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席卷风暴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的争夺更趋激烈。他们通过一系列的侵略战争，使亚洲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帝国主义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军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的统治；在经济上除了直接掠夺和倾销商品之外，还进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在亚洲各国开银行，办工厂，建铁路，办学校。同时，亚洲各国也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阶层也产生了，民族意识觉醒了。因而，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便进入民族民主运动阶段。民族民主运动又可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列宁称第二个阶段为“亚洲的觉醒”，并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1]

一、殖民扩张与大国争霸

殖民扩张与霸权政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而开生始的。马克思曾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2]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西方国家为了获得广大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开始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在几个世纪之内，他们用火与剑掠夺殖民地人民，同时彼此为了争霸而互相厮杀，书写了资本主义血腥的篇章。而亚洲则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

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即所谓“商战”，持续了几百年之久。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崛起的殖民国家，十五世纪初就开始向海外扩张。一四九四年两国签订托尔德西里雅斯条约，决定在佛德角群岛以西二千一百多公里的海面划分界线，东面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面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这是第一个瓜分世界的条约。此后，西班牙占领美洲，称雄于西半球；葡萄牙则横行于亚洲，掠夺了许多殖民地。一五八零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一五八八年西班牙又被英国击败，从此，葡萄牙和西班牙一蹶不振，失去了海洋霸主的资格。代之而起的是荷兰。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荷兰海上霸权最盛的时期。当时荷兰拥有雄厚的海上力量，它的造船业非常发达，能够同时开工造船几百艘。十七世纪中期，荷兰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商船队，拥有大小商船一万六千多艘，船舶总吨数达九十万吨，这一数字恰妤是英、法、葡、西四国商船吨数的总和。荷兰主要向东方扩张，从葡萄牙手里夺走了许多殖民地。但这时英国起来向荷兰的霸权挑战，一六四零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立即展开争夺海上霸权的斗争。英国联合法国同荷兰打了三次战争（1652——1654年；1665——1667年；1672——1674年），结果英国大获全胜，荷兰的海上霸权从此终结。打败荷兰以后，英法两国的矛盾突出了，整个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英法对抗了一百年。列宁称这是英法的“百年争霸战”。最后英国联合俄国等组成反法同盟，在一八一五年打败了法国，成了无可争辩的海洋霸主。到一八七〇年止，西方国家掠夺殖民地总面积达四千六百一十九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三亿一千三百六十四万。其中英国的殖民地为二千二百四十七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二亿五千一百八十六万。英国殖民地遍及东西半球和南北大陆，自称是“日不落帝国”。

十六世纪中叶，俄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后，便从大陆向东方进行扩张。一五八六年占领西伯利亚西部汗国，十七世纪向西伯利亚东部扩张，至十八世纪末囊括了整个西伯利亚。十八世纪俄国实行南下政策，分三条路线南下：第一、越过高加索，占领加尔斯加和亚美尼亚（1878年），造成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威胁；第二、侵入中亚细亚，吞并这个地区的一系列汗国，直接威胁阿富汗；第三、窥伺远东，威胁我国新疆。通过1858年的《瑗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占领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在东方占领了一千七百零一万平方公里和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人口的广大殖民地，建立起大陆霸权，成为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殖民大帝国。

十九世纪晚期，西方先进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由于帝国主义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时大国争霸更加激烈了。亚洲是帝国主义争夺的重要地区，各个大国蜂拥而来，掀起掠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日本占领了台湾、琉球群岛、朝鲜和我国东北南部。德国占领我国胶州湾并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同时通过建造巴格达铁路向西亚地区扩张。法国占领印度支那各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并力图侵入泰国，它并在中国划分云南、广西为势力范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在中国则提出“门户开放”、 “利益均沾”政策。俄国继续推行南下政策。英国则以印度为基地，从海路向东南亚地区、从陆路向中亚腹地扩张。至1914年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在亚洲掠夺殖民地情况，有如下表：

二、亚洲的觉醒

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过程，也是亚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亚洲出现了三次反帝革命高潮：

第一次革命高潮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重要的起义有：1848——1852年的伊朗巴布教起义；1851——1864年中国太平天国起义，以及1857——1859年的印度人民大起义；此外尚有1825——1830年印尼蒂博尼哥罗战争；1838——1842年的阿富汗人民抗英战争；1852——1853年缅甸人民的战争，以及越南人民早期的抗法斗争；朝鲜人民的抗美抗法斗争，等等。但是代表当时斗争规模和水平的是发生在伊朗、中国和印度的三次大起义。这些起义的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客观上是为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前提，但仍然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同时这几次起义都披着宗教外衣，用宗教教义来阐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

