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酒鬼,被称为泡在酒瓮里的诗人。饮酒至五斗仍不乱,人有以酒相邀者,无分贵贱必前往。如果不论酒量,这点倒与陶渊明很相似。王绩写了大量与酒有关的诗文,其中《醉乡记》是继《酒德颂》后,第二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醉酒的文章。
王绩(公元585—644年),字无功,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隋唐之际的文学家。因尝居东皋,故号 “东皋子”。王绩嗜酒,生平经历处处与酒相关,曾作一诗云:“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他在隋朝末年曾经担任秘书省正字和六合县丞,李世民建立大唐帝国后,待诏门下省,每天领一斗酒,当时人们都称他为 “斗酒学士”。其实,王绩酒量很大,远不止斗酒之数。王绩曾仿照刘伶《酒德颂》之颂大人先生及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作《五斗先生传》,自谓“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醒则复起也。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这点倒是与陶渊明有些相似,陶渊明如遇客人来访,无论贵贱,只要有酒,必以酒待客。而王绩是只要有人请他喝酒,无论请客者身份贵贱他都应邀前去,去了一定喝醉,喝醉后也是不择地方倒地便睡。他常常一次要饮酒五斗,方才称心。《东皋子集序》又说王绩 “晚岁醉无节,乡人或谏止之,则笑曰:‘汝辈不解,理正当然。’或乘牛骑驴,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动经岁月,往往题咏作诗。”王绩晚年饮酒更是没有节制,乡人有时劝他养身戒酒,他却笑着说:“你们不理解,我这样饮酒是对的。”有时王绩以牛驴驾车,出入乡间郊野,止宿酒店,几个月都不回家,在外饮酒作诗。
王绩在隋末弃县官之职而退隐务农,在乡间建造房舍,三十年与妻儿力耕而食。也许是他看透了 “网罗在天”,弥天大网从天而降,躲到哪里去都不行的宦海沉浮,所以更愿弃官身入醉乡。王绩构思了一片神奇的乐土:“其土地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任清,无爱憎喜怒。呼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7],并称之为 “醉乡”。那里的土地空旷无边,没有丘陵险阻;空气平平和和,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没有冷热晦朔之分;醉乡的风俗几乎一样,人们不在都城里聚居;醉乡的人都很清静无为,没有爱憎喜怒。他们呼吸清风,饮用露水,不吃五谷杂粮。这些人睡觉很踏实,行走很悠闲自在,和鸟兽鱼鳖生活在一起,不知道车船器械是什么。他描写的这片醉乡俨然世外桃源,是子虚乌有的,却使圣贤明君 “杳然丧气天下”,一些帝王希望能够到达醉乡却不可得:
昔者黄帝氏尝获游其都,归而杳然丧其天下,以为结绳之政已薄矣。降及尧舜,作为千钟百壶之献,因姑射神人以假道,盖至其边鄙,终身太平。禹汤立法,礼繁乐杂,数十代与醉乡隔。其臣羲和,弃甲子而逃,冀臻其乡,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宁。至乎末孙桀纣,怒而升其糟丘,阶级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见醉乡。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职,典司五齐,拓土七千里,仅与醉乡达焉,故四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厉,迄乎秦汉,中国丧乱,遂与醉乡绝,而臣下之爱道者,亦往往窃至焉。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
王绩构思中的醉乡俨然是一个理想社会,他以此为标准衡量中国几千年历史。千古第一人——黄帝曾经有机会到醉乡都城游玩,回去后就放弃了天下,认为自己的结绳之政与醉乡相比实在太浅薄了。后来到了尧舜,用了千钟百壶的供奉,借了姑射山神人的通道,仅仅到达了醉乡的边境,由此便享受到了终身的太平。夏代、商朝的末代裔孙桀、纣,愤然登上以酒糟堆积成的山头,虽然爬上了千仞高的台阶,向南望去,终究还是看不到醉乡。王绩认为这两位国君饮酒没有节制,酒池肉林,酒糟堆得跟山丘一样,他们对酒的追求只是其荒淫无度的表现,根本就没有也不会享受到酒中的乐趣和饮酒的奇妙境界。他们虽然有进醉乡的动机,但是终究是发现不了醉乡在何处的。到了周武王时代,设立了专门的酒官,掌管酿酒及酿酒材料,管理酿酒中的 “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这五个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五种酒)。同时周朝国土向外拓展了七千里,才打通了去醉乡的道路,所以四十年不用刑罚刑法。这里作者把周朝武王时代的太平强盛与设立酒官联系起来,并认为就是因为酒事合理,才使国事太平。只有阮籍、陶渊明等十几个人才进入了醉乡,在醉乡中游历并且终身不返,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那里,中原的国人便把他们称为酒仙。
王绩所写与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境界并无二致。王绩感叹说:“醉乡的风俗不就跟古代的华胥国一样吗?它是多么地像那个国度一样淳厚清寂啊!”于是,最后他也表示要去醉乡游历。他也有一片理想的净土,这片净土不是通过想象去获得的,而是通过醉酒产生的。这比陶渊明对桃花源的追求更为直接和简便,因为醉酒可以使人很快进入那个清明平和的世界,在旁人看似醉态可掬的境地中自己却可以尽情地享受醉意中的逍遥和清静,获取心灵的平和安宁。王绩的这种 “随缘自逝”的生活方式,强调的是一种安闲恬淡的生活品位,突破了传统隐逸之士固穷守节的思想形态。
