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社会有了两个及以上的人为了共同目标而在一起形成组织时,就产生了管理活动,诸如家庭、教会等组织。在管理实践中,一些人的灵感、梦想和诀窍,都留在了管理的历史记录之中。
1.摩西出埃及的管理思想
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途中,利用宗教来进行管理。诸如神向摩西公布他的戒命,共十个短句,刻在两块石板上,十戒的内容可概括分为两大类:第一至四条戒命是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如拜独一的真神,禁止敬拜任何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和安息日等。第五至第十条戒命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如孝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和不可贪恋别人所拥有的(包括妻子、房产)。十条戒命并不是详细的律法规条,却包括了整个宗教、道德和社会和平所必需的基础,奠定神的子民的信仰及法律根源。
在带领众人出埃及途中,开始时摩西大小事物都亲自管理,事无巨细。他的岳父叶忒罗建议他选出可靠的人来替他处理事物,选出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人,大事才向摩西报告由摩西亲自处理。
《圣经》中的这个例子是有关管理思想的最早记载,叶忒罗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管理咨询人员了。他建议摩西采用的,就是人们现在常用的授权原理和例外原理,同时也体现了现代管理当中的管理宽度原理。可见,早期的管理实践为后来管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的基本思想是:
(1)制定法令,昭告民众;
(2)建立等级,授权委任管理;
(3)责成专人专责管理,一般问题由下属处理,领袖处理最重要的政务。
人类文明诞生于尼罗河谷,那么,管理就是和人类文明一起诞生的。2500年前,古希腊人列出了当时世界七大奇观。如今,七大奇观中只有为首的金字塔经受住了千年岁月的考验留存下来。难怪埃及有句谚语说:“人类惧怕时间,而时间惧怕金字塔。”
谁会写字、计算和读书,谁就属于古埃及的上层社会。国家各阶层的等级,在总理大臣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个等级是书记员,他高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等级的最下层是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和工人,是他们修建了宫殿、庙宇和法老的墓碑。金字塔是其中埋葬的法老的身份象征,金字塔造的越来越高,越来越雄伟,就是法老相互攀比的证明。最大金字塔的建造者是公元前2500年统治埃及的胡夫法老。他登基伊始,还是年轻人的时候,就开始让人设计修建他的陵墓。由于修建陵墓的地方吉萨周围只有沙漠,所以必须从遥远的采石场运来石料,总数大约有二百万块,每块最大的达三吨重。它们被从采石场拖到尼罗河边,然后用船运往吉萨。从尼罗河畔到修金字塔的工地之间必须先修一条道路,光是修路就用了十年时间,金字塔的修建持续了23年之久。从后来发现的手艺人驻地遗址上,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大约有4000人参加了胡夫金字塔的修建工程,再加上洪水期5万到10万农民工。他们只是用体力、撬棍和缆绳,把金字塔修到146米的高度。它的地基为230米见方,相当于今天十个足球场大小。
在建造金字塔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建筑师、制图员、木匠、采石工人、雕塑家和画家等。因为在现场要为这些人员提供住宿、食物和发放工资,更为重要的是,要保证各个岗位和环节上的人和工资要符合金字塔的建造标准,于是产生了交响乐队的指挥——管理者,当初的称呼是“书记员”,他们受过培训,有很高的地位,拿较高的工资,他们的责任就是负责监督个人、材料和生产过程,接受计划并且对计划的结果负责。
埃及法老有一套高度发达的金字塔型的管理体系,我们用下图表示:
法老集统治者、军队的指挥官和最高级别的教士三种职位于一身。在它的下面是首席执行官,他负责解释法老的政策、决定并把它们付诸实际行动。在首席执行官下面是各种管理部门,这从两条线划分:一条是从职能上划分,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的任务,如财政、商业、农业、宗教事务、采矿、修建纪念碑等;另一条是地域上的划分,全埃及从地理上划分为多个单元,称为“省”,每个省由省长负责管理。每个省长下辖自己的职员,负责不同职能的专门人员,所以部门结构在省一级也基本上按照类似于国家的方法设置。首席执行官有自己的总部,总部成员辅助他,负责各省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
如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行政管理体系都可以看到古埃及法老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3.中国两千年的官僚体系
中国古代早期的管理历史记载是散乱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纷争的各个王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组织和建立了官僚体制。秦朝的思想家韩非子是这种官僚体制背后的政治和哲学力量,韩非子的管理理念是法制和等级制,在这种制度中,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和职责,清楚自己的等级、向他汇报的下属的等级和姓名,以及自己需要汇报的上级及其姓名。尽管国家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主要来自贵族,但较低层官员的任命主要通过他们的才能,并且得到薪俸。秦始皇官僚体制的基本思想体系和机构简单描述如下:
(1)皇帝制度: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
(2)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在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职。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的诏令,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负责掌管全国军务。(www.xing528.com)
