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融

我们可以通过两点来说明酒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其一是酒与祭祀；其二是酒与中国的政治。

酒的社会功能，首先是用于祭祀。这无疑是酒的社会地位无限崇高的原因。因为祭祀就是天地人的沟通，在原始蒙昧的社会，祭祀就是一切。从远古以来，酒是祭祀时的必备贡品。酒者，天之美醁。酒是上天赐给人类最为美好的东西，人间不敢独自享用。

《说文解字》解释 “祭奠”的 “奠”字时说，奠是将祭祀所用的祭品置放于神前。这个字是会意字，意义的得来是上部的 “酋”，酋是什么，酋就是盛酒之器。这个字的下半部分是廾，廾是什么，廾是一个置放祭品的架子，或释为人手抬奉。罗振玉《殷墟文字类编》指出卜辞中所记载的酒字为祭祀的名称。古代的人在酒熟以后荐饷于祖庙，然后天子与群臣饮之于朝廷。甲骨文中的酒字均是记载祭祀活动而无一例外，都是酿酒成熟以后进献于祖庙，祖先享用之后天子和群臣才可以将酒放在朝堂上分享。毛泽东诗词中的 “把酒酹滔滔”，就是祭祀长江，将酒洒向长江。现在饮酒的习俗中保留的先将酒抛向空中，再洒到地上，就表示祭祀天地的意思。

祭祀的中介人物是 “巫”。“巫”这个字的写法已经告诉人们，担任 “巫”的人，有特殊的使命，他是沟通天地的人。“巫”字的写法，上面一横表示天，下面一横表示地，荀子说：“天地者生之本。”天地之间的两个 “人”就是巫，他攀附在沟通上下的那一竖上，他的职责就是联通上面一横和下面一横。那竖的一画表示沟通。

现在说到巫，巫师，往往和迷信联系在一起，但在远古时期，他们是最受尊重、最有地位的人。

巫如何与天地沟通呢？用舞蹈。《诗经·商颂·那》一章二十二句，一开场就热闹非凡，歌舞乐并作，呈现出一个礼乐大盛的场面：猗与那与，置我鼓，奏鼓简简……鼓渊渊，萧萧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穆穆厥声，庸鼓有致，万舞有奕……这种场面就是祭祀活动，祭者企图以舞姿与歌声感动天地。舞蹈者就是巫。

巫如何才能够癫狂起舞，打动上天，使其倾听呢？同样的依靠酒。巫人饮酒以后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他已经不属人世间，而是超乎人间的，所以能够听得懂大地与上天的语言，大地与上天也才能够听得懂巫的语言，这样的情况下，沟通才能够实现。大地与上天究竟说了什么，只有巫知道，巫把神秘的意旨转达给统治者。所以，统治者对于巫，也是敬畏的。当然沟通天地与人间的办法，商代的人找到了新的途径，那就是龟甲与牛骨，它们源于具有灵性的动物，上天的意志表达在龟甲或牛骨灼烧后的裂纹中。

《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里的祀与戎其实都是祭祀，祀是祭祖的仪式，戎是出征前的祭社仪式，也就是说，国之大事，就是祭祀。

祭祀的目的大致有三种：

第一，用祭祀消灾。中国历来多灾。灾有狂风、暴雨、久旱、山崩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还有战争、盗贼、政变等人事灾害。

第二，用祭祀祈福。祈福的内容很广，如农业丰收、畜牧旺盛、渔猎多获、战争胜利、生儿育女、健康长寿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祈求丰收，古人称为祈年。

第三，用祭祀报谢。报答神灵的恩赐十分必要，不知恩惠是要受到惩罚的。不论弭灾还是求福，事过之后，农业已获丰收，战争已得到胜利，灾害已经停息，人们就要再一次祭祀神灵，献上贡品，表示报答恩惠。

看看《史记·五帝本纪》，就知道轩辕黄帝的主要工作就是祭祀，祭祀天地山川四方诸位之神。而酒与祭祀同在，于是也就了解了酒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天是无处不在的。《礼记》记载 “食必祭天”，开饭的时候必须先祭祀天，由尊长担任祭酒。祭酒是主持祭祀的人，只有年高有德的人才能够担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十分有学问的荀子三次担任祭酒的职务。后来，祭酒主掌太学院，即今日的大学校长。“周礼天官”设酒官，有酒人、酒正。好东西不能自己独吞，须与天地祖宗鬼神共享。

