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法国唯一的合法革命政权

一、三月十八日起义

巴黎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加强了组织，对于资产阶级是个严重的威胁，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1]。因此，3月17日梯以尔政府作出了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逮捕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企图一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1871年3月18日凌晨，梯以尔派遣巴黎总督约瑟夫·维努亚和其他几个将军偷袭巴黎北部蒙马特尔高地和另外几个国民自卫军的停炮场，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工人手中的大炮，进而全面解除工人武装。凌晨三时，政府军六千人分两路向蒙马特尔高地偷袭。五时，勒康特率领的政府军摸进高地，击伤并俘虏了为数不多的哨兵，夺取了大炮，并急忙从高地移运。蒙马特尔高地的枪声和移运大炮的车轮声惊醒了附近的居民，大炮被抢的消息迅速传开。人们敲响了警钟，手持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和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奔向高地，包围了政府军，对士兵展开政治攻势，同反动军官展开斗争。在群众的争取和教育下，士兵们很快觉悟过来，拒不服从反动军官勒康特一再发出的命令，拒绝向群众开枪，并倒转枪口和群众联合起来，逮捕了勒康特，后来又逮捕了另一个反动军官克列芒·托马，一起处决。国民自卫军呜炮三响，宣告政府军偷袭蒙马特尔高地的破产。

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开，起义在巴黎各区特别是工人区中相继展开。一些区赶修街垒，准备防御；一些区展开了主动进攻，开始攻占区公所和战略据点，形势胜利发展。

下午二时半，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进攻策略，发出进攻命令，使起义由分散、自发的行动，变为统一领导布置的自觉行动，并由防守转为全面进攻。国民自卫军在人民群众配合下，迅速攻占各区据点，随即向市中心挺进，向市政厅和其它政府部门发动猛烈攻击。起义大军所到之处，政府军立即崩溃，反动政府官员、宪兵、警察惊慌逃命。

下午三时半，龟缩在外交部大楼的梯以尔见大事已去，慌忙坐上马车，带着一队骑兵，逃往凡尔赛。随后，大群文武官员、宪兵、警察和溃不成军的军队，也向凡尔赛逃窜。

晚上十时，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市政厅上升起了革命红旗。3月18日革命胜利了。

二、巴黎公社的成立

3月18日起义胜利后，最初阶段由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执行国家政权职能。它在胜利之后立即派代表接管了政府各部和其他国家机关，并通过自己的机关报《公报》发布命令和决议，而且着手对社会实行革命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不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发表公告号召人民立即“准备公社选举”，它将把一切权力转交给选举产生的公社。这是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使“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一切领导者”，坚信人民“终将能够创立真正代表人民的机构，能找到永远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用选举产生的真正民主的新型国家政权去代替奴役人民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切实发扬无产阶级民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公告指出：“一个临时政权如此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委任交到普选产生的代表中”， “这种作风何等光明磊落，何等正直，何等民主。”中央委员会号召人民选好自己的代表，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要选出“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选举。广大劳动群众满怀喜悦心情，踊跃参加投票，进行公社选举，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投票的人数达到二十二万九千多人。选举结果，共选出八十六名公社委员，其中二十名资产阶级分子由于敌视公社政权相继退出。在公社委员中，有三十人以上是工人代表，其余是新闻记者、教师、医生等拥护公社的革命知识分子。按其政治派别来说，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占多数，蒲鲁东主义者占少数。公社委员中，大约有三十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约四十人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有三十七名第一国际会员，接近公社委员总数的一半。公社委员“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2]

3月28日，在巴黎市政厅广场隆重举行了巴黎公社成立典礼，庄严宣告巴黎公社成立，正式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三、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

公社最伟大的历史创举是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压榨和奴役人民的工具，“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无产阶级必须使用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型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自3月18日革命就开始了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创建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作。公社成立后继续颁布法令、采取措施，进一步进行尝试。3月29日，公社发出公告，庄严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 “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各国家机关的职员一概无效”。这个公告明确宣布凡尔赛政府是非法的，必须剥夺其国家职能，明确规定巴黎公社是全国性的、合法的革命政权。

公社在打碎旧国家机器中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废除常备军和警察，而由全民的直接武装去代替它。3月18日革命击溃了政府军，赶走了旧警察，开始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支柱。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军成了巴黎城内唯一的武装力量，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3月29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都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规定“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巴黎唯一的武装力量。于是，废除了资产阶级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同时，公社取消了旧的警察局、解散了旧法院，代之以选举产生的治安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并宣布“全体公民的安全，由国民自卫军负责保证”。这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军队、警察、法院都被打碎了。

