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剧：反叛与救赎的文化阐释

范志忠同志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修改、增补,完成了《反叛与救赎: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这部专著,我作为他攻读博士期间的指导教师,自然感到异常欣慰。

记得1997年秋,他入学不久,在确定选题时,因为他当时刚刚结束的科研项目是有关历史小说的,因此我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搞搞历史话剧,这方面系统的研究还不多。他经过慎重的思考,便定下了这个题目。他原来硕士读的是文艺学,主要从事的也是文学思潮和当代小说的评论,能否很快转到话剧领域中来,对此我还是心存疑虑的。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多虑了。由于他对文学事业的一往情深,在治学上那份刻苦砥砺和坚韧不辍的精神,特别是他攻读文艺学硕士时即已磨炼出来的扎实的文艺理论功底,开阔的思维空间和理性思辨能力,使他不仅迅速地进入了“角色”,且在此课题的研究上显出自己独有的理论个性和学术品格。

现代历史剧是伴随着新文学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整个话剧史中,反映历史题材的历史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历史剧的创作有其独特的魅力,据今推古,以古鉴今,不仅有力地抨击了时弊,鼓舞了人心,而且至今仍给人以深厚的启迪和潜在的力量。然而,究竟什么是历史剧?现代历史剧究竟如何命名与定位?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是20年代围绕着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的争议,还是40年代因抗战时期历史剧兴盛而引发的历史剧真实性问题的争论,抑或60年代由历史学家吴晗的《谈历史剧》一文引起的关于如何界定历史剧这一概念的探讨,虽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基本上都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规范历史剧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理论视界的单一性,预设了对历史剧问题的争鸣不论多么激烈,其最终的结论都只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范志忠在书中摆脱了传统“认识论”所框定的认识模式,从审美创造的角度,就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批评话语、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文化内涵和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美学形态三个维度,对此一问题作了颇有见地的论析,并且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审美创造进行历史性的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现代历史剧是中国现代作家借用“话剧”这一现代话语来重新阐释民族历史,并在这种阐释中体现着其对现代性的追求。

历史剧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对历史的书写与改铸过程。对于历史的书写是为了揭示当时历史的一个时代主题和人文情感;而对历史的改铸则是为了利用那个已逝的时代主题和人文情感来借鉴于今朝,也就是对其再挖掘、再阐释的过程。从文化学视角对现代历史剧的文化内涵作深层次的阐释,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也是最有分量和最富灼见的。众所周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离家出走”是这一时代戏剧的母题。本书着重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剧作所表现的对几千年来一直作为权威与偶像的亵渎与突围,以及这种突围之后一种个体欲望的放纵与狂欢。但是,由于五四时期个人欲望的最终价值判断不在于个人的拯救,而在于民族的拯救,中国现代文化始终是以一种强烈的民族存亡意识关注着个性解放,因此,作者认为随着20年代后期民族意识与意识形态意识的高涨,使得人们不得不带着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态,来叙述这种个体欲望,并试图对这种原本只是破坏性的个体欲望,赋予一种建设性的意义。抗战时期的民族本位的文化叙述,固然是五四现代精神的一种合理延续和发展,但却彻底拒绝了五四那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叙述,其中所隐含的逻辑悖论,内在地决定了郭沫若、夏衍等人在历史剧创作中所无法回避的叙述困境。郭沫若、夏衍之所以有限度地将五四关注个体命运的文化精神纳入抗战的语境中,本来应该是在坚持现代性的前提下,对抗战民族本位的文化叙述的一种有益的反思,并以此缝合抗战和五四在文化叙述上出现的巨大断裂。但是,抗战时期权威意识形态在诠释以民族为本位的文化精神时,已经习惯性地将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对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等虽然试图缝合五四与抗战文化叙述上存在的裂痕,但由于无法得到权威意识形态的认同,结果不但暴露了创作主体在抗战与五四的文化叙述之间选择的矛盾,而且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五四与抗战的文化叙述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断裂性。抗战时期诸如陈白尘、阳翰笙、阿英、欧阳予倩等剧作家们历史剧创作,已不再刻意追求历史题材的独特性和艺术表现的新颖性。原本在艺术创作中应该忌讳的同一历史题材、同一历史人物乃至同一艺术表现手法,只要能够印证权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原则,剧作家们就绝不忌讳。于是,这类历史文本也就不再是一种个性化的创作,而成为一种群体式的写作,个人的价值因此丧失了最后的栖息地。以郭沫若、田汉、曹禺为代表的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但是在现代性情结的左右下,却把这种精神危机视为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作祟,并因此丧失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意识,而自觉地走上了漫长的自我放逐与救赎之路,并在其文本中艺术化地再现了这种放逐与救赎的痛苦与憧憬。诸如以上这些论述,在以往历史剧研究中是不多见的。作者能将逻辑的整合、文本的解读与历史运行的实际相结合,阐明了现代历史剧创作所体现的主体意识和反叛精神,从五四时期的极度张扬到40年代的自我放逐和救赎的过程,进而讨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的变化与自我精神的走向。就这点而言,说本书为中国现代历史剧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视角,我以为是不过分的。这里或有人会对作者的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作者尊重历史与尊重事实的理论勇气和探求精神是值得称道的。(www.xing528.com)

在当下这个学术逐渐体制化的时代,很容易滋长某种浮华虚夸之风,论文的批量生产使众多标新立异却难以自圆其说的观点层出不穷。像本书作者这样踏踏实实沉潜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似乎不多了。我热切希望范志忠同志能保持攻博那种孜孜矻矻从事学术工作的精神,那股坚守不移的韧劲,充分发掘和发挥自己的学术潜力,在治学的艰辛道路上走得更坚实,不断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2002年2月10日于浙江大学庆丰新村宿舍

(原载《反叛与救赎——中国现代历史剧的文化阐释》序,范志忠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