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酒器在商周时代，为奴隶主贵族所宝爱，曾风靡一时，但到后来则逐渐走向衰亡。有人认为这与青铜酒器本身的弱点分不开，古名医陈藏器说 “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李时珍也说 “铜器盛饮食茶酒，经夜有毒”。这些说法现已得到科学的验证。另外，汉唐以来货币经济日益发展，铜成为铸造货币的主要原料，历代都曾禁止用铜铸造生活用品。故以青铜酒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及至战国已趋没落瓦解之时，而在贵族的酒席筵上一度代之兴起的是漆酒器（图3-15）。
图3-15 漆制酒器
就漆器工艺的发展而言，历史上第一次兴盛繁荣出现在战国时期，且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西汉。
目前出土的漆酒器，可能以湖北江陵发掘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漆耳杯为最早。这种耳杯，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一短翼似的几何形图案，花饰色泽光亮，令人喜爱。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汉是贵族使用漆器酒器最兴盛时期。这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扬州西郊汉墓出土文物中的饮食器具全是漆器得到佐证。同时也与历史文献记载“雕文彤漆、野王听器”[1]相一致。其后，随着漆器工艺的普及发展，漆器酒器渐次从权贵的酒席筵上消失，而成为普通人的用具。明洪武二十六年就曾明文规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器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木器，并不许用珠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瓷、漆。[2]
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秦国军队横扫六合，秦王嬴政翦灭东方六国，结束持续数百年的诸侯纷争割据局面，一统天下。中国酒文化史也随之揭开了新的一页。秦汉时期，大体承继了东周遗风，是青铜酒器和漆酒器并重发展，北方更看重青铜酒器，如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大量青铜酒器，镶金错银，嵌入绿松石等，极尽奢华；南方则更看重漆酒器，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漆器，彩绘鲜艳，花纹飘逸洒脱，富有神秘感，堪称漆酒器中的极品。
其出土的漆画盅、漆画钫和耳杯等，皆绘以飘逸洒脱的线条构图，并无实际意义，似乎仅给人一种意念性的感觉。在这些酒器上皆记铭其用途，与墓中出土的遣策恰合如契，均为汉代漆器的代表之作。
漆制酒具是在竹、木等制作的器胎上髹漆而成的酒器。汉代漆制酒器在造型上讲究简练、轻巧、实用，形体比商周青铜酒器大大减小，也不再以拥有漆制酒器的大小来区别社会等级，而以其拥有漆制酒器制作的精美程度来衡量贵族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就漆制酒器的品种来说，以耳杯、樽、卮、扁壶等实用酒具为主。纹饰具有清新活泼的艺术风格，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装饰中开始使用了金属镶嵌的方法，并为以后瓷制酒具的装饰奠定了基础。
图3-16 漆画钫(www.xing528.com)
漆画钫（图3-16）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木胎斫制，方口，体有方棱，方圈足。器表绘朱红或灰绿花纹。盖上四钮为橙黄色，盖顶朱漆绘云纹组成的米字形图案。口沿上绘朱红色鸟头纹，颈绘朱红色宽带纹和勾云纹，上腹部为朱红、灰绿相结合的云气纹，下腹饰红勾云纹，圈足上饰一道宽带纹和一周鸟头纹。器底朱书 “四斗”二字。
此杯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九十件形状相同、大小略异的漆耳杯（图3-17）。其中，有五十件题款为 “君幸食”，四十件题写 “君幸酒”。
“君幸酒”杯均为木胎斫制，椭圆形，侈口，浅腹，月牙状双耳稍上翘，平底。内壁朱漆，外表黑漆，纹饰设在杯内及口沿和双耳上。这四十件耳杯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中型杯有二十件，杯内红漆衬地，上绘黑卷纹，中心书 “君幸酒”，杯口及双耳以朱、赭二色绘几何云形纹，耳背朱书 “一升”。器形线条圆柔，花纹流畅优美；大、小型杯各十件，大杯无花纹，小杯两耳及口沿朱绘几何纹，大小杯皆有 “君幸酒”字样，大杯耳背朱书 “四升”。
彩绘凤纹漆卮，现存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是河南泌阳县出土的漆器（图3-18）。器高14.9cm，口径10cm。为圆筒形，门底直径相同。同时出土的漆盒上有 “卅五年”、“卅七年”等铭记，因而推定其制作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10年。秦代的饮酒器具是杯、卮并举，如秦朝末年，沛公刘邦率张良、樊哙等赴项羽鸿门宴，就有项羽赐卮酒的描述，但汉代以后便罕见酒卮了。
图3-17 “君幸酒”漆耳杯
图3-18 彩绘凤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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