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的官僚机构，代之以按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立法和行政相统一的新型国家机关。公社派出代表接管了旧政府各部和主要行政机构，对逃亡怠工的旧国家机关职员无条件地予以撤职，而代之以新的国家工作人员。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取消了骗人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而用选举产生的、立法和行政相统一的新型国家政权去代替它。公社委员会是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社下设十个委员会，即执行、军事、司法、治安、财政、粮食、劳动与交换、公益事业、教育和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委员会的决议，领导本部门的工作。公社委员分别领导各委员会，同时负责领导本选区区政府的行政工作。

公社采取措施，废除旧官僚特权制度，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3]。

实行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是公社依靠无产阶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扬无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创举。实行国家公职人员民主选举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是为了“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4]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措施。所以领导公社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毫不贪恋权势，积极筹备选举，以便把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它在号召举行公社选举的公告中指出，这样作是在于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民主管理国家， “基点在于经常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助。”公社成立后的第二天便向自己的选民庄严宣告：公民们“你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选出的“所有代表一定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当选的公社委员也表示，一定要接受人民的委托，切实对人民负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普选制的作用便由剥削阶级决定压迫人民的官吏，变为选择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使资产阶级民主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民主。公社选举的选民条件不受限制，保证代表来自人民，代表人民。选举程序简便，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形式的手续和限制，有利于广大人民参加选举。选举中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许任何人干预选举。这些都体现了真正的民主原则。公社选举范围广泛而且普遍，不但通过民主选举出公社最高权力机关，而且在公社所属的军队、司法部门，文艺团体，一些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行民主选举制，使广大劳动人民广泛充分地行使民主权利。一些部门的公职人员实行任命制，一些业务性较强的公职人员实行考核录用制，但亦先由群众提名推举，经过充分酝酿，才加以任命。公社规定“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从而使选举、任命考核制密切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发扬无产阶级民主。

公社实行选民对权力机关及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有利于铲除旧官僚特权，防止“社会公仆”蜕化为人民的主人，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号召举行公社选举的公告中指出：公社“委员不断受到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他们是可信赖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是随时可以撤换的”。后来，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重申“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的”公职人员，应该是“经常受到监督的、可以更换的”。实行监督、罢免权反映了人民要求废除旧官僚特权的意愿。公社第十一区的《无产者报》写道：“无产者需要什么呢？⋯⋯我们要废除一切特权”。能使公职人员忠实执行人民的委托，严格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公社委员德勒克吕兹表示“我们不容许任何人用自己个人的意志来代替应该奔赴一个共同目标的集体意志”。实行监督、罢免权，有利于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表现在它使人民群众真正平等地、普遍地参与国家事务。圣尼古拉教堂俱乐部在第一号公报上写道：“人民，你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群众大会、通过自己的报刊来进行管理⋯⋯让人民能够进行管理国家事务”。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公社通过各种形式让人民了解公社的工作，注意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重视发挥各种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吸引群众参加国家事务和企业管理。

总之，公社把选举权和监督、罢免权作为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认真加以贯彻，有助于使国家公职人员成为为人民谋利益的社会公仆。

公社废除国家机关的高薪制。 “各公社机关的职员，最高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公社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反对旧官僚的高官厚禄剥削，进一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特权。在第二帝国时期，高官厚禄剥削已经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普通部长的年薪为五万法郎，路易·波拿巴的年薪高达六十万法郎，而巴黎工人年薪仅约一千八百法郎，相差三百多倍。因此，公社4月1日公布了这一旨在反对旧官僚高官厚禄剥削的法令，指出：以前“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位由于所得高薪而往往成为钻营的对象，并且按谋职者的后台势力来分配；考虑到在真正的共和国里，既不应该有高薪的闲职，也不应该有过高的薪额”，为此作出了废除高薪的决定。公社在限制高薪的前提下，实行“使工资和劳动相称”的原则，注意提高低薪、承认差别，反对平均主义，而按劳动条件、技术高低、贡献大小，对不同部门、不同职务的公职人员制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鼓励人们为公社的事业多做贡献。恩格斯认为，公社采取的普选制和工资制这两项措施，“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5]。列宁也指出，这两项措施是“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6]的质的转变，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

公社在人民内部发扬民主的同时，对阶级敌人实行了一定的专政。公社采取了一些镇压反革命的措施：宣布没收梯以尔政府成员的财产；查封反动报刊；取缔反革命集会；颁布人质法令；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清洗了混进公社内部的敌人；镇压了反革命武装挑衅活动。同时，公社还严厉打击贪污盗窃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巴黎的革命秩序。

