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外酒文化交流的活跃与影响

唐代是中外酒文化交流异常活跃时期。在历史上，内地的葡萄酒，一直是断断续续维持下来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在唐代以夜光杯盛满葡萄美酒，说明葡萄酒的珍贵。对自然发酵的果酒记载，见于《隋书·赤土国传》：赤土国 “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赤黄，味亦甘美”。至唐代就有了关于葡萄酒的明确记载，《新修本草》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葡萄）、蜜独不同曲。”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文书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唐五代时期当地的社会经济类文书，其中记载了许多与敦煌人的饮食相关的资料。据记载，敦煌因与西域接近，其栽培葡萄酿酒史要早于唐代，而且敦煌酿的葡萄酒质量很好。在《下女夫词》中说 “千钱沽一斗”虽系夸张，但也说明了葡萄酒在当地的地位。另据记载，葡萄园中结葡萄时，人们还要举行赛神仪式。在唐五代敦煌壁画中有四十多幅婚宴图，这些图中婚礼宴饮多在帏帐中举行。一般每张食床（桌）坐8～10人。仪式中除新郎、新娘为客人敬酒外，可以看到客人列坐在食床旁。床上盘置蒸饼等食物，客人手持酒杯，作喝酒状。

唐代时，中原地区对葡萄酒本是一无所知，唐太宗从西域引入葡萄，长安人才知道葡萄酒的滋味。《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同一件事，宋代类书《册府元龟》卷970也有记载，说道高昌故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多公里，当时其归属一直不定。唐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派侯君集发兵 “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酿）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即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大喜过望的太宗宣布长安 “赐脯三日”。唐太宗在长安百亩禁苑中，辟有两个葡萄园。西域如大宛、龟兹诸国的葡萄酒，汉魏以来，中国就已经知道，而在中土用西域法仿制西域酒，却是开始于唐太宗。

著名园丁郭橐驼为种葡萄发明了 “稻米液溉其根法”，记载在他的《种树书》里，一时汉地风行。长安原来有个皇家葡萄园，后来改作光宅寺，寺中有普贤堂，因尉迟乙僧所绘的于阗风格壁画而闻名。唐人段成式在《寺塔记·光宅坊光宅寺》里记载：“本（武则天）天后梳洗堂，葡萄垂实则幸此堂”。此后葡萄酒在内地就有较大的影响力，从高昌学来的葡萄栽培法及葡萄酒酿法在唐代可能延续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出现许多吟诵葡萄酒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刘禹锡（公元772—842年）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白居易、李白等都有吟葡萄酒的诗。唐朝是我国葡萄酒酿造史上很辉煌的时期，葡萄酒的酿造已经从宫廷走向民间。李白诗《对酒》中写道：“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记载了葡萄酒可以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嫁的陪嫁，说明了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

中国本是酒之国，然而区别于传统米酒的外来酒——高昌酿法的葡萄酒和波斯酿造的甜酒，使得唐人醒也美哉，醉也美哉，无论醉醒全是别样的滋味。唐太宗平定高昌时，宫中所饮庆功之酒，都是太宗李世民亲自监制的，看来酒也是外来的受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2载，古印度风俗贵葡萄酒而轻米酒，“若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别；蒲萄甘蔗，㊣帝利饮也；醵檗醇谬，吠奢等饮也。”当时的印度婆罗门贵族戒酒，以饮葡萄果浆为风尚，西域各国也传为风俗。公元630年玄奘自西域前往印度取经，一路上西域各国，如屈支（龟兹）国和突厥的素叶水城（碎叶），都以葡萄浆款待法师。

唐代与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异常活跃，西域酒在长安非常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葡萄酒，其后有波斯之三勒浆，又有龙膏酒，大约亦出于波斯。西市及长安城东至曲江一带，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诸人也曾买醉其中。

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发达，外国酒的输入也更加增多，如有 “三勒浆”之称的诃梨勒、菴摩勒、毗梨勒，还有龙膏酒、煎澄明酒、无忧酒等，唐苏鹗《杜阳杂编》就有有关记载。李肇《唐国史补》记当时名酒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梨勒、诃梨勒。

三勒浆当即以此三者所酿成之酒耳。诃梨勒树，中国南部也有。鉴真和尚到了广州大云寺，曾看见诃梨勒树。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三勒浆这种饮料的制作方法：“诃子汤：广之山村皆有诃梨勒树。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涩，皆是陆路。广州每岁进贡，只采兹寺者。西廊僧院内老树下有古井，树根蘸水，水味不咸。僧至诃子熟时，普煎此汤以延宾客。用诃子五颗，甘草一寸，并拍破，即汲树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绿乳，服之消食疏气，诸汤难以比也。佛殿东有禅祖慧能受戒坛，坛畔有半生菩提树。礼祖师，啜乳汤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广州来，能煎此味，士大夫争投饮之。”三勒酒中之诃梨勒酒，其酿法或煎法是否亦如诃子汤，今无可考。

中国的酒文化影响到日本。盛唐时期中国酒文化的饮酒习俗，进入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例如，日本在奈良，平安时代皇宫中都仿效晋人先例，于3月3日举行 “曲水宴”。九九重阳，日本人也有这个风俗，公元5世纪初期，菊花作为一种药用植物传入日本，平安时代就有了饮菊花酒的习惯，《类聚国史》就在 “岁时部五”里提到大量当时宫中君臣聚饮，咏菊唱和的事情。而重阳节作为 “节句”，一直到明治维新才被废止。日本人在酒家门口悬挂的酒旗，根据《和汉三才图会》解释，和中国的 “酒望子”、“酒帘”都一模一样。日本人下酒的莼菜也传自中国江南，张翰 “见秋风乃思莼鲈”算是表率，在日本诗文里屡见不鲜。

