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的酒文化交流及影响

汉代酒文化交流始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土与西域的交流。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作为酿制葡萄酒的原料被引进而大量种植，葡萄酒开始成为中国酒的重要品种。

我国最早的关于葡萄的文字记载见于《诗经》。《豳风·七月》“六月食郁及（yú）”的 “”就是野葡萄。我国原生的山葡萄，也称野葡萄，有20多种。从东北到西北，从南方到北方，野生葡萄在我国分布范围很广。人工栽培的家葡萄，在我国自古有之。周朝的时候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葡萄和葡萄园。《周礼》一书的 “地官篇”中，也有记载，并把葡萄列为珍果之属。

但是，中国葡萄和葡萄酒业开始，还是在汉武帝时期。

据考证我国在汉代（公元前206年）以前就已开始种植葡萄并有葡萄酒的生产了。史书中关于葡萄酒的最早记载是《史记·大宛列传》，有汉朝大使张骞出使西域见闻。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大宛是古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则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邦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葡萄酒的主要产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在那一历史时期葡萄酒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葡萄，引进酿酒艺人，将西域的葡萄及葡萄酒酿造技术引进中原，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栽培和葡萄酒酿造技术的发展。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土开始有了葡萄酒，葡萄酒的酿造过程比黄酒酿造要简单，但是由于葡萄原料的生产有季节性，终究不如谷物原料那么方便，因此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并未大面积推广。所以东汉以至盛唐，葡萄酒一直为达官贵人的奢侈品。

据《太平御览》卷972引《续汉书》记载：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斗遗张让，就被任命为凉州刺史。以至于苏轼对这件事感慨地写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葡萄酒的珍贵。

汉代虽然曾引入了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汉代之后，中原地区大概就不再种植葡萄。一些边远地区时常以贡酒的方式向后来的历代皇室进贡葡萄酒。

汉代以后，仍然有关于葡萄酒的记载。《后汉书·栗弋国传》记载西域 “栗弋国，出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晋张华曾记述当时对葡萄酒的传说：“西域有蒲桃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弥日乃解。”三国曹丕（公元220—226年在位）的酒诗甚多，不少谈论到葡萄。

汉代已经有胡人开设的酒店，国外的饮食也传入京城。汉乐府《羽林郎》：“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倚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立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这里记载了汉代长安城胡人经营的酒店，年方十五的胡姬当垆卖酒的情景。胡人，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人民的称呼。根据有关记载，此时胡人的一些饮食制作方法已传入中国，比如胡羹、胡饭、胡炮、外国豉法，而有关酒的制作，也有外国苦酒法，《齐民要术》就记载着这种外国酒的制作方法。

确实，汉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一方面是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而外来的饮食文化也输入并融合到中国饮食文化中来。据《太平广记》卷233所引《古今注》：“乌孙国有青田酒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这里记录的是乌孙国（后归并哈萨克）的青田酒在汉时传入了中国。

汉时还有一种 “瑶琨碧酒”来自远域，汉郭宪《别国洞冥记》：“瑶琨去玉门九万里，有碧草如麦，割之酿酒，味如醇酎。”又 “汉武帝坐神明台，酌瑶琨碧酒”。用这种如麦的 “碧草”酿成美酒，或推测是一种粮食酒，汉武帝品尝之，说明已以珍贵的佳酿身份跻身于帝王的食谱中去了。(www.xing528.com)

同时，应该关注的是，汉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国家的酒文化交流。

匈奴是中原政权北方的劲敌，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他是夏后氏的后裔，属于游牧民族，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当秋天草高马肥的时候，就会呼啸南下，席卷山岗，攻城略地。从商高宗的时候起，就不断的有中原国家与匈奴交战的记载。匈奴的酒主要是马乳酒，酿制手法处于低级阶段。因此匈奴对汉族的食品十分欣赏，对中原所酿制的酒更是十分羡慕。为了满足匈奴的这一要求，汉高祖刘邦派刘敬出使匈奴，送去用酒曲制酒的方法，从此以后每年奉送酒米食物等。《史记·匈奴列传》：“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畅达，胡风东渐，葡萄纹样在此时传入了中原，甘肃靖远出土的北魏酒神骑豹葡萄纹银盘，和大同平城出土的北魏童子葡萄纹鎏金青铜杯，都是由西方制作而传入中国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交流的明证。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西行取经，历时十四年，广游西土，留学印度，携经归来扩大了中西交流。此前公元384年，十六国的吕光征龟兹（今新疆库车），发现其地富饶葡萄，“胡人奢侈，厚于养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南朝梁才子庾信（公元513～581年），因为出使而羁留于北朝为官，与魏之来使尉瑾有这样一段对话：

信曰：我在邺，遂得大葡萄，奇有滋味。

瑾曰：在汉西京（长安），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亩，中有葡萄百树。今在京兆（洛阳），非直此禁林也。

信曰：乃园种户植，接荫连架。

邺，即古代河南安阳，曾是鲜卑统治下北齐的邺都。安阳出土过北齐（公元550～577年）石雕屏风，描绘了茂密的葡萄荫下，有十余人围坐宴饮，观看歌舞。中心人物身着胡服，手擎角状来通（来通，酒器）饮酒正酣。从这个北齐人的帽子，饰有联珠纹的胡服、来通的形状和持来通饮酒的姿势来看，与中亚片治肯特第24室壁画，年代稍晚的7世纪粟特贵族饮酒的细节非常相似。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内地已经普遍种植葡萄，主要用途就是酿酒。

晋时开始，今越南中南部古称为林邑的杨梅酒已输入。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酿，号梅花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其书中还记载了诃梨勒果酒，“诃梨勒树，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著，可作饮”。这是南亚酒品输入的一些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