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新编越剧《藏书之家》：守望传统与突破现代精神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历经两年的修改打磨,终于再次推出了具有探索价值的越剧新作《藏书之家》。《藏书之家》的创作与推出,是越剧在传统文化坚守的同时实现的现代意义的精神突围。

文化坚守,对于戏曲文化而言,已经成为无法逃避的宿命。传统戏曲文化本身,已然成为活的艺术形式,在水袖的轻舞,曲乐的低吟中,于方寸舞台上,复活传唱着久远的民族精神实质。而今天,戏曲所遭遇到的最大危险乃是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一体化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发轫的新一轮的全球化,是以文化的吞噬性作为它最明显特征的。以麦当劳、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流行文化席卷全球,成为原本该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替代品。替代品,将使我们看不清自己身处的文化之根。置身流行大潮中的大众,把传媒操纵下的话语视为己出,失去自我的体验与发声能力。而戏曲,尤其是真正熔铸了戏剧精神的戏曲,恰是不能与这一文化趋势相吻合的。面对这样的处境,戏曲只能采取与之相对抗的态度。唯其如此,才能深入人类的内心,触摸戏剧精神的内核,把异常丰富多彩的多元本土文化延续并发展下去。地方戏曲首先应该是地域文化的守望者。从这个意义来说,地方剧种是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它延续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命脉。而《藏书之家》,则以宁波“天一阁”这一蕴藉深远的地方文化能指符号为创作对象,可谓切准了脉、找准了点,接续沿承了“文化浙江”与“文化中国”的命脉。

该剧以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为原型,塑造了爱书如命的阁主范容和一群古代的“书痴”形象,通过他(她)们在护书、修书、收书、藏书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表达了在社会转型之际,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守护之情。著名东方文化学者季羡林先生说:“藏书与读书的风气,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远远不能同我国相比”,“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藏书与读书》)以浙江本土戏曲的形式,来表现浙江人文传承中的最具文化色彩的“天一阁”现象,正是《藏书之家》坚守传统文化的一面。几经修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藏》剧,是一出精致优美,有着浓郁传统戏曲氛围的佳作。它有着严肃认真的戏剧探索实践和沉重而发人深省的戏剧主题,有别于时下流行的“戏说”“新编”,给时代增添了一抹亮色。首先,它回到戏曲本身,注重传统戏曲冲突的营造。在一稿二稿中,为了突出命题的先锋探索意义,曾忽略了戏曲本身独立的艺术特点。而在2004版的《藏书之家》中,则吸取了专家与观众的意见,更凸显了戏曲的独特美学。面对汲古阁的大批好书,范容有心收书,却无力买书,一句“知音也要钱么?”既有着古典戏曲的机智幽默,又道尽藏书人家的艰难无奈。爱书人情急之中,想出抄书一计。于是乎,侍书来了,绢纸来了,原本因丧夫而失去留在范家理由的花如笺留下了,连卖书人也不由自主帮着铺纸研墨。直到最后,羊毫看着大家各据桌椅板凳抄写,自己再也找不到有利地形,竟以地为席,也加入了抄书者的行列。没有语言,没有唱词,只有主题曲在幕后缓缓响起:“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宝籍拥万卷,高阁束经典。命定藏书人,岁岁复年年……”孙知府为求知音,以李贽的《焚书》为诱,万般无奈之下,范容毅然下跪。“求书三跪”的一段唱,酣畅淋漓,大段大段地抒发了藏书人的情操节义与艰难守望。范容的三跪,层层深入,从不同侧面回答了藏书的意义;每一跪都以激越的音乐节奏为背景,用漂亮潇洒而富含表现力度的动作表达了范容内心的起伏、冲突。

在男儿膝下有黄金的矛盾犹豫中,每一跪都如此艰难,又如此执着,正是在这种内心矛盾的无声展现中,体现了诗化的戏曲冲突美学。所谓诗化的戏曲冲突,是指戏曲冲突不同于着重于情节故事的话剧冲突,而尤以内心的交织矛盾为着力点,从而开拓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上一版相比,《藏书之家》舍弃了砚墨、侍书与范容的情感纠葛,从而大量删去了尖锐的情节性戏剧冲突,“抄书”“三跪”等片段,营造了别具情调的戏曲情境,回归到了戏曲本体意义上的情致冲突。其次,《藏书之家》的舞美、音乐也大气舒展,在保留越剧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又结合了新的视觉与音乐元素,并将新与旧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了综合性的诗意戏曲氛围营造中,在写实的形态中,蕴涵写意艺术观。最初“黑匣子”的舞台造型已更新为青砖高墙的空灵背景。框形的实景,气宇不凡。那笔直的线条和方形的结构,呈现出庄重的形态和质感,表明了作者对书的崇敬之情。最妙之处在于“二道幕”的运用——不同的场景,以不同的景片,将舞台前后分割成两个表演区,然而“割”而不“断”,总有大块面的通行或透亮之处,所衬出的天幕之景象,更显得立体了。在音乐上,以两首古代琴曲为素材,与越剧的主调既衔接又“背离”,对立统一,相辅相成,营造出苍凉的背景。大量现代音乐元素的加入,丰富补充了越剧的音乐基调,拓展了越剧音乐的表达范围。

