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巴黎成立大会后,第二国际在布鲁基尔(1891年)、苏黎世(1893年)和伦敦(1896年)召开了三次代表大会。从巴黎成立大会到伦敦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的活动贯穿着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因为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第二国际内部无政府主义倾向逐渐加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日益集中,资本主义矛盾加深,经济危机把大批破产小资产阶级抛入无产阶级队伍,使无政府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有了深厚的阶级基础。德国党内的“青年派”、法国的工团主义和荷兰的纽文休斯分子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此外,在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等国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
无政府主义者以“左”的辞句,不顾革命的实际条件,一概拒绝政治斗争和议会斗争,不承认争取改良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可以结合。他们追求所谓个人绝对自由和绝对平等,认为一切权力都是罪恶。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组织政党的必要性,反对组织政治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及争取社会立法的斗争,主张采用个人恐怖和盲目暴动的手段来实现革命。为了引导国际工人运动走上正确道路,必须对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观点进行斗争。
1890年,恩格斯对德国的无政府主义代表“青年派”进行了批判。“青年派”形成于1890年,主要是由一些以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青年文学家组成,他们否认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在“左”的词藻掩饰下,煽动一些人进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冒险活动。 “青年派”还别有用心地说恩格斯是和他们一致的。恩格斯对“青年派”的行为极为愤怒,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机会主义面目。在恩格斯的批判和帮助下, “青年派”中的一部分人改正了错误,另一部分人坚持错误,完全滚到无政府主义方面,1891年被清除出党。
1891年8月16日——22日,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十五个国家三百八十名代表。这次大会讨论了劳工立法、罢工、反对军国主义等问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无产阶级对待军国主义和战争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
当时欧洲两个敌对帝国主义军事集团正在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已经成立,法俄同盟正在秘密谈判。各国列强都在加紧军备竞赛,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各国人民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因此,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成了这次大会上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中心问题。以荷兰代表纽文休斯(1846——1919年)为首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求大会宣布:一旦战争发生,各国社会主义者应该号召各国人民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来对付“在任何地方爆发的战争”,并规定把“直接行动”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统一斗争策略”。他们还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自卫战争和正义战争。
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代表李卜克内西作了关于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报告,他说:“军国主义问题是与阶级斗争问题不可分离的,德国工人的敌人并不是法国工人,而是他本国的资产阶级。”[1]李卜克内西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口号,只是一句“左”的空话,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一切废除军国主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他还正确地指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杜绝战争,奠定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会上大多数代表支持李卜克内西所作的报告和提出的决议案,否决了无政府主义的提案。
大会通过的决议写道:“面对着目前欧洲日益危险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挑拨离间,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同盟,不倦地致力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2]这个决议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它没有提出采取什么策略和手段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
恩格斯支持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大会的这场斗争表示满意,他说:“纽文休斯的提案被否决,证明欧洲工人已经把高调盛行的时期完全抛在后面了。”还指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3]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后,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议院、咖啡店进行爆炸活动和暗杀活动,遭致了反动当局的镇压。 因此,国际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处于突出的地位。1893年8月,在苏黎世召开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七十二岁高龄的恩格斯出席了这届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四百十一名代表。这次大会一开始就围绕要不要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大会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经过四天的斗争,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被驱逐于大会之外,又一次取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这次大会主要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大会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斗争的错误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个人恐怖活动来代替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企图把第二国际变成为恐怖组织的国际联合。大会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政治斗争的谬论,再一次肯定了政治斗争是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的手段,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积极开展政治斗争,不仅要进行争取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的斗争,而且要夺取政权。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途径上,决议错误地主张要利用已经争得的政治权利“使政权由资本统治的工具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工具。”[4]这就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
恩格斯主持了这次大会的闭幕式并发表了重要演说。恩格斯坚定地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痛斥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破坏,提醒要警惕宗派主义的危险,他说:“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允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5]
苏黎世大会又一次击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进攻。最后在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把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国际。这表明第二国际初期,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已经召开的三次代表大会,由于一直强调反“左”,忽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再加上一些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些改良欺骗措施,导致右倾机会主义的泛滥。恩格斯支持第二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同时也密切注视右倾机会主义倾向的危险。
德国和法国两个党在右倾机会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1888年,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在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形势下,德国统治阶级改变了俾斯麦的高压政策,采取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1890年,实施达十二年之久的反动的“非常法”被废除,俾斯麦也被迫下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又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重新抬头,趁机散布“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
德国党内以福尔马尔[6]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策略转变的需要,竭力鼓吹议会主义。他们断言:党只要通过议会,就可以实现一切,反对暴力革命。福尔马尔在议会公开声明:“我要以全部精力⋯⋯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当时许多民主党的刊物也大肆散布这类谬论,严重地腐蚀着第二国际各国党的肌体。这时,德、法两国党的领导人也盲目崇拜合法的议会斗争,夸大议会斗争的作用。盖德在一次宴会上讲:只要有一个“以选票为形式的合法武器,就可以使政权落入工人党手中。”李卜克内西也谈“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把主张暴力革命的人斥为“无政府主义者”。恩格斯严厉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指出:“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7]恩格斯还多次警告德国党的领导人,尽快同右倾机会主义决裂,并明确指出,福尔马尔“是我们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8],必须把他开除出党。但是,德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听从警告,反而纵容支持,这就助长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www.xing528.com)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险。为了保证党的健康成长,捍卫工人阶级的国际事业,恩格斯坚决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首先,恩格斯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冲破层层阻力,于1891年1月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就直捣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老巢拉萨尔主义,使广大党员了解到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立场,保证了正在制定中的党纲的正确方向。尽管李卜克内西对此如鲠在喉,倍倍尔也不赞成,但恩格斯坚定地表示:“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9]“你们反正不能阻止手稿的发表”[10]。恩格斯这一举动确实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当头一棒,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恐慌和不满。
接着,于1891年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时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导言》。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强调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对右倾机会主义者迷信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的思想又是一个沉重打击。恩格斯还正告那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恐惧的机会主义者:“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1]
另外,恩格斯还发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其它著作。如1891年6月发表了《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又称《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批判了德国党爱尔福特纲领中反映出来的议会主义、合法主义。又如,在九十年代初,法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894年11月,恩格斯写了《法德农民问题》一书,批判了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法德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指出了工农联盟的方向。再如,1895年3月,恩格斯发表了最后一篇重要文章《〈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篇文章指明了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必须充分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迎接革命的决战。恩格斯晚年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受到沉重的打击,保证了第二国际初期的正确方向,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前发展。
[1]转引自达尔力主编《近代史教程》第三分册,第320页。
[2]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281页。
[4]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4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480页。
[6]福尔马尔是德国党巴伐利亚州组织的领导人。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第362——36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98页。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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