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九歌》，记述了楚国巫觋（xí）祭祀歌舞时的祝辞和盛况，为我们留下了酒舞娱神的有力佐证。“瑶席兮玉瑱（同镇，用玉做的压席器物），盍（同合）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1]神坛上铺着椒、兰等香草，散发着阵阵的幽香；镇国的宝器中盛着满满的桂花美酒；巫觋们身穿缀满饰物的华丽服装，他们轻锤鼓面，含笑弹瑟，将 “神尸”——“东皇太一”拥簇在中间，拉开了神前祭祀，欢乐歌舞的序幕。

在现存的、鲜为人见的巫舞形式如 “东巴舞”和纳西族东巴祭祀活动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酒与舞蹈是同时并重的祭祀内容。在我国现存的、唯一还活着的古象形文字——纳西族 “东巴舞谱”和 “东巴经”中，随处可见酒与舞蹈在祭祀活动过程中相互融合的内容和形式。

纳西族在举行 “求长寿”和 “成丁礼”（儿童年满十三即被认为长成大人，届时要聘请东巴主持仪礼举行祭祀活动）法仪：古老的祭坛前一棵用五色花朵（古时用丝线或黄色的蔓青花、叶）装饰着的松树，这就是 “含依宝塔树”（纳西族神话传说中最吉祥的神树）。祭坛上摆放着人们带来的 “巴巴日”（献给树神的美酒）等供品。人们在神树前排起整齐的队伍，祭司（即东巴）从供品中取出一碗 “巴巴日”，手中握着一束散发着香气的柏树枝，沾着碗中的酒向神树洒奠。他一边洒奠，一边吟诵：“在含依宝塔树上，由金翅大鹏鸟来停落，病痛与大鹏鸟无缘，死神与大鹏鸟无缘。现在为大鹏鸟洒奠美酒，愿大鹏鸟为我们带来吉祥……（接下来改诵为唱）今天我们来到神树前，祈求长久的岁寿……”同时我们在 “东巴舞谱”中看到，纳西族人民在 “求长寿法仪”中要由祭司按照《跳神舞蹈规程》中的规定来跳 “汝种布”，其中包括 “丁巴什罗舞”、“萨利伍德舞”、“金孔雀舞”、“花舞”等十余种舞蹈。祭祀仪式结束后，大家一同回到祭坛前，老人、中年、青年分别围坐在一起品尝 “巴巴日”。这时年长的人唱起祝寿和祝颂成长的颂歌，年轻人则吹起了瓢笙，以笙歌祝酒，以美酒助兴，边吹边舞，酒至客前 “以笙推壶劝酌”。

纳西族人民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做是原始先民敬神、娱神质朴形式的缩影，从中可以看出酒与舞在原始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讨论酒文化应该从酒的产生开始，而酒从一产生起就注定了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政治文化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也因此酒文化经由政治文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传说酒是仪狄首先酿造的。这个传说故事中还有几个人物，一个是舜，一位是禹。治水的大禹是民族英雄，在关于酒的传说中他是第一个尝到酒的人。他一尝到甘美的酒就大叫不好，惊呼以后要有人因酒而亡国了！大禹的第一反应竟会是这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件事记载在《战国策·魏策》中：“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

大禹是政治家，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能够从已知推未知。酒这样甘甜美好，必然使人沉溺其中，必然导致荒怠于政治，岂不是要亡国吗？大禹见微知著，有深深的忧虑。禹的生存年代，约公元前2100年，即距今4000年前，距新石器时期的氏族社会还很近，那时的酒，只是熟透的野果或谷类植物泡在水里发酵造成，顶多像今天的甜酒，含酒精量不多，绝对比不上茅台、五粮液……根本说不上 “旨”。喝点果酒，醉不了人，他已经预感到酒的危害性。这就是政治家的敏感和先见之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都有这种政治的敏感性，都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正所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历史证明，大禹并非是无的放矢，夏、商后期的统治者因酒废政，结果亡国。这给周初的统治者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周代的周公也是有名的政治家，他承继了大禹对酒的态度，发布了《酒诰》，宣布禁酒。《酒诰》总结了历史的教训，指出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的灭亡，没有哪个不是由饮酒过度造成的祸患。商的灭亡就因为没有明德芳香的祭祀升闻于上天；只有臣民的怨气、只有群臣私自饮酒的腥气升闻于上，所以，上帝对殷邦降下了灾祸，不喜欢殷国，就是淫乐的缘故。上帝并不暴虐，是殷民自己招来了罪罚。周公发布禁酒令同时也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发的。酿酒要用去大量粮食，这种饮酒风习在以农业起家的周人看来，简直无法容忍。警诫大臣们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而禹恶旨酒。”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有人报告说 “有人群聚饮酒”，你不要放纵他们，要全部逮捕起来送到周京，我将杀掉他们。

