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转换：中国现代话剧研究生长点的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文学随着21世纪到来在一片喧哗声中降下帷幕。回过头来审视中国文学百年沧桑的旅程,我们会发现,这一经历多次忧患变迁的旅程的每一个足印——不管其是兴盛还是衰微——都与一定的历史文化因素相纠结。显而易见,一个时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决然不会是毫无来由的。它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无根之木,它有它所依凭和仗恃的土壤。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文学总是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意识相联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文化作为根底,作为支撑,那么在这种境遇下产生的文学的内质将是何等的浮泛与苍白。因而,对文学研究生长点的寻找,必然离不开对文化及其整体机制的探讨。

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在狱中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信仰生活,也许。”社会生活最终会影响到直接促使文学艺术兴衰变化的人类的社会心理。以此观之,我们便可理解社会文化的转型为何会导致文学的兴衰。而另一方面,作为整个文化组成部分的一端,文学艺术对人类生活、文化存在的反映也是任何其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卡冈曾指出:“艺术在其整个历史时期中,以其他人类活动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极端的、最大的准确性反映文化的完整性。……艺术活动中对生活的认识和价值理解、客观和主观、现实和理想、社会和个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艺术总是一面特殊的‘镜子’,文化在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看到自己的形象和通过这种形象这样或那样地得到折射的世界。”^[1]从这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了艺术(或曰文学)对整体文化结构的能动性展示和反映,同时,其又暗示了文化对文学艺术的潜在规约。即,没有文化,哪来文学?而文学艺术又时刻在为整个文化结构增添着一些新的质素,二者密不可分。

姑且以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生发展为例。

话剧的移植与引进,在于它自身所蕴聚的文化精神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建构所需求的精神是相互吻合的。话剧的艺术之所以诞生于西方文化与美学的理念之中,除了这一艺术样式的遗传与地域文化等微观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受到了所处的宏观文化精神的制约,并始终蕴聚与洋溢着这种文化精神。换言之,它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产物和艺术结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它是西方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精神的艺术结晶,它体现着话剧的根本特征与实质:以模仿、写实为表现形式,以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终极人生的关怀为主要内容,并以崇高与诗意为美学追求。”(参见拙著《20世纪中国话剧的文化阐释》)近代西方文化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发展代表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的精神实质是以个体为本位的方式,展现人与社会、自然,人与人、自我的一种冲突和对话,谋求对人的精神归宿的一种终极关怀建构,获得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诉求。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在以“人权”解构了中世纪的“神权”之后,以人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化思潮流行,则更进一步地凸现西方文化对社会、自然、人生包括人自身进行形而上思考的精神特征。话剧在这种文化理念的制约下,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和直观性的方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西方文化精神。当蕴聚着西方文化这种精神的话剧整体移植到中国时,人们在获得全新的艺术审美感受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精神的熏陶。与中国传统戏剧、戏曲那种高度的虚拟化、程式化所负载平和、精致、求同文化精神不同,话剧所负载的文化精神,与近、现代中国人渴望富强、自由的心声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希望打破单一性的和谐格局,引进多样性的对立崇高因素,冲决一切腐朽的、落后性文化元素的束缚,建构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的新的文化精神。话剧在整体移植过程中,实际上就肩负着这样一种文化建构的使命,这是它得以在现代中国落地生根的一个主要原因。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耻辱的一笔,但同时也为中国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之门。西方文化的刺激惊醒了尚沉睡梦中的中国人,促使中国人进行深刻的文化反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向西方文化看齐,努力吸取西方文化的养分。这一文化转型直接导致了中国话剧的诞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开创及产生是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压迫下进行的。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其对西方强权文化的渴求是不言而喻的。19、20世纪之交,甲午、庚子等战争的刺激愈加使中国人的强国理想变得清醒而坚决。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中国的早期的话剧实践者在向西方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西方话剧视为与西方“坚船利炮”等同的可以使吾国富强的东西的,他们甚至将话剧的特性与西方的强大联系在一起。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因素成为中国话剧产生的最初动因。但由于是时时乱局危,风云际会,加之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并不深入,而中国传统文化势力仍然强大,致使整个文化结构并不利于话剧的顺利诞生。因而,诸如文明戏之流的剧类在剧坛昙花一现便告消失。但这一接触西方的过程强化了中国人的现代意识,为后来人们把握话剧的本质艺术精神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917年左右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对民主、科学等现代精神真正把握的开始。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开展,启蒙已变得必不可少。大量精神产品的亮相显示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忧患心理。消灭专制、打倒传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一种社会整体文化氛围中,1919年,胡适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话剧《终身大事》,这个艺术上尚嫌粗糙的剧本揭示出一个为追求自由恋爱而出走的现代性反叛主题。接着,田汉以他素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一系列抒情剧中对这一主题予以热烈播扬。中国话剧在这个正式开端便彰显出一种关注现实生活、关怀终极人生的本质艺术精神。这显然与那个时代追求民主与科学,昭扬启蒙的整个社会文化心理是分不开的。嗣后的20年,中国的政局一直处于极其纷乱的状态,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原因,对整个国家、民族的忧患成为此时段中国话剧的总体性主题。这一期间,曹禺、夏衍的出现改写了中国话剧艺术上不景气的态势,他们关注民族的命运,但并不停留在现实的表层,而是穿透社会历史的外壳,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精确把握树立起了中国话剧的一面旗帜。《雷雨》《日出》《上海屋檐下》迄今为止仍然是观众喜爱的作品。但曹禺等创下的话剧传统没有持续多久便转换了。从左翼剧运特别是40年代后,文学群体的政治化倾向突显,关注现实、关怀终极人生变成了模拟现实政治,图解阶级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政治情绪。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境遇中,话剧走向衰微便不可避免了。翻开这一时期的话剧史,我们能找到的精品实在是凤毛麟角。

