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的本能需要说举足轻重,它分为两个层次:“内在目的”(满足本能需要的最终目的)和“外在目的”(非本能需要层次)。后者归根结底又根源于前者。撇开对“现实主义”理解上的不同,从创作动机的角度看,如果说曹禺受着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1]的驱动,更多的是“内在目的”的满足,夏衍则偏重于“外在目的”的实现,他的作品大多起于对某种政治呼唤的应答。这种创作的动机在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痕迹与表现。
对人生思考激发的激情是人创作的原动力,曹禺的创作正是这种“情感的迫切需要”,也是这种激情借戏剧形象思维的热烈倾泄,而这正与他本人的心理个性有关。这种激情中显然包含着强烈的原始意识、原始性情感,其特质在于对人生与宇宙的紧张探索、茫然难解而激发起的“原始的祖先”的那种“蛮性的遗留”:“《雷雨》是一种情感的憧憬,一种无名的恐惧的表征”,“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2]《原野》第三幕里曹禺在描写逃跑中的仇虎时写道:“仇虎到了林中,忽然显得异常调和,……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3]黑森森、苍茫茫的“原野”是一个摒弃文明的所在,一切以其原生的状态存在,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仇虎,这个反抗命运的人,这个原野的主体,也如此与荒蛮的原野相“调和”,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失去了历史的进程,单纯得近乎原始,满带着“原始的残酷”和“生命的恐惧”。而花金子也是个“野地里生,野地里长,将来还在野地里死”的“蓄满魅惑与强悍”的泼野美丽的女人。除了“原野”里的主体,“鬼打墙”似的迷路,催命般逃离不开的鼓点,真假变幻的人形鬼影,仇虎巨大无边难以克服的恐惧,无不充满了神秘和野性,以至于许多评论都一致认为它表现了格外浓重的神秘象征色彩并因此对它的社会意义发出质疑。《原野》(甚至《雷雨》《北京人》等)的神秘色彩是毋庸置疑的,但神秘与现实是并行不悖的东西,生活与生命里时时处处有这种难以言明的偶然的神秘的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共同促成事情的格局,虽然在大的方面它受着因果链的限制,但这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异常活跃而多变,事情于是不尽在掌握与意料之中,有意外之惊喜或飞来之横祸。普列汉诺夫说:“神秘主义也是一种观念,不过它只是像雾一样模糊不清和没有定形的观念,它同理性是绝对不相容的。”[4]许多批评家也抱着这样的观点对曹禺的“复杂而原始的情绪”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实文学本就不必像哲学一样用理性的光把宇宙照个透亮,用形而上的思考指出一条切实而缜密的路,文学在给人美的同时又因为把生活的原生态端给人而蕴含无尽,多义模糊,任何企图找一个答案的作品都将是单薄而拙劣的。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我对《雷雨》的了解只是有如母亲抚慰自己的婴儿那样单纯的喜悦,感到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一团原始的生命”,这其实是作家最难以达到的境界。曹禺开放的现实主义让他不仅写出有理可循的事件,而且以满怀的热情表达着他感受到的那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给人一个神秘莫测、遐思无尽的世界。
