷本序》,见《田本相文集》第10卷,第162页。

[3]田本相:《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之历史命运》,《田本相文集》第9卷,第169页。

[4][美]昂利·拜尔:《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编者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5][美]昂利·拜尔:《朗松文论选·编者导言》,第12页。

[6]田本相:《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文集》第1卷,第46页。

[7]田本相:《李何林的鲁迅研究》,《田本相文集》第12卷,第275页。

[8]田本相:《曹禺剧作论》,《田本相文集》第1卷,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