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对酒的礼仪和价值观

孔子提出了 “酒德”的重要概念，在中国酒文化史上具有至上的地位。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是中华文化中的核心学说儒家的首代宗师，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孔子思想的要点有两个：一是仁、一是礼。孔子终其一生推行周礼，崇尚礼法，而在孔子的时代中，酒是为礼、为祭祀而设的。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觞政·八之祭》中把孔子称为 “酒圣”、“觞祖”、“饮宗”，突出了孔子在中国酒文化史上的无上地位。

饮酒在中国一向被视为人生应有的享受。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以及通讯的不便，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有限。尽管消费层次大有不同，但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饮酒聚宴，是日常生活中普遍的取乐手段。而孔子自小就有志于习俎豆之礼，将礼治看做是社会得以安定、建立 “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使社会由乱变治。他一向强调 “不学礼，无以立”，注重礼的教育。孔子并没有专门的论酒文字，他往往是站在礼的立场、把饮酒放在谈礼的场合中进行归纳总结，进而阐释其礼仪文化。

古民最初酿酒的主要目的就是祭祀。所以《论语·乡党》记孔子说：“沽酒、市脯，不食”。对这一句话大多数人理解为：从市场上打来的酒不喝，买来的肉不吃。也有人认为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孔子从食品卫生的角度认为它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也不吃，如《论语》朱熹注：“恐不精洁，或伤人也。”其实 “沽酒、市脯，不食”，意思是直接从市场上随意买来的酒肉，如果不按传统通过祭祀先人、神明等祭祀礼仪形式，他是不吃的。对孔子来说，他认为酒之饮，只能经过祭祀行礼才可以，才符合礼仪。由此可见孔子对于饮酒的态度是严肃的。

这可以从《左传》得到佐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淫”是超过的意思。礼仪宴饮必备酒，但是要适度，过了界限即是违礼，即是不义。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钟毓、钟会弟兄两个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两个小的时候，有一次正碰上父亲白天睡觉，于是两人一起偷饮药酒。父亲忽然醒来，姑且假装睡熟来观察他们的行动，发现弟兄两人截然不同的举动：钟毓先行礼而后才饮酒，钟会只饮酒而不行礼。事过之后父亲问钟毓为什么要行礼，钟毓说：“酒是用来使礼仪完备的东西，所以饮酒时不敢不行礼。”又问钟会为什么不行礼，钟会说：“偷酒本来就不合于礼仪，所以饮酒时不敢行礼。”

孔子对饮酒的仪式规章是严格而谨慎地遵守。在孔子整理修复的《仪礼·乡饮酒礼》^[1]中记孔子从酒礼出发，通过酒食的摆设到如何按规定入座、如何举杯、如何敬祖、如何答礼、如何离席等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和要求。在《乡射礼》前半部分也记载孔子有同样的要求。《礼记·礼运》中记孔子谈到酒和酒器的放置摆设时说：“玄酒在室，醴在户，粢醍在望，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玄酒为周朝之上乘美酒，用于祭祀，所以放置于室内且靠近北边，而醴酒陈列在室内，稍南近户，粢醍是种浅红色的清酒陈列又南近户而在堂，事酒、昔酒、清酒之等，地位比前者低，故陈放在堂下。等到祭祀当天，陈鼎于门外北面，把用于祭祀的动物一一陈列，兽在鼎南东首，牲在兽西，并准备好鼎俎，用于盛放和烹煮用于祭祀的食物，琴瑟在堂，歌钟歌磬，亦在堂下，以求天神与先祖能降福。可见当时祭祀中的礼仪十分严格，酒品、器物的列放都必须符合礼制的规范，执觥饮酒的礼节有点繁琐。可以说孔子对于周礼的规范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以至于对于盛酒的容器形状也必须与周时保持一致。《论语·雍也》记述，孔子看到不符合周时规制的酒器 “觚”，便发出了 “觚不觚，觚哉？觚哉？”的叹息，意思是说现在的觚不像周时的觚，它还是觚吗？批评现在的礼已不像周礼了，它还能被标榜为礼吗？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认为的饮酒绝不同于我们现时的饮酒，他认为饮酒时必须遵照周时礼仪按部就班，饮酒绝不是一种娱乐，而应该是有着各种规范和准则的一种仪式。如果饮酒礼仪做不到或者做不好，不如不饮酒。

孔子追求的 “礼”的本质就是西周的等级名分制度。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有等，长幼有序。酒在粮食匮乏的上古社会是稀少与名贵的饮料，所以用来祭祀神灵、孝敬长辈，只有身份尊贵或年资已高的人，才能饮用。