第二次革命高潮发生于十九世纪末，这时亚洲国家中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反帝反封建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重大的革命事件有：1884——1913年越南潘廷逢和黄花探领导的反法起义和游击战争；1893——1895年朝鲜的东学党起义；1896——1901年的菲律宾民族独立战争；1872——1882年印度人民起义；1885年开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运动，1891年阿萨密曼尼波尔地区的人民起义；1895——1897年印度提拉克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1898年的中国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起义；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的革命活动；1890——1891年伊朗马尔康汗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反烟草专卖暴动；1894年开始的少年土耳其运动等等。这一时期亚洲人民的斗争，高举民族解放旗帜，提出了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要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积聚力量准备斗争。

第三次革命高潮发生于二十世纪初，这是“亚洲的觉醒”时期。亚洲的觉醒和1905年俄国革命有密切关系。列宁说：“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3]这时主要的革命斗争有：1905——1911年伊朗革命；1905——1908年印度提拉克领导的国民大会党“极端派”的反英斗争；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1903——1913年印尼民族运动。此外尚有：1905——1906年蒙古阿友西领导的牧民起义；1905——1911年朝鲜义兵运动；1905——1907年朝鲜文化启蒙运动；1905— —1912年越南潘佩珠领导的越南光复会抗法活动；1905— —1907年的少年阿富汗活动等等。在这次革命高潮中，许多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组织了政党，领导了民主革命，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这标志着亚洲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即列宁所称誉的“亚洲觉醒”时期。由于亚洲国家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强弱不一，因此他们提出的政治纲领也有所差别。同时，由于亚洲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些政治纲领对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如反帝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极其模糊，甚至没有提及，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在执行过程中，亚洲民族资产阶级更没有勇气和决心把纲领中的重要规定付诸实现。此外，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把被剥削劳动群众长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开始时往往以各种不同形式与工农联合，而当革命斗争略有进展，就撇开工农群众，甚至转而摧残工农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结果，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亚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都暂时失败了，民族解放运动都遭到摧残， “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4]

三、伊朗资产阶级革命（1905——1911年）

继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在首都德黑兰开始，随即扩展到大不里士等城市，并发展为群众性的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迫使国王于1906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并颁布了伊朗历史上第一部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宪法。在革命过程中，人民群众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积极性，许多城市的商人、阿訇、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等组织了相当于地方革命政权的组织——“恩楚明”（意即委员会），许多地方的农民、工人、城市贫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组成了一支革命武装——“费达伊”（意即敢死队）。这些革命组织规定粮食价格，查办奸商，打击反革命势力。

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引起英、俄帝国主义的恐惧，他们在一九〇七年八月签订了瓜分伊朗的“英俄协定”，互相串通起来，勾结伊朗的反革命势力，干涉伊朗革命。1908年6月，伊朗国王在近卫军哥萨克旅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哥萨克旅旅长、沙俄军官李雅霍夫上校指挥军队炮轰国会大厦，逮捕许多议员和“恩楚明”成员，杀害革命群众。国王宣布废除宪法，解散国会。政变后，高级阿訇和大商业资产阶级投入反革命阵营，革命领导权转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革命中心转到大不里士。大不里士的“恩楚明”提出恢复宪法，召开国会，驱除盘踞大不里士的保皇派，赶走外国干涉者等革命口号。1909年初，国王派兵围攻大不里士，英、俄帝国主义再出兵干涉，使大不里士革命力量受挫。从此革命中心又转到吉兰省。同年夏天，吉兰的“费达伊”部队和南部的部落军队向首都进军，攻进德黑兰，推翻王权，国王穆罕默德·阿里逃往俄国。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南部部落酋长组成的新政府，恢复宪法，召开国会，又扶立新王。由于害怕人民群众运动，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妥协。1911年秋，俄国侵略军从北方，英国侵略军从南方同时侵入，镇压南北两部革命运动。十二月，沙俄在德黑兰策动政变，解散国会，恢复了封建统治。伊朗革命失败了。

造成伊朗革命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在伊朗这样一个农业国里，农民群众还未广泛地发动起来，革命运动在伊朗大部分地区还未展开，没有发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其次，革命领导权先后被高级阿訇、大商人以及自由派地主资产阶级控制，他们一旦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便离开人民运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较软弱，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而俄、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干涉则是伊朗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革命持续六年之久，经历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反复较量，斗争尖锐复杂，形式多种多样，甚至发展为国内战争。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创造了民主政权形式的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的武装“费达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和口号。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打击了伊朗的封建制度，打击了俄、英帝国主义，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开辟了伊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阶段。伊朗革命也启示和鼓舞了中国的革命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出版的《民报》，就曾称赞伊朗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指出：伊朗“革命有四面受敌之惧，而卒能排万难以达其志。”

