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莽时,有好酒之扬雄:“家素贫,耆(嗜)酒,人希(稀)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2]扬雄曾作《酒箴》以劝诫汉成帝,此中以酒客的口吻嘲弄法度之士,将之比喻为打水的瓶子,说它远远比不得盛酒的袋子。
《汉书·陈遵传》记载陈遵对扬雄的《酒箴》十分欣赏,曾对张竦说道:我和他是一样的啊,足下讽诵经书,苦身自约,不敢稍有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沉世俗之间,官爵功名,不少于你,难道这样不好吗?陈遵的死,也与酒有关:“为贼所败,时醉见杀。”是在沉醉的境况下被杀的。
魏晋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嗜酒如命,堪称 “饮坛北斗”,而且写就了著名的酒文《酒德颂》而扬名至今。
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等齐名,被世人称为 “竹林七贤”。这七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好酒贪杯。刘伶可说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曾为建威参军,其嗜酒如命,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3]难怪当时流行说 “天下好酒数杜康,酒量最大数刘伶”。在后代诗人文士笔下,刘伶几乎成了酒的代名词。他的散文名篇《酒德颂》,被《世说新语》评定为 “意气所寄”。
后世苏东坡拜读之后,不禁感叹:“诗文岂在多,一颂了伯伦”。在刘伶之前,最早写《酒德颂》的是三国时的魏人刘劭,之后还有过不少 “仿作”,历代写诗歌颂酒德的就更不为少数。而晋代刘伶的《酒德颂》虽然只有188个字,却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南朝颜延之作有《五君咏》感怀竹林诸贤,其《刘参军》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鼓钟不足欢,荣色岂能眩。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颂酒虽短章,深衷自此见。”意思是说刘伶道德内充,情欲俱闭,因为不被外物所累,所以目无所见,耳无所闻,眼睛也看不到什么,耳朵也听不见什么。鼓钟乐声不能给他带来快乐,荣誉女色也令他难以头晕目眩了。虽然天天醉饮,但心中却似明镜。
刘伶《酒德颂》蔑视礼法,宣扬了老庄思想,描写了一位 “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实践庄子 “醉者神全”的人物。刘伶写到“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意思是有 “贵介公子”和 “缙绅处士”听到大人先生的风评后,无不怒目相向、陈说礼法、争论不休时,大人先生却是一副置身于世外的神态:
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湖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4]
刘伶以大人先生自况,似乎扮演了一个神仙角色,不食人间烟火,“惟酒是务”,不知其他。他用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一种面对人生与世界的超然的态度。同时,刘伶笔下的这位大人先生 “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与明代文人周履靖笔下 “衣无罗缔”的放浪先生都是反映了一种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的审美倾向,追求的是一种精神自由。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溪山逸游条”,提到了野外饮酒酣畅的观点与大人先生的这种 “以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的饮酒境界如出一辙,一年四季,四时风景不同,游赏方式各异,但都可以以酒贯之。山水之情得于心,寓于酒。寄情山水,沉醉酒乡。
魏晋南北朝这个动荡不安,政治黑暗的时代是历史上又一个饮酒高潮期。“乱来唯觉酒多情”,身处黑暗政治中的文人更喜欢与酒结伴,以酒放松,以酒自慰,以酒避祸,以酒醉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如宋人叶梦得所说:“晋人多言饮酒,至于沉醉,未必真在乎酒。盖时方艰难,惟托于酒,可以疏远世故而已。……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耳!”阮籍、嵇康等嗜酒不单纯是为了精神上的解脱,更是为了免祸。当时才智之士逃避现实甚至应付世事的方式就是饮酒、醉酒。酒运用得当,可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纠纷,以期达到遁世避祸之目的。(www.xing528.com)
可以这样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反映出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折射出一股时代思潮,它成为人们认识自我并试图超越自我,表达自己不屈服于世俗这一志气的工具。所以有学者称《酒德颂》中的描写 “既是刘伶自己的写照,也是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的思想的反映。说它是酒德颂,毋宁说它是对当时名教政治的反叛”。[5]
陶渊明一生爱酒、颂酒,堪称中国酒文化第一有功之人。自他开始,酒与诗文二者连为一体,酒成为了一种文化理念的象征物,而不仅是一种饮料。
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奇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人创作的思想根源以及酒对其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换代之际,刘宋王朝建立,社会矛盾尖锐,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在那个动乱不安的时代,政治、社会风气有了改变,既然无法施展雄才大略,既然无法伸展胸怀抱负,既然无法兼善天下,又何妨独善其身?面对这些惨痛的现实,陶渊明越来越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社会,并不断构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图景。鲁迅先生说:“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比如陶渊明特别喜欢饮酒,他也处在和嵇康、阮籍相同的易代时期,但态度就平和得多。近代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说:“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渊明浑身 ‘静穆’,所以他伟大。”
《桃花源记》就是陶渊明亲笔绘出的理想社会图:“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在山水相依、如梦似幻的清新绚丽的画面中,忽然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仿佛开天辟地般把一个纤尘不染无比美妙的世界融入到每一个人灵魂的最深处,生命一瞬间膨胀起来。在桃花源里面,能看到最朴实平凡的生活:“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中的人互相勉励督促,致力于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桑树、竹林垂下一片片浓荫,五谷随着季节的变化,适时种植。春天收取蚕丝,蚕丝尽归自己;秋天庄稼收获了,也不用向官府缴纳赋税。这是一个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社会。环境优美,怡然自乐。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有压迫性的统治阶层,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欺诈。人们淳朴厚道,和睦友爱。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被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所向往的生活,与真实世界里的官场、礼法、世俗对立的生活,只有在其饮酒后才能感受到的生活。这种感觉、这种境界,是一种人生享受。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特别会享受人生,而且方法多样,在众多方法中,饮酒大概是最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了”。
杜甫诗中说 “嗜酒见天真”。“嗜酒”是很多爱酒之人的行为,“天真”是爱酒之人饮酒之后反映出来的本性,两者相得益彰,在陶渊明身上得到了统一。这与庄子所提倡的饮酒贵真自得相符合。梁代萧统《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6]以酒为寄托,用酒寄托自己的率真性格,借酒感悟人生,达到超越现实的忘我境界,即是陶渊明把饮酒作为隐逸生活的核心的真髓,是其创作《桃花源记》的重要媒介。正如人们所评论的,他是常言酒、多言酒而意不在酒,酒在其笔下有了淳朴、闲适的生活象征意义,是其想好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心灵通道,是他为实现 “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之后超逸豁达的人生态度的一种反映。正如后世很多人认为是陶渊明夫子自道的《五柳先生传》中所刻画的五柳先生的处世之道。正如在《饮酒》诗中所述的: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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