总之，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③

四、公社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教育措施

巴黎公社还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实行了许多旨在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处境的措施。

公社在改革旧的经济基础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马克思指出：“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7]即试图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4月16日，公社颁布了将逃亡企业主所遗弃的工广转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并恢复生产的法令，同时允诺如旧业主归来给予支付一定的赎金。这一法令使巴黎工人革命热情蓬勃高涨，4月23日，机械工人和冶金工人协会召开了金属工人大会，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劳动和交换委员会递交委托书，其中写道：“斗争已提供了使劳动获得经济解放的任务”， “铲除人剥削人的这一最后奴役形式；通过协作社来组织劳动，资本由协作社集体占有，不可分割。”表明这一法令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公社派代表对银行、铁路和兵工厂实行监督，亦属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措施。

4月20日，公社发布了废止面包房夜工制的决定。同时关闭了旧政府设立的欺诈工人的职业介绍所，取消了过去对工人的中间剥削，由各区政府所设办事机构安排工人的工作。4月25日，公社下令没收逃亡富人的住宅，供无家可归的工人居住。4月27日颁布法令，禁止厂主任意对工人罚款和克扣工资，并申明：破坏这项法令者，将由法院严加追究。规定厂主必须在半月内如数归还自3月18日以来勒取的罚金和扣款。

公社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不仅“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8]。

巴黎公社为了满足广大群众迫切的经济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3月29日，颁布免交三个季度房租的法令。4月18日，公社命令所有的债务均延期三年偿还。5月6日，颁布了典当物品归还原主的法令，规定凡典当在当铺的家具、衣服和劳动工具等，其典当金额不超过二十法郎者，一律无偿退还原主。公社的这些措施改善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小资产者的处境，使他们进一步团结在无产阶级政权的周围。

公社维护农民的利益。公社免除了旧政权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发表了《告劳动农民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保证“土地要给农民，劳动工具要给工人，工作要给一切人们。”马克思认为，只有公社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人民重大益处。

公社在文化教育领域也进行了改革与创新。公社颁布了政权与教权分离的法令，砸碎了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实行“学校与宗教分离”的政策，实施了世俗教育；实行义务教育，劳动人民的子女获得免费入学的权利；提高教师工资，实行男女教师同工同酬；成立艺术家联合会，加强公社对文学艺术的管理；保护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事业。

巴黎公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彻底地改造着旧社会制度，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

五、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

当巴黎无产阶级信心百倍地建设新社会的时候，逃往凡尔赛的梯以尔反动政府却在作扑灭巴黎革命的准备。3月18日革命后，梯以尔逃到凡尔赛时只剩下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将，一时难以反扑过来。于是利用国民自卫军没有乘胜追击的机会，一面施放和平烟幕，玩弄谈判阴谋；一面大肆进行破坏活动，竭力拼凑反革命武装，准备进犯巴黎。4月初，梯以尔的反动军队达到四万多人的时候，便立即向巴黎发动进攻。(www.xing528.com)

4月2日，一万多名凡尔赛反动军队打到巴黎近郊。公社委员会决定反击。国民自卫军在公社将领杜瓦尔率领下奋勇还击，击退了来犯之敌。4月3日，敌军再次大举进攻，公社战士分三路出击，再次打退敌军，很快打到离凡尔赛只有六公里的地方。但由于公社事前缺乏周密计划，没有足够的准备，加之没有后援，致使这次出击失利，杜瓦尔战败被俘，英勇就义。

向凡尔赛进军失利后，战斗继续在巴黎西南城郊进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公社方面，由于负责军事工作的克吕泽烈采取消极防守的方针，使得军事上日益陷入被动。凡尔赛方面，由于得到俾斯麦放回的大量俘虏，力量日益增强。5月10日，德法正式和约签字后，俾斯麦立即释放十万法军俘虏，并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梯以尔气焰更加嚣张。

5月21日，凡尔赛军对巴黎发动总进攻。在内奸的策应下，突破巴黎西南角的圣克鲁门，进入巴黎市区。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开始了。