然而,《藏书之家》对传统文化的守望,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具备了现代精神突围了的守望。如果没有后者,则成了抱残守缺的封闭保守。只有具备了现代生气才使文化守望成为有着现代意义的积极行为,“文化守望”也才能对社会转型的当下,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精神构想。《藏书之家》的现代精神突围,首先是在题材上的突破。提到越剧,人们往往会联想到“私订终生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或者像《红楼梦》这样凄婉的爱情故事,可是《藏书之家》却不然。它第一次把“藏书”的文化主题置于爱情主题之上,把“文化守望”看成自觉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小百花在20年的越剧征途中,一直以精神探索为己任。在《西厢记》把古典纯美爱情理想推向一个顶峰与极致之后,便酝酿着越剧的改革与转型。从《唐伯虎落第》《陆游与唐婉》《寒情》开始,到《孔乙己》,直至今日的《藏书之家》,都试图解剖“士”也即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悲剧,试图剖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外壳,从而也试图为当下的文化建构开拓新路。这条清晰的主线,越走越明了,也越走越艰难,因为它愈加自觉地从越剧才子佳人戏的旧路里开辟文化反思的沉重主题。如果不是这样的反思,“文化守望”也就成为“愚”守与“愚”藏。中国传统不经过有力度的反思,就无法转化为有现实实践意义的文化资源。(www.xing528.com)

《藏书之家》以明清鼎革之际范家藏书楼的命运与藏书人的人生选择为描写对象。这样的时代,影响到了戏中人的,主要是两个社会因素:一是以李贽为杰出代表的晚清人本主义思潮,二是满清入关的社会动荡。前者,以李贽托《藏书》、范容觅《焚书》为线索,勾勒了藏书人视文化传承为己任,不畏强权、唯以书求的执着与“痴傻”。后者,则使在外为宦的范迁在易代之际阵亡,从而改变了花如笺的人生遭际。同时,又让孙知府于乱世中藏书,于乱世中觅情,又殉职于乱世,完成了如笺以及范家书楼的命运。清兵入关,是社会大动荡,而社会动荡的关头,以范容、孙知府、花如笺们为代表的书痴,选择典籍的守护与传承为责任,是出于“国亡书在”的文化远见。在与社会变迁相对立的私人生活领域,他们则生活在“书”与“爱”的双重情感纠葛中。范容、孙知府的“找书”与“找爱”,花如笺的自嫁登楼与为完成天一阁主人“双书合璧”的夙愿而自愿离去,都成为他们面对书与人生的坚定抉择。李贽的《藏书》《焚书》则成为社会因素与私人生活的结合点。一方面,他代表了精神解放的社会思潮,替人物的人生选择提供了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构成了情节进展的主要线索,“书”与“爱”正是在这里获得了较好的结合,使全剧结合成为较好的艺术整体。

只是,作为思想资源的李氏学说,更多地还停留在《藏书》《焚书》双书合璧的情节性影响上,没有深入范容、孙知府与花如笺情爱纠葛的内心世界。在剧作“找书”与“找爱”的两条线索中,可能是怕落入才子佳人的俗套,过分强调了“找书”的文化主题,而忽略简省了“找爱”的情感主题,使两条线索呈现出不平衡的局势。实际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李氏学说,应该也可以成为剧中人物“找爱”的思想资源与精神依据。对情感线索的有意回避,使范容、花如笺的知音之爱若有若无,男女主人公缺乏直接共鸣的情感交流,削弱了剧作的感染力。其间的感情戏,只靠着寥寥可数的几段对唱,一场梦境以及琴箫合奏的暗示,需要观众大量的想象才得以完成。这种留白与想象,更多的是话剧性的,使戏曲未能发挥出长于抒情的优点。如果在这一点上,加大情感线索的表现深度,戏将会更好看,更有戏味。爱情戏如能写好,将爱情与藏书的文化主题加以完美的结合,便能使李贽学说的影响更进一层,能挖掘到人物精神内心的深处,具有更大的冲击力与反思力度。另外,把明清易代的民族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可能会对汉文化的走向与命运提出更有意义的命题。

《藏书之家》秉承了浙江小百花一以贯之的探索,突破了才子佳人戏的模式,在文化的自觉守望中不断灌注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与精神追求,形成了越剧新的生长方向,开辟了健康而有生机的发展道路。即使其间有些不尽如人意处,也是可以在不断修正中获得经典性品格的。

(原载《艺术百家》2005年第3期,与王姝合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