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法，在昔事简之时，未尝不可以应用，且其人世代相承，善于记忆，亦能略应人之所求。然管理者或因年老不力，或则时久弊生。故陈次亮《庸书·则例篇》云书吏之权重于宰相。“一事也例应驳，书吏受贿，无难觅一可准之案以实之;一事也例应准，书吏索贿未足，无难觅一可驳之案件以倾之。”并有积案一火焚之之语。此盖组织不良，换人不易，用法不善，检索困难之故也。此外遗失、偷窃以及不便统计诸弊更所在多有，故改良之声日甚一日也。改良之时最大之难题有二:一，旧案是否全依新法重新整理之;二，分散于各部分之档案是否一律集中之。在一般原则上言，应重整、应集中。但旧案重整，有该机关直接之旧案，如内政部民国二十三年以前旧案;有较间接之旧案，如北京政府时内政部之旧案;有更间接之旧案，如满清户部之旧案。能否通通纯以近日所拟之新法?其组织不同则分类之法将异。
盖机关内部之组织为案件分类之要素，此各档案家之所共认者。即使分类编目之法可同，数量巨大之旧档是否可以如甘乃光氏所谓之将整理后之旧档分入新档中，亦殊值吾人之讨论。将某种已成系统之旧档加以分散，金肯生氏已力持不可，且档案数量一多，即现有新档亦应逐渐移存，档案学上有所谓transfermethod即指此也。何能将已成系统之旧案一一悉分入新档箱中耶?复此则为总管制与分管制之讨论，此在档案学上诚属一大问题，即现今欧美各国所行者亦各不同。惟有一二事可得言者:年代愈远之旧档愈应当、愈可能行总管制;机关房屋之建筑、办事之地点愈集中者，愈应当、愈可能行总管制。反之，即不应当或不可能集中，而分管制即得存在于其间。吾人应以集中为他日之体，以分散为现在之用可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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