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一、修正主义的泛滥

1895年8月5日，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伦敦逝世。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又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正如当时列宁所说的：“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1]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直接的实践问题。在这历史转折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其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爱德华·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1850——1932年）出生于柏林。其父是一个犹太血统的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伯恩斯坦中学未毕业就开始当银行职员，青年时期深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拉萨尔主义思想的影响。1872年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非常法”实施初期，他是“苏黎世三人团”的成员之一。 “三人团”的右倾投降主义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后，伯恩斯坦当时表示悔改。1881年起，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1888年后，他定居伦敦，接受工联主义和费边主义。恩格斯逝世后，他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福尔马尔配合，形成修正主义派别，公开发表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发起全面进攻。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是1899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系统地阐述其修正主义观点，提出“最终的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

在哲学方面，伯恩斯坦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攻击唯物主义是“宿命论”，诬篾革命辩证法是人们认识真理的“陷阱”。他公开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他企图以此为理论根据，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关于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他用所谓“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否认资本集中和工人贫困化的趋势。他美化垄断组织，宣称垄断组织能消灭经济危机，充当了帝国主义的辩护士。

在政治学方面，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矢口否认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反对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伯恩斯坦胡说：“在一百年以前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的手段就可以实现了”，竭力鼓吹议会主义。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在欧美各国有不少追随者。因此，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从这时开始越出了个别国家的界限，扩展为国际性的斗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阶级、社会和历史根源。从总的情况看，它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2]具体说来，工人贵族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垄断资产阶级的超额利润是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基础，议会主义、合法主义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之，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策略变化的结果。

二、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泛滥，引起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对伯恩斯坦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反击，批判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伯恩斯坦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写了一个《声明》，从伦敦寄给大会，替自己的修正主义观点辩解。《声明》说，对资本主义必然要崩溃的见解“不能不表示反对，这一点我是要坚持到底的。”《声明》还重申：对自己抛出来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个修正主义公式“今天我还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样写着。”伯恩斯坦声称，要蔑视党代会的决议，决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伯恩斯坦这个《声明》在党内挑起争论，遭到左派的坚决反对，得到了右派的支持。

德国党内右翼领袖、党的执行委员福尔马尔在会上公开支持伯恩斯坦。党内的中派首领考茨基（1854——1938年）在这次大会上，以中派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极力偏袒伯恩斯坦。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和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等左派谴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但是，这次大会没有作出组织处理，因而没有能够阻止修正主义的泛滥。

1899年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集中批判了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修正主义代表作。卢森堡指出，我们同伯恩斯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和两个阶级的斗争”。这部著作抨击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

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汉诺威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倍倍尔针对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做了六小时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攻击问题》的决议，驳斥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重申德国社会民主党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1年的卢卑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继续批判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卢森堡在德累斯顿大会上提出开除伯恩斯坦等人，但这个意见没有得到倍倍尔等多数人的支持，因而伯恩斯坦继续留在党内。

1900年9月23日—27日，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巴黎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会议主要围绕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入阁事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由此产生左、中、右三派。支持米勒兰入阁的这一派叫做“入阁派”，各国左派形成“反入阁派”，此外还有“中派”。以“中派”面目出现的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决议案，认为“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因此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由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这实际上是在为米勒兰背叛工人阶级辩护。由于这一决议案貌似调和折衷，有一定的“弹性”，史称“橡皮决议案”。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案。这表明了第二国际迈出了向修正主义投降的第一步。第二国际开始蜕化变质。

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殖民地问题、反对军国主义和成立国际社会主义执行局的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遭到严重挫折，修正主义分子占了上风。

三、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国际而斗争

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后，由于右派和“中派”对米勒兰主义的纵容，国际上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都发生了修正主义分子利用窃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方便条件破坏罢工的事件。米勒兰式的人物仍有出现。1901年意大利修正主义者屠拉梯也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他入阁的要求。1906年英国的约翰·伯恩斯、法国的布里安和维维安尼等，相继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成为资产阶级的走狗和打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头目与伯恩斯坦勾结，把德国党引向了改良主义道路。德国党内左派已无法阻止这股逆流。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主义工党还未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其领导集团中存在着宗派主义、修正主义，因而脱离群众变成了一个小宗派。1900年成立的美国社会党虽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但它反对暴力革命，崇拜议会斗争。后来该党由右倾机会主义者掌权，蜕变为改良的党和“黄色社会主义者”。1905年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虽然带领工人进行英勇斗争，但后来机会主义分子打入联盟的领导机构，把联盟引向无政府主义的邪路，导致“产联”分裂。这样，欧美各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遍面临着修正主义思潮严重泛滥的危险。(www.xing528.com)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尖锐化，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已提到日程上来。但是第二国际各国党由于修正主义的侵蚀，已不能担负起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于是反对修正主义的重担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担当起来。