通过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流程的一番简略梳理,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历史文化结构的每一次转型都对中国话剧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显然,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文化结构作为基石,一种文化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从新文化运动到抗战,中国的政治风云、开放结构、传统思想、外来刺激等因素构成了一种适宜话剧生长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这就决定了话剧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主体地位。对于这一点,曾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中国现代戏剧应涵盖所有传统剧种。^[2]这种提法一改学界过去轻视传统戏剧的研究状况,显示出富有远见的学术眼光,但却忽略了中国现代话剧与其他剧种的本质性差别。历史文化境遇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选择话剧而不是其他剧种诸如京剧一类作为代表性剧类并非心血来潮的偶然为之,而是事出有因。其一,中国话剧具有一种传统剧种所无法具备的现代意识与现代精神。“中国现代戏剧史”中的“现代”二字并不是单纯指向时间的概念,我以为,其蕴涵了一种现代意识与精神,其内涵绝不仅是指向“三十年”历史如此简单。实质上,中国话剧自胡适《终身大事》起,经由田汉、洪深等人,到曹禺、夏衍,无不包含了科学、民主、启蒙、解放、对话等现代性理念,这是其他任何传统类剧种所无法比及的。其二,话剧以迥异于传统戏曲的面目出现,以贴近当下人类现实生活的表演艺术代替了传统剧种中程式化极强的唱做念打。这种形式上的革命性转换无疑也体现出对人进行终极关怀的本质艺术精神。这与传统剧种在形式上不利于普泛地传达理念的特征是截然不同的。而事实上,中国话剧也确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史上占领着主流的地位。在开放的文化系统中,文化变革给予了话剧的移植以鲜活的生命力,使之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起到汰旧纳新的艺术作用。同时,就话剧自身的“有意味形式”来说,它通过文化的开放系统,不断地进行新的整合,以获得在新的文化体系,甚至是在一种与自身相异质的文化系统当中,建构一种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新样式、新形态,确立自身艺术生命体扎根的历史与文化的支点。话剧在整体移植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杂志为首,于1918年至1919年展开了戏剧问题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主要是批判传统旧剧与文明戏的流弊,商讨中国今后戏剧发展的方向。大讨论批判了“仅以娱悦耳目”的旧剧观念,提出了以戏剧传播新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的新戏剧观念,并主张建立取材于平常人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观。所以,这种以贴近中国现实社会和生活的新型剧种,在文化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很快就发挥出它独特的艺术功能和作用,使之在历史的新旧交替之际,配合文化的变革和转型,并在文化的时空中延续自身的艺术生命,获得一种“恒久”的艺术创造活力。像《雷雨》《日出》等剧作所取得的社会效应与文学实绩也非当时任何传统剧目可以比肩。因而,以“中国现代戏剧史”来概括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虽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偏颇,但也并非是不可取的。