《酒诰》收入《尚书》，而随着《尚书》成为儒家的经典，成为政治家的教科书，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酒诰》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尚书·酒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篇具有法律效力的酒事管理文献，对儒家酒德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影响。从此，酒与政治文化发生了更为紧密的关系，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去审视酒事活动成为政治家的正常视角。《韩非子·说林上》总结说：“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酗酒会使天子失去一个国家，会使普通人失去生命。

酒是政治腐败的源头：“湛缅于酒，君臣不别，祸在内也。”

酒又是害物。《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秦始皇统一中国，建都于咸阳，渭水数次变成赤色，便认为这是瑞异顺应德治的效果，引用《易传》：“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是说国家的君主如果沉湎于酒色，国家就要完蛋了，所以水才变成红色。

汉代政治家的眼里，《诗经》、《尚书》都是政治书，其所发明的根本道理便是 “戒酒”。《汉书·叙传》班固介绍祖父班伯时特别提到一件讽谏的事情，班伯在回答汉成帝的问题时总结道：“《诗》《书》淫乱之戒，其源皆在于酒。”认为《诗经》和《尚书》都是劝诫的书，都揭示出淫乱的根源在于酒。《汉书·谷永传》谷永劝谏汉成帝时也有同样的话：“臣闻三代所以陨社稷丧宗庙者，皆由妇人与群恶沉湎于酒。”指出夏商周三代其所以失去江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沉湎于酒色。他另外举《尚书·无逸》一句话：“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警告说不要过分饮酒。谷永对于历史的总结也强调酒的副作用。这说明，汉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对酒的危害也有共识。

因此，汉代被指责的人差不多都有一条罪名，那就是 “沉湎于酒”。反言之，不好酒色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汉哀帝时的朱博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不超过两种口味），案上不过三杯。”

酒是政府政策的体现者。酒是最好的赏赐物，酒是心意的最好承载物。允许饮酒是一种赏赐。

皇帝初即位时的一项恩德就是允许聚众饮酒。《汉书》记载：“（武帝元光二年）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大酺”就是聚众饮酒，平时不许聚集饮酒。又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又，太初二年三月 “天下大酺五日”。又，太始三年 “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汉昭帝元凤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乃一喜庆，“令天下酺五日”。汉宣帝五凤三年，凤凰屡次出现，特别诏令 “大酺五日”。可见大酺五日是一个通例。(www.xing528.com)

“酒池肉林”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是有时可以显示朝廷的威势，炫耀国家的实力。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外国使节往往跟随而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以见汉之广大，倾骇之。”那些外国的使节，见到 “酒池肉林”，看到各地仓库的金钱财物堆积得满满的，竟然目瞪口呆，不由惊叹道：汉朝简直太神了！

西汉王莽时的鲁匡有一个十分精彩的论述。鲁匡提议恢复酒榷，对于酒的社会功能援古论今，充分论述，在对酒的制作成本做了计算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如同盐铁专卖一样由官府控制酒的生产。

酒者，天之美醁，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故《诗》曰 “无酒酤我”，而《论语》曰 “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弗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

鲁匡指出酒是天赐给的美食，可以成为帝王的权柄，第一可以用来颐养天下，第二祭祀上苍，祈求降福。第三扶助衰弱，抚养疾病，这一条强调了酒的医药用途，这是中国人对酒的功用的特别看法。第四是礼仪上的需要，百礼的聚会，没有酒是不行的。

鲁匡所提到的酒的第二和第三项的社会功用，在同时代的文献中也有论述。《礼记》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及酒文化的非常重要的典籍。《礼记·射义》说：“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这一论述可以看做是对鲁匡第三条的补充。《礼记·乐记》对第四条则有很重要的补充，那就是 “酒食者所以合欢也”。酒是合欢剂，促进欢乐的气氛。

《礼记·乐记》还提到了酒与礼仪的关系，礼仪是为了减少酒所可能产生的祸端：“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辍淫也。”这段话的意思说，畜养猪酿造酒，本来是为了祭祀，优待贤人，并不是为了增加祸害。但是小人酗酒，狱讼愈益繁多，这就是酒生出的祸端。所以先王制订了饮酒之礼，士人献的酒少，而宾主之间的礼拜有上百次，是意在于敬而不在于酒。所以饮了一天的酒，也没有人醉，这就是先王为了防备饮酒的祸害。所以酒和食物的目的是为了和谐欢乐，音乐是为了训示百姓法象其德，礼仪是为了止息祸害罢了。