与曹禺的创作动机截然不同,夏衍执拗地遵循着“戏剧为革命服务”的方针,以“把握当前的主题,效率最高地使我们的艺术服务于抗战”,“表达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真实的喜悦、愤怒和哀愁”,表现“激变着的时代的人民生活”[5]作为自己剧作的最高准则,也是他创作的主要动机。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与其说是夏衍所独有,毋宁说是整个五四以后的作家所共有的情结。个体对传统或当下政治文化情感上的认同始于童年,中国古典政治文化中倡扬的“济世邦国”思想早在这批作家的幼年时期即已根深蒂固。尽管五四文学中个性主义的标举有力地冲击着载道文学,但传统文人的济世情结、入世情结不仅不能在新时代文学者的心理、思维方式上根绝,反而一俟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就会展示其政治良知和政治参与能力,或跃跃欲试于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施展而形成一道亮丽独特的景观。可以说,政治文化以传统或当下的面目“常无意识地”浸染于每一个体的生命中,沉积于每一民众的精神心态和思维模式中,尤其在中国三四十年代这样的非常时期,政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而且既然它渗透到生活的每一处,任何一个写实的作家也无须回避。但观念的加入无疑给作家写出成功的作品增加了难度,因而许多带有政治功利色彩的作品沦为宣传的工具而迅速被时间抛弃。夏衍的某些戏剧之所以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就在于他尽力让这种政治表达服从于艺术的召唤。当然,这种平衡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在写完《赛金花》《秋瑾传》等剧之后,夏衍有了一次“痛切的反省”,决心改变那种“戏作”的态度,“而更沉潜地学习更写实的方法”[6]。政治功利色彩一定程度限制了大多数作家对自己独特艺术本质的追求和主体个性的充分发挥,造成艺术个性的消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艺术审美禀赋的荡涤殆尽,或就此放弃艺术的独立思考和表达。对于有着深厚艺术素养和文化修养的夏衍,政治经验的积累和政治意识的转变,反而促使他练就透过政治经验直抵政治中人性深处和社会本质的犀利的穿透力,由此带来文学作品深刻的思想洞见和艺术内涵。其关键在于他做到了以艺术性的视角去审视和表现政治或政治性事件。于是,才会有《上海屋檐下》《芳草天涯》这样隽永的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的诗化形态,在政治倾向与诗境之间取得了美学平衡。倘若说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动机下,曹禺以他神秘的生命启示使其作品充满哲思、意蕴无尽,那么夏衍剧作则以其深广意义的宽泛领域对民众的人文关怀而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
“从一种角度讲,人是符号。在社会问题剧中,人是‘问题’的符号。在政治宣传剧中,人是‘政治宣传’的符号。人也可以是道德的符号,经济的符号,军事的符号,科技的符号,性的符号。但,人更是文化的符号,人的价值的综合体现就是文化价值。人类生活于精神文化中,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只有表现了文化意义的人性,才刻画了人性的真实。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人、描绘人,最能反映人的本质与灵魂……”[7]曹禺用他生命的体验把映照人性的镜子擦拭得一尘不染,只要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与认真,甚至可以从中瞥见人物灵魂的褶皱,并且他尤其善于从灵魂的雕塑中凸现人的复合文化因素构成;而对于夏衍,则正是“文化的人”使其剧中人不再是单一情感或观念的符号,并因此使“政治”与“诗”取得了美学平衡。
成功的人物形象必是复杂的,他(她)常常有着连自己也难以解释的思想和行为,受着身后的巨大的文化的制约。周朴园对鲁侍萍有着真切的怀念,30年来难以摆脱也不愿摆脱,但当他面对老得连他也认不出来的侍萍时却一时本能地防范着,一切温情在“是谁指使你来的”的问话里烟消云散。但周朴园的心其实同样地受了伤,除了一直没有真正消除的愧疚与不安,还有不易察觉的失落,于是,这个刚愎自用的人在深夜两点突然感到了寂寞和幻灭,孤独感占据了他的灵魂,使他多年来铜墙铁壁的心斑驳颓唐,空虚失守。倘若我们不是怀着“阶级仇恨”的心来读剧本看演出,我们将无法恨周朴园,尽管他用那么多人的生命换来血淋淋的财富。他有他的虚弱、他的痛苦,他是个有层次的立体的人,他的弱点有时恰恰是人性在某种文化中无法克服的让人悲悯的东西。