文学在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发生发展,这一观点现在似乎已为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问题是,关于中国20世纪前期的历史文化定位及总体处境的评价,仍然有待深入。近几年来,陆续有为五四时期保守文化思潮叫好的观点,或是重评晚清保守主义的呼声。^[3]不可否认,这些呼声对过去单纯地对五四激进主义西化思潮进行一味褒扬的研究现状无疑是一种有力的修正,其对于公正评价晚清以来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确乎为一种促进。站在纯学术或纯文化的立场上看,20世纪初期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确实在为保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曾表示这样一种看法:“尽管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是激进主义占据舞台的中心,可高层次上的保守主义往往要比激进主义更有价值,更有魅力,因为它体现着在一定的历史进步观念基础上人们的一种成熟欲望与守衡要求,包含着复杂的历史理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激进主义往往以庸俗化了的不断进化观念为先导,只讲究开拓,只强调速度,不讲究成熟与稳定,导致破坏性很强而建设性很弱,从而给现代文化的历史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4]这种评价“反弹”了诸多至今流行的文学教科书中的“铁板”论调,在价值层面上对保守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肯定。但考察一下当时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保守主义的优越与激进主义的低劣是否真如上文所言呢?质言之,全面否定激进主义而弘扬保守主义是否与当时的整体文化结构相符?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非三言两语所能言说清楚。客观而论,以当时的整个历史文化境遇而言,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生不可避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强势文化的锋芒直接向正处于衰微之中的中国弱势文化发起了挑战。中国文化要想求得生机,必须应战,必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开始自身的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就是我国近现代戏剧为什么会有汪笑侬的旧剧改良,会有上海的学生演剧(文明新戏),会有胡适的《终身大事》等标志着戏剧现代化进程的成果。当然,不可忽略的是,中国的近现代文化语境与政治深深关联,而保守主义保存传统文化的理想亦显然具有与西方文明一决高下的民族主义心理因素。这些问题,都与激进主义及保守主义的比照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因而,笔者并非要在此提供一种清晰明确的说法,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笔者所要表达的是,对于与中国20世纪文学相对应的整体历史文化境遇的研究,虽然学界已是众声喧哗却仍然是一个亟待深入、亟待全面探讨的课题。只有紧紧把握住这一点,我们才能梳理出20世纪文学的种种情状,进行有根有据的分析与研究。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历史文化对文学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但还有一个涉及文学主体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文学并且被文学所选择。这是因为,当历史文化境遇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准备好了素材、社会心理、文化积淀等肇始性因素,要产生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文学,还必须有在各方面都准备充分蓄势待发的文学主体。中国现代话剧史把最瞩目的位置留给了曹禺、田汉和夏衍三驾马车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们对人类存在命运的理解与把握,与他们的学养、生活经历等等深切关联。如若曹禺、田汉和夏衍没有一种较为完备的话剧创作素质,社会文化结构与中国现代话剧绝对无法在他们身上找到结合点。而这种素质,也决定了他们作品的生命力。一部作品的影响力与持久性如何,与自身所包孕的内在精神交缠纠结不可分割。一个具有独立认知与思考能力的文学主体,其对文学的态度与对社会、历史、人类命运等的理解把握程度深深影响着其作品的思想深度。考察中国现代话剧演进的30年历史,我们会发现,无数个社团流派在光阴的迁延中风流云散。时间流逝,岁月更替,曹禺等人的作品在历史之河的长久冲刷中却历久弥新,愈加显得成熟与稳健。为什么?简单地说,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话剧的本质艺术精神,关心着社会与人的存在。换言之,他们的作品蕴涵着一种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存在与命运的强烈的忧患之情。虽然迄今为止,“人文精神”尚属于一个内涵与外延都无法准确界定的宽泛概念,但将其理解为对人的关注、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观照却已是很长一段时间来许多人的共识。在曹禺的《雷雨》等剧作中,我们经常会读到他对人的精神痛苦及分裂性结构的展示,这种对人的本质性的关怀甚至还表现在他对家族制度的颠覆与解构倾向上。他在剧作中消解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是因为中国的家族制度是靠牺牲与压抑人的主体性而存在的,它在很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使正常的人性发生畸形与异化。曹禺本真性地描述了家族制度下的一幕幕悲剧。这些悲剧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展示着人在极端恶劣、极端荒谬的生存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看着美好的东西被摧残、被撕裂却无能为力。曹禺这种饱含着人文激情的书写势必让受众逐渐感受到人性的力量,激发出其对生命的关怀与崇敬。夏衍的剧作也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上海屋檐下》中对生存于纷繁乱世的小市民群像精神状态的探寻;《芳草天涯》对民族危亡时期知识分子两性问题的关注;《法西斯细菌》对人自我超越精神的强调,无不都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本质问题。这些,也许正是曹禺等的剧作至今仍葆有艺术生命力的原因。