四、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1908 1909年）

土耳其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兴起于小亚细亚北部，十六世纪上半叶形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它的版图包括：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海峡地区；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亚洲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半岛和也门。但从十八世纪开始，这个庞大的帝国就逐渐瓦解。此后欧洲列强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即瓜分土耳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二十世纪初土耳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奥斯曼帝国濒于瓦解。以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为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专制恐怖统治，对帝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马其顿人和克里特人等少数民族实行野蛮的屠杀政策，激起被压迫民族频频起义反抗。1896年，克里特人民举行起义，要求与希腊合并。1897年，土耳其同希腊进行战争，在各国干涉下土耳其被迫承认克里特实行自治。1903年马其顿又发动起义，马其顿人信仰基督教，但却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地主统治之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歧视交织在一起，使得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俄、奥两国趁机插手，奥匈帝国企图占领萨罗尼加，俄国则打着泛斯拉夫主义旗号在这个地方扩张。马其顿成了俄奥争夺的历史舞台。1908年，土耳其苏丹再度出兵镇压马其顿起义遭到失败，奥匈宣布将在马其顿萨罗尼加修筑铁路。六月间，英俄两国就马其顿局势进行接触，共谋出兵办法。他们借口维持秩序，拟定了监督马其顿的方案。帝国主义加紧分割土耳其帝国属地的行动，使局势十分紧张。

在1908年的马其顿危机中，奥斯曼帝国各族人民对土耳其苏丹的封建专制统治十分痛恨，人民起义和非土耳其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相继发生。亚美尼亚、安那托利亚、也门和阿尔巴尼亚等地区都爆发起义，甚至在苏丹军队中也发生了暴动。奥匈、沙俄、英国乘机进行干涉，妄图吞并马其顿。青年土耳其党人（由军官、知识分子和地主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党）鉴于这种情况，积极准备革命起义。1908年7月，驻马其顿的部队首先发难，开进山区，同农民游击队结合，并向首都进军。苏丹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进行国会选举。这时，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宪法已经恢复，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遂宣告革命已告结束。

革命爆发后，土耳其工人阶级—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声援革命；农民拒绝缴纳捐税，要求分配土地。但是取得政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害怕群众革命运动，屈服于帝国主义，下令农民游击队交出武器，还镇压了罢工运动。这一切都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1909年4月13日，效忠于苏丹的军队和反动政客相勾结，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两星期后，拥护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军队，从马其顿再次进军伊斯坦布尔。四月二十六日，宣布废黜哈米德二世，立穆罕默德五世为国王，组织了新政府，完全掌握了大权。此后，青年土尔其党人逐渐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并成为他们的利益的代表者，完全断送了土耳其革命。

土耳其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结果只是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取代了原来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没有得到实现，革命后土耳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没有多大改变，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土耳其革命之所以半途而废，其根本原因是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软弱，畏惧和敌视工农群众运动，从而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摧残和压抑。列宁曾经指出：二十世纪初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虽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没有积极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5](www.xing528.com)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半途而废，但它与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国的革命运动相呼应，成为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激发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土耳其人民的新觉醒。它也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教训。

五、印度人民的反帝斗争（1905——1908年）

英国镇压了1857——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后，在“开发印度资源”的口号下，变本加厉地掠夺印度。随着英国的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英国对印度的掠夺和控制进一步强化了。英国资本家一方面控制了印度的银行、海上运输、铁路交通和地方贸易的大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印度买办收购棉花、亚麻等原料，并且不顾印度人民的死活，从印度运走了大批粮食。十九世纪后期，印度发生了二十四次灾荒，约有八百五十万人因饥饿而死。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尤以纺织、印刷、造纸、面粉、制糖、榨油等工业的发展最为明显。七十年代全印有六十一家纺织厂，八十年代就增加到一百五十六家。可是，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双重的限制：民族工业的产品遇到了英国商品的激烈竞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限制了民族工业所需的劳动力的增加及国内市场的扩大。因此，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还要依赖英国提供技术设备，依赖殖民政府保护原料来源和市场。印度资产阶级在形成的过程中，就明显地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买办大资产阶级是英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它同国内封建势力密切结合，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矛盾，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动摇。

民族压迫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大多数是出身于地主、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欧洲教育，许多人在殖民政府中担任职务。兰姆·莫罕·罗易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罗易是一位集新旧学识于一身的新型人物。他的思想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的产物。他反对中世纪印度教思想体系，形成了一元化的宗教哲学，建立了梵教派，1828年在加尔各答创立梵天教会。梵教派对殖民制度提出了一些改革要求，其中包括对欧洲人实行同样的裁判权，建立陪审制度，编制法典，立法要和印度人民协商，建立民警，改善佃农处境，要大量吸收印度人参加殖民机关，提倡教育现代化等等。所以，梵天教运动是印度民族启蒙运动的先驱，罗易有“民族主义之父”之称。