列宁在俄国反对“经济派”、 “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也就是第二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份。同时，列宁也展开了反对国际上修正主义的斗争。1899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就批评了刚刚出笼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代表作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伯恩斯坦主义就是要“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3]之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投入了坚决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国际形势更加紧张。1907年帝国主义在争霸中，逐步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个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迫近。各国工人阶级应如何认识和对待这场战争，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回答的问题。

1907年8月18日——24日第二国际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二十五个国家的886名代表。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团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对待帝国主义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态度问题。大会在讨论反对军国主义问题时，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决议草案。饶勒斯代表法国社会党多数派，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号召工人同资产阶级一起“保卫祖国”。这完全是修正主义立场。盖德代表法国社会党少数派，反对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也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艾尔威代表法国党的极“左”派，持“半”无政府主义态度，反对一切战争，“以军事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不论从哪一方面出现的任何宣战。”倍倍尔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正确指出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战争随资本主义的消灭而消灭。但是同时主张要促成早日结束战争，并把战争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模糊了战争的性质。列宁将坚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团结卢森堡等左派，帮助倍倍尔提出修正案，删去错误的成分，加上利用战争加速资本主义崩溃的条文。列宁主持的这一修正案被大会通过，取得了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胜利。会后，列宁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命运》等大量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著作，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修正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第二国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亲自参加了这次大会。由于列宁和各国左派的共同努力，在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决议中，重申了斯图加特大会的论点。

1912年11月24—25日，第二国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由于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和意土战争，加上1912年10月巴尔干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异常紧张，各国工人反战运动高涨，迫切需要提前举行国际大会，讨论战争威胁问题。所以，巴塞尔大会主要是讨论战争威胁问题。这次大会只有欧洲的代表参加。会上讨论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即《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又称《巴塞尔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斯图加特和哥本哈根两次代表大会反对战争的基本原则，指明了战争扩大的危险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号召各国人民用一切手段反对侵略战争，并利用战争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崩溃。宣言指明了即将爆发的大战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工人参战就等于为资产阶级和反动王朝卖命。宣言以普法战争、日俄战争在法、俄两国引起革命的历史教训，警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巴塞尔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篇著名文献。尽管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和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不准备执行并随时准备背叛它，但是那是一面战斗的旗帜，会后列宁团结左派，为捍卫《巴塞尔宣言》而不懈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了。大战爆发后，列宁组织各国左派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展开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们，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公然投入了资产阶级怀抱，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拒绝宣传和支持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当大战爆发不久，列宁起草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关于战争的宣言，1911年11月1日以《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为题发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严厉谴责了第二国际各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中应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斗争路线。宣言提出：“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4]列宁进一步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它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彻底背叛。

列宁在领导各国左派批判社会沙文主义的同时，也对社会和平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交战国都已疲惫不堪，人民普遍不满，交战国双方的后方都出现了大规模罢工和示威。各交战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既想摆脱困境，又怕战争引起革命，于是放出和谈空气，世界形势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转向帝国主义“和平”的迹象。社会和平主义就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其主要代表是考茨基。社会和平主义者背叛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论述，抽象地宣扬和平，而不号召群众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甚至提出“废除武装”，反对任何战争的错误主张。针对这一机会主义思潮，列宁指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就会有战争；只有消灭帝国主义才能消灭战争，实现真正的持久和平； “废除武装”的口号是机会主义口号。列宁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深远的意义。

鉴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已经蜕变为沙文主义者，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有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代替它。早在1914年9——10月间，列宁在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战争的宣言中，就提出建立新国际的任务。当时各国党的左派有建立新国际的要求。因此，列宁为建立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注意与各国党的左派建立联系。

1915年3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妇女代表会议，同年4月，又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青年代表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都对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揭露，宣传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思想，提高了广大妇女和青年的国际主义觉悟。

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一个村庄齐美尔瓦尔得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彻底暴露，各国左派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十一个国家的33名代表，其中多数为考茨基派，左派只有8名。列宁出席了这次会议，组织并领导了各国左派同考茨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会议之前，列宁就写出了《社会主义与战争》等重要著作，并为会议准备了宣言草案和决议草案。由于考茨基派在会上占多数，列宁的决议案未被通过，致使宣言还带上和平主义的色彩。但是，在列宁和各国左派坚持斗争下，宣言承认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错误口号，而宣言没有接受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重要论点。尽管如此，宣言还是在同机会主义决裂方面迈进了一步。这次会后，列宁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组织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常务局”，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

1916年4月24日——30日，在瑞士伯尔尼附近的另一个村庄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通称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4人，左派力量有发展，但仍占少数。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由于考茨基派占多数，草案未被通过。但是，昆塔尔会议比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又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不仅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也谴责了社会和平主义，并指出争取和平的斗争必须同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议的召开，对团结和教育各国党真正的左派，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列宁的艰苦工作，终于团结了各国党一批坚定的左派。他们是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先锋。因此，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团结各国左派力量，为建立第三国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列宁选集》第一卷，第86页。

[2]《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54页。

[3]《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95页。

[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