正如《论语·为政》载 “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意思就是有酒肉首先应该孝敬年长的人。《论语·乡党》记载了孔子论及礼仪的一段话：“乡人饮酒，杖者出，其出矣。”朱熹注：“六十杖于乡。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后。”意思是说和本乡人的人一起饮酒，饮完酒后，要提倡尊老尚贤，礼让老年人先走，然后自己离座。另外，《礼记·射义》云：“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孔子亦曰：“身有痨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

无论如何注重礼仪，饮酒总是会有饮多饮少的区别，有饮醉的可能性。醉酒时的人神志不清又怎么来谈礼仪呢？喝酒至醉则容易失态丧德，因此，孔子告诫弟子：“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意思是说：只有饮酒可不作限量，但以不乱为好。乱则失礼、丧德。

那么怎样才能把握好 “乱”与 “不乱”呢？我们都知道酒量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每个人喝醉的量很难作出统一标准。把握饮酒 “乱”与 “不乱”应该看饮酒之后，这个人思维是否清晰，能否做到谈吐理智、有礼有节；从人的身体特征来看，这个人脸是否发烧，脉是否躁急，心是否慌乱。如能做到思维清晰、谈吐理智、举止如常、步履稳健，饮多饮少完全可由饮酒人的酒量而定。反之，则应严格控制，以免酒后失态，乐极生悲。当代的许多 “马路杀手”不就因为醉酒而杀人，闯下了许多大祸。所以孔子这里说的 “乱”并不局限于醉酒狂乱，而重在于不违反礼法伦常。孔子也曾将酒德精神与国家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起来，反对 “酗酒废政”。孔子晚年整理六经时，在《大戴礼记·少问》中做过这样一番概括：自禹驾崩17世后，末代子孙桀即位。夏王桀不但没有继承先王良好的德行，反而好酒无度，致使德昏政乱，终被商取代。商代先王以国事为重，治理国家勤恭谨慎，武丁驾崩后由末代子孙纣即位。纣王也没有继承先王的德行，沉湎酒事远胜于夏桀，诸如 “酒池肉林”、“长夜之饮”等，最后也以亡国告终。由此，孔子总结出君王沉溺于酒与国家灭亡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可见，无论是谁，饮酒要有酒德，饮酒要有理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惟酒无量，不及乱”也是孔子 “中庸之道”的一种表现。“中庸”这个概念在《论语》中只出现过一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指的是遵从礼仪不超过，也不要达不到。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师和商两个人谁更优秀一些，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好一点，孔子说：“过犹不及。”对于两个学生子张和子夏哪个更贤明一些，孔子认为子张常常超过周礼的要求，子夏则常常达不到周礼的要求，而超过和达不到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孔子认为饮酒也一样，酒为礼而设，如果不用酒则不合礼仪，显得对不起先人和宾客；如果饮酒太多，并且多到乱了法度、心智，则又失去了礼仪。唯有用酒而又不过量，才是符合礼仪的行为，才是应该追求的境界。(www.xing528.com)

庄子饮酒提倡贵真自得，要行君子之道，并且提出了一个 “醉者神全”的哲学命题，是在中国酒文化史上一个不能不谈的人物。

庄子，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期宋国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总是受现实社会的影响，必须不断地改变自我以适应周围环境，因而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也就是说，人们本来最自然、最真切的东西渐渐被修改、掩盖甚至磨灭了，人们越来越远离自己本来真实的状态，变得面目全非。而酒可以帮助人们在浊世中找回本来的自己，还原自己的本性。酒是还原自己本真一面的依托和媒介。

在对酒的态度方面，庄子与孔子是有很大区别的。孔子讲究 “酒以成礼”，提倡饮酒要合乎规矩、符合礼制；庄子提倡饮酒贵真自得，即从人的本性出发，通过顺乎自然或对现实的超脱来达到还原真我的境界。《渔父》是《庄子》中很重要的一篇，其中有段有关 “真”的议论：“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其中庄子对饮酒的观点是：饮酒以高兴快乐为第一，饮酒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至于用什么酒具就无所谓了。庄子提倡饮酒要遵从自然、看重本真，而不要受世俗的影响，不要被酒礼所束缚。这与其一贯提倡的 “无为”思想是一致的。

庄子认为饮酒不仅要顺乎自然、本性，更要行君子之道。《庄子·列御寇》指出孔子有 “醉之以酒而观其侧”的观点，即孔子认为要观察人，可以把这个人灌醉，看他醉后的行为举止然后评判他。后世朱元璋便十分赞同孔子这一观点并且将其施之于行动。而庄子却认为这不是一种可取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君子应该有的气度，不是一种自然的感应，用这种人为的感应去应验外物，只会被外物所驱使。