古人讲 “酒以成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借助于酒来实现礼，一是饮酒的时候有礼的规定。

礼是维持社会秩序，使得上下相安的工具。《孝经》：“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酒与礼相联系：“绝天下之酒，则天下无以行礼相养。”认为断绝了酒席，就使得天下无法通行礼仪的教化。仪式是文化活动的外在展演，也是进入文化之核的入口，它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实在。文化是一个抽象的表达，仪式性展演才是其内涵的表现，内容形式是统一的，因此，只有通过仪式行为，才能表达出对于文化的接受和认同，而当仪式残缺的时候，文化行为就是无效的。

酒有酒礼。西汉时的儒生叔孙通为汉高祖设计了朝廷礼仪，其中就有酒礼。《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和行动失当的人。

以酒知礼。酒席有酒席的规矩，知识分子见微知著，从酒席上接待规格的细微变化就可以窥见主人心态如何，从而保全性命。《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当初十分礼敬申公、穆生等人，每次设酒宴时，因为穆生不能饮酒，特地为他设置酒味淡一些的醴。醴是甜酒，少曲多米，经一宿而酿熟，味道很淡。后来继任的王戊在礼仪上疏忽了，没有为穆生另外准备醴酒，穆生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看到王戊不再单独为自己设置薄酒，就告诉自己说：“远离这里吧，王已经懈怠我了，再不走，楚国人将要把我铐起来了！”从这一记载可见，当时的酒有各种规格，浓淡又不同。

“酒礼之会，上下通焉”。酒是上下沟通的管道，礼仪上不可或缺，也因此成为社会风俗的主要构成元素。节日的盛宴上哪能没有酒呢？

饮酒时有一种气氛，最高潮时是为史书上说的 “酒酣”。此时最适合人际的交往，或者化解矛盾。人们常常借着酒性说出平时不愿说或者不敢说的话。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经济基础深深植根于农业生产。中国的酒绝大部分是以粮食为原料而酿造的，酒的生产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直接导致酒生产的多少，历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状况，发布禁酒令或者开禁。因之，酒业的兴衰直接反映着农业生产的状况。从历史上禁酒政策的密集颁布，就可以窥见天灾人祸是怎样的不断袭击中国的农业，了解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酒是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酒可以看到一部不同的中国历史。

酒是国家的 “钱袋子”，关系到国家的命根子。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初榷酒酤”。历史上又称之为 “酒榷”。“榷酒酤”是什么意思？“榷”，架在水上的横木，即独木桥，酒榷就是政府专卖，如同设置独木桥，只能由此通过，卖酒者必须向朝廷交税。今天把这种情况称做国家垄断。汉武帝发动对匈奴作战，耗资巨大，财政困乏，又想 “绝兼并之路”，于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国家财力，诸如盐铁官营，将盐铁业的全部财政收入收归国有。“榷酒酤”也是增加国家经济收入的措施之一，支撑着规模宏大耗资空前的对匈奴作战。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时期的酒税收入就直接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国家有关酒的政策调整的背后反映了统治者和酒商的博弈，历史上不同的酒政形式上是由国家的掌控者发布的，但是往往反映的是富商大贾的经济利益，比如国家衰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酒的赐酺令的颁布，往往又与朝代的更迭变化相关，或者是新的帝王登基，或与皇室某位重要人物的活动有关。

从《诗经》到汉魏乐府，再唐诗宋词，进而宋元明清的曲牌、小说，无不借酒抒情，酒是风，酒是韵，酒既是主人又是客人，从而演化曲曲催人泪下的故事，从而刻画出无数跃然纸上的人物。试设想，如果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不允许写到酒，不允许有饮酒的场面，不允许以酒来刻画人物性格，那将是多么干涩而煞风景啊！

以明清小说为例，酒就是发酵剂，有的以酒为阳刚美的表现力（如《水浒》），有的以酒为智慧美的源泉（如《红楼梦》），无论是三碗不过冈的侠义或是行令吟诗的风雅，酒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妙品。陆文夫《酒话》说得好：“如果把《红楼梦》来个节酒本，把凡属有酒处都删去，那《红楼梦》还有什么可读的？”如果《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不能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岂不索然无味？《金瓶梅》也因为酒的描写丰富，被称为 “第一部酒小说”，没有酒则没有人物的激情飞扬，没有酒就没有色香沁人。酒便是书中人物的一叶扁舟，承载着他们愉快地由爱河漂向死海。