罗易逝世后，梵教派逐渐抛弃宗教形式。1870年，梵教派领导人凯舍夫创立印度改革协会。1875年，苏伦德拉·纳特·巴纳吉创立印度协会，这是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组织。它的活动开始遍及全印度。改革协会还出版了几十种刊物。

十九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出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另一个派别，即国民经济学派，其创始人是经济学家马哈捷·戈文德·拉那德和达达巴依·纳奥罗哲。他们要求普及欧洲式教育，奖励民族工业，实行社会改良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当时印度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反对中世纪的社会习俗，要求发展工业，发展教育，争取民族平等的活动，在当时促进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兴起，对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起了启发作用，仍有其进步意义，成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可是他们又和封建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反对农民斗争，寻求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但又依赖英国，只要求和英国人“平等”，不求独立。他们严重地脱离群众，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产生重大的效果。

2. 国大党的成立

英国殖民当局在镇压人民运动的同时，又对印度地主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进行拉拢，怂恿他们成立改良主义政党并加以操纵利用。1885年12月28日退职的英国官吏休谟在孟买策划成立了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参加国大党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部分是地主、买办和高利贷者。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大党声称效忠英国，在英国统治范围内争取民族平等，参加政权、实行行政改革和关税保护。国大党初期活动只限于进行文字宣传和向英王呈递请愿书，在例行的年会中揭露英国官吏专横残暴的罪行和提出政治要求。

国大党成立不久，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参加进来，使党的成份构成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巴尔·甘达葛·提拉克（1856——1920）为首的激进派。提拉克是印度民族运动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大学时代立志报国，发誓要把印度人民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广泛研究了印度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形成了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思想。1880年主编《雄狮报》和《马拉特人报》，无情揭露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戾和贪污腐化。提拉克指出英国的殖民奴役是印度贫穷落后的根源，主张联合人民群众的力量，进行一切形式的斗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印度联邦共和国。激进派到城乡去宣传民族独立思想，组织群众性的反英斗争。但是提拉克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把印度教作为思想武器，认为只有印度教徒才是民族运动的主力，而不去团结伊斯兰教徒，也没有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

3.孟加拉人民的反英斗争

二十世纪初，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分子寇松（1859 1925）担任印度总督时期，专横地把孟加拉分割为东孟加拉省和西孟加拉省两个部分，蓄意挑起宗教纠纷，阴谋使穆斯林教徒反对印度教徒，破坏孟加拉人民的反帝团结，瓦解民族独立运动。然而结果适得其反，这种反动政策激起了大规模的反英运动的爆发。就在寇松于1905年10月16日颁布分割孟加拉省法令的当天，国大党发起全国举行葬礼以示抗议。反英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完全陷于瘫痪。

印度人民的反英示威迅速转向争取民族自治的斗争。1906年12月，国大党通过了“自治”、“自产”、抵制英货、民族教育四点纲领。国大党内温和派认为， “自治”就是在英帝国范围内有限的自治， “自产”就是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保护关税政策。他们主张采取和平请愿和抗议的方法来达到目的。激进派则认为， “自治”应该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联邦共和国； “自产”就是关税自主、经济独立，充分发展民族工商业。他们主张用政治和经济抵制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些人甚至主张走武装起义的道路。

1906年抵制英货运动广泛展开，工人罢工斗争和农民抗租运动不断发生。1907年运动遍及全国。被工农运动的强大声势震惊了的英国殖民当局，便勾结印度封建王公、买办资产阶级和国大党温和派，组成反动联盟镇压工农运动。在1907年12月的国大党年会上，温和派公开宣布与英国合作，并借用英国警察蛮横地把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逐出会场，国大党正式分裂了。激进派退出国大党后另组“民族主义者政党”，继续进行反英斗争。

1908年初，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罢工工人占领法院，捣毁警察局。殖民政府残酷迫害激进派，下令禁止集会，取缔“民族主义党”，查禁革命报刊。六月二十四日悍然逮捕了提拉克。七月二十三日判处他六年苦役，企图置他于死地。这一暴行激起印度人民的无比愤慨。七月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孟买十万工人宣布政治总罢工，坚决要求释放“国父”提拉克。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修筑街垒，英勇抗击殖民军警的血腥镇压，几百人血洒街头。总罢工结束后，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了两周之久。孟买工人政治总罢工是三年反英斗争的高潮，它表明印度的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主要力量。

历时三年的群众性反英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修改分割孟加拉的法案，1911年东西孟加拉省重新合并。这次斗争促使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是二十世纪初亚洲革命风暴的一个组成部分。

[1]《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0页。

[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8页。

[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9页。

[5]《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