庄子对酒有独特的理解，常用酒作比照物。在《庄子·山木》篇中，庄子借子桑的口说出了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的至理名言。此处的 “醴”就是酒，古代的甜酒。庄子指出君子之间的交往，不含任何功利之心，所以他们的交往能够长久而亲切。小人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利益，彼此往往包含着浓重的功利之心，结果把友谊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表面看起来双方的关系好得像美酒一样香甜，但实际上如果一方没有了利用价值、满足不了功利的需求时，这种 “友谊”便会断绝。

庄子提出了一个 “醉者神全”的哲学命题，认为人饮酒致醉而 “其神全也”。《庄子·达生》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醉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意思是说有些醉酒的人从马车上摔下来，虽然受了些伤，但却没有死。而这些人的骨节与一般人相同，但所受伤害的轻重却与一般人不一样。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酒后精神凝聚，乘上车不知道，摔下来也不知道，死与活的感观惊恐没有进入他的心中，所以外物便伤害不到他。这里，庄子 “醉者神全”哲学命题，指称人在醉酒后精神越发高涨，思路更加狂放，以至于 “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所以酒可以保全人生。庄子赞赏醉酒状态，认为这样能去除人们身上的伪饰，能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已经接受的那些社会世俗观念放弃，摘下平常生活中人的种种面具，回到原始的本真状态、自我状态，顺应自然，并由此得出结论：“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

庄子的 “醉者神全”这个哲学命题与屈原所说的比喻似乎正好相反。与庄子几乎同时代的诗人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中可以看出屈原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著追求。屈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泯灭个性的时代，谁要是想在仕途上站稳脚跟、有所作为，必须得先放弃自己高尚的人格。而屈原宁死也不愿意把自己从高尚降为卑污，在坚持高尚人格的同时想要获得政治仕途上的成功，其最后的悲剧结果也就不难想象了。屈原的 “独醒”、“独清”反衬出周围人的 “浊”、“醉”，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险恶污浊。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然遭受坎坷历尽艰难险阻，但是对人生仍表现出极大的热爱，提倡的人生态度仍然是积极入世的。而庄子则主张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生活，其人生态度是消极遁世的。二者相比，目的实际上都是在追求生命和精神的完整。但不同的是，屈原是从诗人的感受上来借喻这种意义，所以相信清醒的可贵，反对醉态的消极；而庄子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论述这个问题的，所以相信沉醉的可贵，肯定醉酒时人的精神状态的松弛、那种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给人带来的积极性。

庄子的这种 “醉者神全”哲学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同时对后代文人的影响非常大。中国的士人们处在专制制度的控制之下，从人格特点、人性本能到思想行为都受到沉重的压抑，专制制度下的礼教与纲常严重束缚着人身的自由，许多士人常常因为一言一行不合当时的礼俗，冒犯了帝王的尊严，轻则流放异地他乡，重则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连性命也难以保全。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先哲们的理想虽然十分完美，但事实上既不能通过自我道德的完善来逃避专制制度的重压，也不能顺其自然地回避现实来保全自我的真实。唯一能够使他们暂时得到解脱、减轻痛苦的东西可能只有这样一种令人沉醉的 “保全剂”——酒。所以魏晋名士才会爱好饮酒，不少还嗜酒如命，以期 “形神相亲”。

所谓 “形神相亲”，就是让身体和精神处于一种无间的境界，无它无我，泯然相忘，以此超越现实，求得愉悦。比如魏晋的刘伶蔑视礼法，宣扬了老庄思想，在他的一篇惊世妙文也是其唯一的一篇作品《酒德颂》中描写了一位 “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的大人先生，这位大人先生可以说就是一位 “醉者神全”的人物。事实上，魏晋名士是在借喝酒来逃避司马氏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杀戮与迫害，以保全自己的性命。虽然历史上的 “竹林七贤”中没有一人能借酒而真正避世，最后不是被杀，就是被逼妥协了，这似乎已经成为处在乱世中的士人不可能逃避的必然命运。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十分精辟地分析说：竹林名士之一的阮籍之所以沉醉于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因为 “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一个人生活在俗世中，难免受到各种利益、欲望的影响，各种哲学都以各自的方式告诉人们如何面对利欲的诱惑。儒家哲学用道德观念来使人摆脱利欲的牵制，而庄子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本性，要去直面它。庄子的这种 “醉者神全”哲学对后人的影响当然并不会在这里停滞。相对于中国士人积极的入世思想来说，这种哲学基本上是逃避性的。但是，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使古代士人的人格与性灵得以保存下来离不开这种逃避性的哲学，离不开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