这一片令人沉醉、与世无争的乐土其实是醉酒者的某种内心境界,是一个以道家的人生理想为旨归的极乐的自然境界。王绩的字 “无功”是他自己起的,这个字就来源于《庄子·逍遥游》中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见道家思想对其影响之深,他所追求的境界是 “无功”,他所要比肩的是 “神人”。而要达到这一境界的唯一通途便是醉乡。
王绩一生笃于酒德,认为酒可以 “全身、杜明、塞智”,自称 “以酒德游于乡里,往往卖卜,时时著书”。他曾因为太乐府焦革擅长酿酒,便苦苦相求,千方百计要当太乐丞,以便大饱酒福。王绩除了《醉乡记》以外,他还写有《五斗先生传》、《祭杜康新庙文》、《醉后》、《酒谱》、《酒经》等作品,可惜其中按照焦革的制酒法写成的《酒经》,以及参考杜康、仪狄以来的酿酒经验写成的《酒谱》都已经失传。
清代文人戴名世(公元1653—1713年)也是一位爱酒之人,经常喜欢与朋友饮酒,饮到酒酣之时便毫无顾忌地讨论时事,指斥朝政,臧否权贵。在其作品中,有一篇与王绩同名文章《醉乡记》,虽同名,但王、戴二人一叹醉乡人少,一叹醉乡人多,醉乡的内涵不同,此醉乡非彼醉乡。(www.xing528.com)
戴名世(公元1653—1713年),家居安徽桐城南山,后世遂称 “南山先生”,也称为 “潜虚先生”。他在《南山集·北行日记》中就说自己常 “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小品文《醉乡记》便是其抨击时弊的代表作之一:
昔众尝至一乡陬,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之人不余欺也,吾尝闻夫刘伶、阮籍之徒矣。省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所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必不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作者使用游记的形式,记载从前自己曾经游览到一个地方,一到那里就感觉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天地因此变换了位置,日月因此失去了光明,眼睛因此发花,心因此荒乱迷惑,身体因此衰败不堪。我向别人打听说:“这是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令人畅快舒适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尝到美味,可以徘徊徜徉,这里就是醉乡。”啊!这里便是醉乡了吗?看来古人果然没有欺骗我。我曾经听说刘伶、阮籍这一类人迷恋醉乡。在那个时代,国土沦丧,中原纷乱,天下的人,放纵自己痛饮之后便颠颠倒倒,一个接一个不断地进入醉乡了。据我所见,那里不曾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有的人认为那里可使人消除忧愁。如果是可以消除的,就不是真的忧愁;如果是真有了忧愁的人,或许也不必去消除它。何况醉乡实在不能使人消除忧愁,那么,进入醉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啊!自从刘伶、阮籍以来,醉乡遍及天下;醉乡人多,天下人就少了。这样的境况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颓废消沉,萎靡不振,进去了就不知道出来了。那么不曾进去而也迷糊的人,难道没有那样的人吗?而昏聩无能、身德败乱的进去人,常指着未进醉乡者取笑的人,就真不愧是醉乡中的酒徒了啊!
戴名世的这篇 “醉乡记”通篇不离虚幻的 “醉乡”,但实际上写的是清朝当时的社会现实——封建统治者实行压制人民思想的政策,大兴文字狱,极端专制。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由兴盛转向衰败的最后阶段,文人动辄就因愤世文字得祸,故多采用寓言的形式或文字犀利的杂文手法。此文就有这个特点。作者由醉乡联想到魏晋名士刘伶、阮籍,指出造成 “醉乡”的根本社会原因在于统治集团专制昏庸,以致 “神州陆沉,中原鼎沸”;最后一段作者指出,虽然 “醉乡遍天下”,但 “不入而迷者”还是有的,这是指的当时忧时愤世的志节之士,不同流合污、有进取精神的斗士。作者并没有一概反对饮酒,在他看来,入醉乡之人未必醉生梦死、昏冥颓废,醉乡之外的人也未必一定清醒振作。那些借 “解忧”之名终日酩酊、败坏世风的官僚士大夫们才是 “真醉乡之徒”。因此,本文用一个 “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的虚构的大醉乡来讽刺当时社会那些真正沉溺于醉乡而潦倒颓废的人。在这个醉乡里,少数清醒者却反而被醉客 “指以为笑”。这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中罗刹国里,丑者得官,长得越是丑官当得越大的故事异曲同工,具有深刻寓意。
戴名世所描写的醉乡,是既不能带来欢乐,又不能解忧的浑噩世界。在作者看来,可以消解的,都不能算作忧愁,真正的忧愁是不可解的。正如李白语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如果真正有忧愁,沉醉酒乡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凡能够进入酒乡的人,都是没有忧愁的人,是浑浑噩噩、百无聊赖的人。作者通过这篇文章,反映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世风日下的忧虑,表现出一个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批判现实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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