再如，新年伊始，千家万户入屠苏，日本人会在元旦的早晨，饮 “屠苏酒”。大约在唐宪宗的时候，中国的屠苏酒传入日本。屠苏酒从唐代开始在中国流行，是一种药酒，加入白术、肉桂、大黄、桔梗、防风等，正月一日饮用。(www.xing528.com)

日本于平安朝初期，即嵯峨天皇时弘仁二年（公元811年），首先在宫中饮用屠苏酒，后传入民间。直至今日，仍有这一习惯。处方及饮用方法与中国相同。不过近现代以来，为方便顾客，使不会饮酒的妇女、儿童也能饮用屠苏酒，已不太顾及药效，而追求口感，易饮。近来日本又依屠苏酒处方加工成粉末，只要将其浸泡于酒中10h左右，就可饮用。新年之前，日本酒店甚至无偿提供配好的屠苏酒药，当然这是招徕顾客的一种手段。在平安时代这个风俗传入日本，并流行开来，而中国本土自宋元以后，却渐渐失传。

日本清酒研究专家稻保幸撰文介绍，中国的药酒传入日本后，日本将其与药同等对待，只能在药店出售。中国药酒不能通过普通贸易途径销售，这对嗜酒者是一大遗憾。

中国新婚的时候喝交杯酒的风俗也传到了日本，不过有所改革。在中国先秦的时候就已经有 “合卺仪式”，即婚礼的司仪将瓠瓜一分为二，再用线相连，新郎和新娘各执一头，表示夫妻心心相连，百年和好。这种风俗在《礼记·昏义》中有记载。到了宋代，演化为交杯酒。

唐代，胡人来我国经商开店，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在都城长安，胡人酒肆主要开设在西市和春明门到曲江一代。胡姬酒肆里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 “葡萄酒”，波斯的 “三勒浆”、“龙膏酒”等。顺宗时，宫中还有古传乌弋山离（伊朗南路）所酿的龙膏酒。酒肆的服务员，即是西域的女子，被称为 “胡姬”。她们是促使胡酒在唐代城市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古代青年女子当垆不多的情况下，这些 “胡姬酒肆”曾为唐代长安饮食市场开创了新的局面。

胡姬在正史中没有记载，但唐诗却全面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初唐诗人王绩曾以隋代遗老身份待诏门下省，每日得酒一斗，被称为 “斗酒学士”，他在《过酒家五首》中最先描写了唐代城市里酒肆中的胡姬 “酒家胡”：“洛阳无大宅，长安乏主人。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此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依炉便得睡，横瓮足堪眠。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貰，惭愧酒家胡。” “胡姬酒肆”常设在城门路边，人们送友远行，长在此饯行。岑参在《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郝主簿》中写道：“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音乐歌舞。

所有诗人中似乎是李白最爱与胡姬谈笑了，所以他的诗作中描写胡姬的地方甚多。他的《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之一》指出胡姬常在酒店门口招揽顾客：“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胡姬能招揽到顾客，一凭异国情调的美貌，二凭高超的歌舞技巧。李白在《醉后赠王历阳》中写道：“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指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他在另一首诗《前有一樽酒行二首之二》中又写道：“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可见当时长安以歌舞侍酒为生的胡姬为数不少。李白在《少年行之二》写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来到中原，克服了大量旅途的艰辛。为此，她们在酒肆里强欢作笑时也在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如李贺《龙夜吟》所述：“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直排七点星藏指，暗合清风调宫徵。蜀道秋深云满林，湘江半夜龙惊起。玉堂美人边塞情，碧窗浩月愁中听。寒贴能捣百尺练，粉泪凝珠滴红线。胡儿莫作陇头吟，隔窗暗结愁人心。”

代表器为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该执壶1983年于宁夏固原出土，长颈，圆腹，高足，足下呈喇叭状，圈足边缘饰一周联珠纹。单鋬，鋬上有一胡人头像，深目高鼻，八字短胡，短发向后梳理，是西域胡人的典型形象。口上有敞流。更具特色的是，器腹部錾雕有三对浮雕人像，均男女相对，似在向对方表露爱意。皆深目高鼻，头发鬈曲，袒胸露腹，有的干脆全身裸露。每人均戴披肩。

据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中国和萨珊王朝波斯（今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至迟从汉代即有来往，唐时关系更为密切。早在唐代以前，萨珊王朝的金银器便传入中国，中国的金银匠人也模仿制作。一般地说，国人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伊朗人所制大致相同，但是花纹的风格则往往是中国式的。宁夏出土的这件银壶，器形与萨珊王朝银壶无异，足缘的联珠纹也是萨珊式执壶的常用纹饰，那个胡人头像甚至与今天的伊朗人非常相像。因此，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古伊朗输入的萨珊王朝银器。

除宁夏的这件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外，在内蒙古李空营子村还出土了一件胡人头银执壶，两者形制极为相似。据学者研究，它们均为典型的西域银器。它们在中国的出土，是中西酒文化交流之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