文艺作品中常常因为酒的描写而区分出作者的高下，窥见作者生活领域的宽广或者狭小。如果有两位作者，只知道一位城市出生，出生于社会高层，一位出生于农村，极为偏远的农村，但是却不告诉你谜底而要你判断他们的出身，怎么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比较他们的作品，看看关于酒的描写就是了。

酒在社会生活中还有另一面，除了上面讨论到的酒与国家的政治之外，在普通人社会生活中也有负面作用。

《本草纲目》指出酒的两面性：“酒，天之美醁也。麦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陨躯命。”

因酒而亡掉一个民族并非耸人听闻。梁实秋以为印第安人的衰落与其沉湎于酒脱不了干系，他在《饮酒》中这样说：“酒实在是妙。几杯落肚之后就会觉得飘飘然、醺醺然。平素道貌岸然的人，也会绽出笑脸；一向沉默寡言的人，也会议论风生。再灌下几杯之后，所有的苦闷烦恼全都忘了，酒酣耳热，只觉得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若不及时制止，可就难免玉山颓倾，剔吐纵横，甚至撒疯骂座，以及种种的酒后过失全部地呈现出来。莎士比亚《暴风雨》里的人物卡力班，那个象征原始人的怪物，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把酒给他喝的那个人是自天而降，以为酒是甘露琼浆，不是人间所有物。美洲印第安人初与白人接触，就是被酒所倾倒，往往不惜举土地以交换一些酒浆。印第安人的衰灭，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荒湎于酒。”而且最可怕的是中国人的劝酒，梁实秋认为此举乃是兽性之发作：“最令人难堪的是强人饮酒，或单挑，或围剿，或投下井之石，千方百计要把别人灌醉，有人诉诸武力，捏着人家的鼻子灌酒！这也许是人类长久压抑下的一部分兽性之发泄，企图获取胜利的满足，比拿起石棒给人迎头一击要文明一些。”

少量的酒对神经细胞是刺激，多量是麻醉。法医上的规定，人体血液中有0.1%的酒精量，便是醉。超过0.4%可醉死。愈高，活的机会愈少。酗酒之害，尤胜过吸毒，伤害到脑及肝，致脑萎缩疯癫症。因为纵酒，不顾饮食，缺乏维生素，致患神经炎性的肢体瘫痪。又会损肠胃，肠中毒废吸入血液，进入肝，毁了这个 “去毒机关”，因而肝硬化，流血死亡。酗酒的 “抖颤酒疯”与鸦片、吗啡、海洛因的瘾症如出一辙。

近年来，国内酗酒驾车闯祸的例子举不胜举，导致别人妻离子散，自己则财毁人亡，可不痛哉！交通管理部门早就提示：“要喝酒，别开车”。这是出于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对驾车者本人及其家人负责的温馨警告。由于饮酒后，酒精会直接影响人的大脑意识，造成驾驶不灵，极其容易造成车祸。危及他人性命，危及驾车者自己的性命，也给国家社会及家人带来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针对某些人醉酒驾车而逃避检查的情况，研究人员对95位志愿者进行测定发现，人体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会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最高值，并且这一数值会随个人体重、饮酒量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得出了体内酒精浓度的回推公式。可见，逃逸也是插翅难飞啊！

酒会误事，往往会误大事。

匈奴雄踞北方，从商代以来一直是中原国家的心腹之患。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少有获胜者。但是也有偶然的情况，匈奴一方出现问题，《汉书·匈奴传》记匈奴右贤王酒醉误事，汉兵才打了大胜仗：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追来，饮酒大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趁着夜色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警，脱身逃走。

以酒避祸，乔装醉酒者。这应该视为特例。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中说道：“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其意未必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疏远世故。陈平、曹参以来，俱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项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者耶？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烦苛，付之清净。以酒杜人，是亦一术。”魏晋名士、第一 “醉鬼”刘伶，还有阮籍都是借酒藏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老师是汉代的相国陈平、曹参。汉代名相曹参不理国事，整日饮酒，官吏和宾客们看见曹参不治政事，都想来劝说他。可是这些人一来，曹参就请他们喝酒。有的人想找机会跟他谈事情，曹参就又让他们饮酒，直到喝醉离去为止，始终没有机会开口，习以为常。直到皇帝也责怪他的时候，他才揭开谜底。曹参问皇上：“圣明英武陛下比得上高帝吗？”皇上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比呢？”曹参又问：“陛下看我的才能贤德比得上萧何吗？”皇上回答说：“好像也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制定了明确的法令，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职责，遵循先帝的法令而不妄加改变，不是就可以吗？”皇帝说：“好，你去休息吧。”这也是 “萧规曹随”成语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