或许正是因为“人文精神”在文学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这几年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依然方兴未艾。即便在阐释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也免不了对文本所凸显出来的人文精神加以细读与诠释。但这种在宏观社会历史文化结构中的微观研究却经常产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这种分歧的由来与“人文精神”本身难以界定容易产生歧义的特征不无关联,同时,研究主体的学识学养及对“人文精神”这一语词的把握也明显影响着研究行为本身的具体指向。仍以对曹禺的研究为例,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提法,即把曹禺的世界观与基督教的人道关怀(或曰怜悯精神)等同起来,并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对曹禺进行了全面诠释。我们不否认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这样一种宗教关怀在“人文精神”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但以这种人道主义来概括曹禺的整体创作倾向是否有失偏颇显然不言而喻。事实上,在曹禺夫子自道式的言论中,他表示他受到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家庭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由孔子到《圣经》,由林肯到《资本论》,由民主精神到基督教教义,这些庞杂多元的思想他都有所接触。^[5]以其最初的剧作《雷雨》为例,这个典型的易卜生式的传统写实主义戏剧,就熔铸了从古希腊悲剧意识到20世纪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现代观念,中国古代的“命运”观念,基督教精神和现代精神分析学等多种精神内质。因而,仅仅以基督教文化这一端来诠释曹禺的整体思想,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问题,其实还是隶属于学术研究的全面性维度的范畴。我们在前面论述了对于整体历史文化结构宏观研究上全面深入的必要性,实质上在微观研究上仍然存在这一问题。对于作家主体及其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质的研究,是一个需要我们学界永远深入探索的命题。

在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有学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所谓‘人文精神’,就应该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性征:1.追求理想的;2.与秩序相关的;3.社会性的;4.须付诸实践的;5.重人事却又与‘天文’(神事)有所关联。”^[6]在此,我们姑且不去评价该学者对“人文精神”内核把握的准确度如何,至少,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文精神是“须付诸实践的”。这实际上指出,人文精神必须付诸实践,否则便无法对社会发生作用。回到我们文学研究的问题上,我们知道,文学是以作品的创作到读者接受这一线性流程为实践的具体过程的。在这一过程中,创作主体所拥有的人文精神得以在文字(或表演)中传达和实现,而接受群体在这一流程中受到文本内在精神的影响,在接受过程中与之发生碰撞、冲突、融合。这一看似简单的传达过程里实际上蕴含了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以抗战时期影响甚大的《放下你的鞭子》为例,这个艺术上十分粗糙的话剧为什么能在那个时代一演再演,引起巨大反响?除了当时风云变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心理因素外,是不是与创作主体及接受群体的心理机制有关?弗洛伊德曾经表示,人对生活的痛苦通常有三种解决办法,即“强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7]。按此解释,剧作家对抗战戏剧的创作及受众对这一题材的接受,很可能属于一种如弗氏所言的“代替的满足”,为在现实中(暂时)无法实现的事(如上前线)在精神上找到了一种心理代偿。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焦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与释放,从而“减轻”了“痛苦”。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左翼剧作、抗战戏剧等政治意味较浓的话剧作品,我们历来只注重于对其思想性的探讨,而在心理机制或其他角度上的研究几近空白。这种现状提醒我们,学术研究须时刻转换我们惯有的学术视角,多换几种角度看问题,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会有新的生机,才会呈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场景。(www.xing528.com)

对于文学研究生长点的探讨与对文学生长点的寻求是始终相互关联的。通过上述可以看出,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结构制约着文学发展。因而,对于文化结构的探询,仍是我们必须着重关注的研究焦点。但在这个学术体制化时代,论文的批量生产使众多标新立异却难以自圆其说的观点层出不穷。只有深入研究才能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学术的内质提供可能。而深入与转换又是相互交缠的。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的视角转换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学术视点,开拓新的学术视野。迄今为止,我们的学术研究仍旧有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比如前面提及的转型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评价;中国古典戏曲与现代话剧的关系;中国话剧的现代性;具体话剧文本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的定位;话剧实践与人的心理机制等等。文学研究生长点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提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面,它由无数个小点(问题)构成,这些小点(问题)的逐渐解决是学术之树枝繁叶茂的必备条件。而这一切,均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本文为浙江师范大学2002年“现代文学研究生长点研讨会”的发言稿)

【注释】

[1][俄]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15页。

[2]傅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的对象与方法》,《戏剧艺术》2001第3期。

[3]参见朱寿桐:《重评五四时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载《粤海风》1998第7、8期;庄锡华:《文学理论的世纪风标》,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朱寿桐:《重评五四时代保守主义文化思潮》,《粤海风》1998年第7、8期。

[5]朱栋霖、陈龙:《谭艺书系·曹禺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6]杨志刚:《人文精神与秩序再造》,《粤海风》1998年第9、10期。

[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升华》,《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