为了保卫公社的伟大事业，公社委员会发出了战斗号召：“现在到了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拿起武器来吧！在我们获得胜利以前，决不放下武器！”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公社的号召，同敌人展开了浴血战斗。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每一个障碍物，都成了公社战士防守的堡垒，妇女、儿童都参加了战斗。巴黎人民在保卫自己政权的浴血奋战中，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在塞纳河右岸十公里长的防线上，城防司令、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亲自指挥公社战士一次又一又地打退超过自己十倍的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不能前进一步。为了打破这条防线，梯以尔曾派人暗杀他，又以一百五十万法郎重金收买他，但毫不能动摇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他痛斥敌人说：“我深信自己是站在进步的道路上⋯⋯我为自由而战！”5月23日，闯入市内的敌军包围了蒙马特尔高地。他率领公社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血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光荣牺牲。他在临终前嘱咐战友：“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你们只是去想办法挽救共和国吧！”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和公社的战士一样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并在战火中组织巴黎妇女抢救伤员。巴黎的妇女们，在这决斗的伟大时刻“都是誓死如归”。5月24日，敌人攻占了公社所在地市政厅。公社的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拒绝战友们让他隐蔽起来的劝告，坚定地表示： “要同公社战士们同生死，共命运”，最后光荣牺牲。在危难时刻瓦尔兰出任公社军事代表，一直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他从一个区转战到另一个区，一个街垒转战到另一个街垒，为保卫公社事业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5月26日，公社委员会发出了最后通告，号召巴黎的英雄们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同敌人誓死斗争。5月27日，巴黎大部分地区失陷。在贝尔·拉雪兹神甫公墓，二百名公社战士不顾猛烈的炮火与五千名凡尔赛匪徒激烈博斗了一整天。后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便同敌人展开肉博战。最后在墓地的一堵墙边，他们高呼“公社万岁！”全部壮烈牺牲。

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失陷。瓦尔兰被俘，高呼：“公社万岁！”英勇就义。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最后被凡尔赛的刽子手所颠覆。

梯以尔反动政府在巴黎复辟以后，立即对革命人民实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白色恐怖笼罩着巴黎。在白色恐怖中，共有三万人遭到屠杀，五万多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徒刑或流放。成千上万的公社社员被迫流亡国外。但是，公社的英雄儿女，无论是在监狱、法庭、刑场，都表现了气吞山河、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都坚持同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

公社委员、工人阶级的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年），在公社失败的第二天，就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和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念，奋笔写下了鼓舞无产阶级英勇战斗的壮丽诗篇。十七年后，革命作家狄盖特（1848—1932年）为它谱曲，这就是《国际歌》。列宁指出：“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9]

六、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与历史意义

伟大的公社革命，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与第一国际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他们时刻关注公社的活动，认真研究公社的措施，科学地总结公社的经验教训。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就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了《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著作。在这一光辉文献中，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诬篾和攻击，热情歌颂了公社的丰功伟绩，全面深刻地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又进一步总结了公社的历史经验。

巴黎公社实践经验证明，革命暴力是无产阶级粉碎反革命武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前提。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10]公社正是依靠革命武装，才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子手里。”[11]而是依靠革命武装来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使公社维持了七十二天。公社失败的教训在于，没有乘胜一举歼灭凡尔赛反革命武装，致使梯以尔反扑过来，把公社的事业淹没在血泊里。公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告诉人民，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必须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

巴黎公社实践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2]即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是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公社不仅证明了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提出的这个科学结论的正确性，而且提供了怎样打碎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样的国家来代替旧国家的实际经验。马克思指出， “这次革命的新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②公社所制定的制度和所采取的措施都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13]但是，公社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没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所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公社不敢触动法兰西银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失策，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一举摧毁凡尔赛政权，也没有坚决镇压反革命，这是公社失败的严重教训。

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必须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是公社革命取得重大成就的力量源泉，是群众把运动推向了更高的阶段。但是，由于巴黎被敌人包围，未能建立革命的工农联盟，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因而巴黎无产阶级孤军奋战，这是导致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并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的保证。公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当时在公社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他们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而且造成公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公社的最后失败。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总结了这一经验，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4]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巴黎公社革命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伟大的范例。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伟大尝试。它实行的许多革命措施，以光辉的范例永垂后世。它的革命实践经验，是留给世界无产阶级的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它提供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基本原则，将永远激励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彻底解放而斗争。

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实践再次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宣告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比正确。巴黎公社后，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公社的革命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巴黎公社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典范。第一国际在创建公社的斗争中和公社的社会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社把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肩战斗。它向资产阶级民族沙文主义进行了勇敢的挑战，下令撤毁了象征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广场凯旋柱，并把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巴黎公社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第一次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雄伟力量，揭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新篇章。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5]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69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5，372页。

[3]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5]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5页。

[6]《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7页。

[7]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31页。

[9]《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24页。

[13]《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1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16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