九卿:丞相之下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九卿是指低于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位官职的诸卿,习惯上称为九卿,但是实际数目不止有九个。重要的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卫尉,掌皇宫保卫;典客,掌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宗正,掌皇室亲族事务;少府,掌皇室收支。
(3)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或是县长,县以下设乡、里为基层行政机构。郡守和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
秦中央集权的特征:
皇权的特征:
(1)皇帝独尊:成为秦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
(2)皇位世袭:“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是君主权力集中的另一体现。
(3)皇权至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依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
中央机构的特征:
秦朝中央的主要官职,在地位、职位和权力方面相互配合,彼此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
地方行政的特征:
(1)地方上主要官员郡守县令等,直接由皇帝调遣,并且官位不世袭。
(2)地方官员只有俸禄,无封地,只有地方行政权,绝对服从于中央。
到1911年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被推翻,始于秦始皇的官僚体制的实践和结构得以不断完善。科举制度的推出,强化了按才能选拔官员的制度,行政官员在中国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4.中世纪的管理——中世纪第一个大型公司式组织的出现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大量的历史记载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谁在从事管理工作及管理的整体概貌。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新的公司形式,它们对管理起着主导作用,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管理。一种是大型国际化多种经营贸易公司,主要出现在13世纪的意大利;另一种是修士会,主要是本笃会和西多会。
大约在公元510年,离罗马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隐士,名字叫努尔西亚的本尼狄克(Benedict of Nursia,后来被称为圣本笃)。其时,罗马落入蛮族之手,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都已堕落不堪。本笃年轻时被送往罗马的学校接受古典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撰写的《规程》处处体现了古典希腊哲学对于人的自然的洞察),对罗马的荒淫无度感到震惊,在经历了一场信仰转变后,做起了隐士。因其修行得法,圣洁之名远扬,被邀担任一所修会的会父。他锐意整顿,但改革热情不久就受阻,有人甚至在酒中下毒,想毒死他。原因在于,当时的修会没有严格的院规,没有真正的权威,修士也大多是自由自在的独修者,不愿受约束和管教。本笃只好回到岩洞,但他的门徒蜂拥而至。于是,他开始在罗马南部80英里的卡西诺山创办自己的修会,并亲自写下修会规章制度,要求每个自愿加入修会的修士严格遵循。就在这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混乱而无序的时代,本笃修道规程出现了,而他的修会也成为人们建立有秩序生活的中心。本笃吸收的最初一批修士甚至有来自罗马富贵家庭的学子,当然也有曾经的奴隶,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本笃就根本不容忍按贫富来作社会阶层的划分。到了9世纪,《本笃规程》已经成为西方大多数修会的规程,直到如今,世界上依然有约30000名修士或修女遵循《本笃规程》生活,而本笃会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跨国公司”之一,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长青基业”。至于从这份至今已有近1500余年历史的经典中汲取生活智慧的人,那些类似于佛教之“居士”的在俗修习者,更是不计其数,遍及各界。在大学,《本笃规程》也是经典研读课程中的“大书”之一,继续滋养着年轻学子的灵魂和日常生活。
《本笃规程》分为73项条款,规定了修士们的职责。规程首先提出了目标:修道士的工作就是致力于上帝的荣光。其余的规程具体论述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其中不仅规定了工作、用餐、祈祷和休息的时间,而且列出了每一个修道院内部的等级和命令传达的链条。处于最高等级的修道院院长,他监督和指导修道院的事务;在他的下面是次一级的官员,诸如司库;然后是全体修道士组成的修士会。修道士需要遵从院长的命令,但是这些命令要在修士会中加以说明,而且修道士可以对院长的决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本尼狄克之前也有一些成文的修道院规则,但一直没有被广泛接受,《本笃规则》简单而且容易遵从,所以立刻取得成功,并且很快被其他修道士团体所采纳。
大规模的修士会除了名称之外,其实就是地道的公司。在履行宗教职能的同时,它们还是大型的企业。据估计,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修道院控制着欧洲所有可耕种土地的1/4到1/3,此外还大规模地涉足制造业和贸易。每个修士会都需要自给自足,那些背上债务的修士会就会被无情地关闭,就像今天任何一家公司关闭其亏损的子公司一样。所以修道院的院长和他的管理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商业决策。
本笃会和西多会是当时两个最大的公司,他们的管理模式受到广泛地模仿。皇家宫廷把修士当作知识与经验的源泉,经常把修士会的高层管理者任命到他们自己新组建的政府中。修道院的管理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管理的发展,尤其在英国和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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