曹禺说:“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8]他以他卓越的才能让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30年后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鲁侍萍再一次见到曾造成她一生悲剧的这个人,时间涤尽了绵绵的恨,她其实是难以割舍与遗忘的,那个青春的梦给了她无限的伤害,却也给了她唯一可以留恋的美丽回忆,一句“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把两个人带回曾有过的一言难尽的时光,谁能否认她在讲出那件绣着梅花的绸衬衣时没有涌动的温情和潜潜的期待?她本可以默默地来、悄悄地走,但她眼里汪着的泪水有多少的辛酸又有多少的依恋呀。恩怨情仇,怎一个恨字了得!文清与思懿的婚姻问题貌似紧张,实际还未死亡,思懿还在怀孕。潘月亭与陈白露本是逢场作戏的一场交易,但破产以后却托福升转告陈白露要她注意病体、爱护自己,似乎对她不无金钱肉欲之外的依恋与温情……(www.xing528.com)
相对于曹禺笔下旧中国的大家庭里因压抑郁闷而带些疯狂或扭曲的灵魂而言,夏衍剧作中更多的是展示战争、经济、都市腐烂的文化中备受蹂躏的个体,并由这些具有文化底蕴的人物传达出他对于人类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焦灼与思考,这种焦虑与思考极具现代性。单是《上海屋檐下》一剧,我们就看到了活动着的一群如此亲切而真实的生命:乐观的(在梅雨的天气里也时刻说着太阳会出来的话)、童心未泯的(跟孩子一块儿唱儿歌)却也因此而稍嫌不思进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乐天知命使他安于现状)的赵振宇,爱贪小便宜(买菜会在临走多拿一点)、爱探听隐私(趴在门边听林志成与匡复的谈话以至于菜也烧焦了)、唠叨又庸俗(连阿牛的一道数学题也可以引发她的关于钱的喋喋不休)的赵妻,总是微笑(买方糕给阿香反被人骂最终也只不过仍然是笑)、不失轻佻(用染着紫红蔻丹的手指触一下读信的黄家楣的下巴)实则辛酸无奈(丈夫音讯全无小天津纠缠不休)的施小宝,还有做着儿子升官梦的孤苦的李陵碑,有着理想主义却软弱灰暗的林志成,曾经豪情万丈如今颓唐失意的匡复,在两个男人之间难以取舍、疼痛矛盾、沧桑又有点俗气了的杨彩玉……“作者虽然给这些人物的苦难生活以抒情诗的气氛,然而纵使在这些抒情诗的氛围中,那生活的阴影,时代的暗潮,不能防堵地时时冲进他们那最小的圈子里来,鞭挞着他们,威胁着他们,他们在挣扎着,发出怨怼与叹息。[9]
曹禺、夏衍的深刻还不仅仅在于复杂,一种悲悯的心给他们的作品以人道主义的光辉。正如在《〈日出〉跋》的一条注释里曹禺所写的:“《日出》里这些坏蛋,我深深地憎恶他们,却又不自主地怜悯他们的那许多聪明(如李石清、潘月亭之类)。”夏衍也曾说:“我们只要反省一下就可以察觉:当我们的笔尖接触到小有产者纤细、优美、温情、洗练、诡谲、高傲,乃至避忌实际斗争的所谓‘洁癖’、‘孤独’的时候,我们不是不仅一点也不带着憎恶和反感,而且毫不掩饰地抱着同情、赞叹和欣赏的态度么?……”[10]其实这种悲悯与复杂是相辅相成的,怜悯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物丰满的血肉。正因为他们怀着同情的心,才写出了以上这些多层次的人物及所有复杂、多面的人物寄予作品慰藉的人生况味。我们必得相信与承认,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而且必须有着诚实的灵魂,唯其如此方能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地创作出有现实力度、有长青生命的作品。
文学应表现怎样的价值?这在人文关怀呼声四起的今天似乎是唯一的答案,即从人的生命本源提携人的生命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只有表现了人的生命相、原生态方为文学主题的至境。但“人”是宇宙间的谜中之谜,立体地表现错综的人性无疑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大挑战,曹禺与夏衍无疑经受住了这种考验,而且表现了卓越的文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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