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反抗与斗争

一、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1]第一国际的历史，首先就是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史。第一国际存在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第一国际创立到186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这一时期主要是反对蒲鲁东主义；第二时期从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到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这一时期主要是反对巴枯宁主义。

蒲鲁东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第一国际成立后不久蒲鲁东就已死去，但是在法国等西欧一些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里，蒲鲁东的信徒较多，有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开始侧重于理论方面，第一国际成立后斗争则转移到工人运动的实践方面。斗争主要是围绕民族解放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以及是否消灭私有制等问题展开的。

第一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5年9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国际的《共同章程》，并制定国际的行动路线。马克思忙于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未能出席大会，但为大会拟定了一份《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作为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和决议的基础。

法国蒲鲁东主义者派了一个由十七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提出了违反《共同章程》的《备忘录》，企图使大会接受蒲鲁东主义的机会主义路线。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蒲鲁东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否决了蒲鲁东主义者的主张，讨论和批准了《共同章程》，并根据马克思起草的《指示》精神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在罢工问题上，大会指出：工人必须参加政治斗争，罢工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重要斗争形成之一。这就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用建立合作社办法来代替罢工的荒谬主张。在缩短工作日问题上，大会主张“工人必须力争八小时劳动日的立法”，以便进一步走上工人阶级的解放道路，打退了蒲鲁东主义者在个这问题上的反扑。在女工、童工问题上，大会反对蒲鲁东主义者所主张的妇女是“炉灶保护者”，应回到厨房去的谬论，指出：妇女参加劳动是资本大工业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工人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大会并主张限制童工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问题上，大会指出，合作社是改造社会的手段之一，但它本身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真正的合作社制度才能实现，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过分夸大合作社作用的观点。此外，大会还通过了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等决议。这些决议表明，大会肯定了马克思为“国际”制定的行动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

1867年9月，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洛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七十一人，其中大部份是蒲鲁东主义者。马克思忙于《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没有出席大会，但对大会将要讨论的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在这次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倚仗数量上的优势，把日内瓦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讨论。在他们的操纵下，大会提出了向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建立合作银行等决议，反映了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但在带根本性质的政治斗争和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取得了巨大胜利。关于政治斗争问题，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认为只有什么“交换银行”、 “合作社”，才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但是，大会终于作出决议：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取得政治自由是首要的和必要的事情。大会还决定以后每年要重申这一决议。这是这次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关于所有制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公有制，主张在合作社基础上保存小私有制。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交通邮电事业国有化。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相持不下，只得遗留到下次大会讨论。

在洛桑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德文本在汉堡出版。《资本论》是世界科学史和国际共运史上一个伟大里程碑。《资本论》给工人阶级以强大的思想武器，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恩格斯所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2]

洛桑大会以后，第一国际威信日益增长，成为领导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国际也从此进入了战斗阶段。1868年9月，第一国际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法、德、瑞士、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的九十九名代表。马克思为大会起草了《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国际的发展，强调了无产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上次大会遗留下来的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土地所有制问题。大会根据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农业问题前途的报告，通过决议，指出：“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成为一种社会必需。”主张矿山、煤井、铁路、运河等应归社会所有。这一决议粉碎了蒲鲁东主义者鼓吹的土地私有制“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前提”的谬论。

大会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关于战争问题。由于当时普奥战争方告结束，普法战争又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工人起来反对战争。

总之，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遭到致命的打击，从而引起其内部的分裂。其右翼日益衰落，其左翼以瓦尔兰为代表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次大会后，蒲鲁东主义者的势力逐日减弱，以后不再是工人运动的严重危险了。

二、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第一国际第二阶段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诺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身在俄国贵族地主家庭。1840年出国，先后侨居德国、瑞士和法国，1849年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被逮捕。1851年引渡回国，被拘禁和流放西伯利亚，其间曾多次写信给沙皇，表示忏悔，背叛了革命事业。1861年逃亡英国，1864年混入第一国际。到60年代后半期，巴枯宁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代表了已经破产的小私有者的绝望情绪。这种从“左”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危害极大

巴枯宁鼓吹“各阶级平等”，宣扬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权威；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斗争，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认为废除继承权应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主张革命应从废除继承权开始；主张在无政府的社会中实行集产制，取消统一计划和有领导的生产；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和个人都实行自治等等。巴枯宁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其反动的理论。

1867年，巴枯宁来到瑞士，第二年在日内瓦建立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国际团体，并且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申请以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名义加入。马克思识破了巴枯宁的诡计，为国际总委员会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报告，经总委员会通过后，以通告形式发表，声明不能允许在“国际”内部存在第二个国际性组织。但是，巴枯宁大耍两面派手法，假惺惺地写信给马克思，口是心非地说：“现在国际就是我们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 “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巴枯宁表面上宣布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解散，实际上却把它转入地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并“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进行决定性的袭击。”[3]

1869年9月，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九个国家，美洲国家的工人代表首次出席大会。马克思为大会起草了总委员会的报告和文件。

巴枯宁假造代表资格证件，将更多的党羽塞进大会，企图借此操纵大会，通过“废除继承权”的提案，并阴谋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抛出了他们的反动的理论纲领，胡说什么继承权是私有制的基础，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宣称用一道法令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和国家。大会宣读了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批判了巴枯宁的谬论，指出继承权是私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不是产生私有制的原因；相反，私有制才是产生继承权的原因，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继承权也就自行消灭了。巴枯宁的谬论本末倒置、倒果为因，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4]。代表大会没有通过巴枯宁分子关于继承权问题的提案，他们妄图改变国际斗争方向的阴谋归于失败。

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一项加强组织纪律和扩大总委员会权限的决议。决议规定总委员会有吸收或拒绝新的团体或支部加入国际的权力；代表大会闭幕期间，总委员会有权开除支部。当时巴枯宁分子没有反对这一项决议。因为他们企图打入总委员会，但选举结果，再一次连选了前任的总委员会的成员，巴枯宁及其党羽没有选入。因此，巴枯宁夺权阴谋也未得逞。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无产阶级英勇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革命时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指导和援助巴黎公社的事业。国际各支部也积极声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巴黎公社是国际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马克思认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的战斗。(www.xing528.com)

但是，巴黎公社失败后，在各国资产阶级向国际发动了猖狂进攻的严重时刻，巴枯宁分子趁机从国际内部进行破坏，妄图搞垮总委员会，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与总委员会大唱反调，诬蔑公社“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是“犯罪行为、是蠢事”。同时，他们又大搞分裂活动，控制了瑞士汝拉联合会作为对抗国际的中心。他们还纠集残余的蒲鲁东派、拉萨尔派分子一起向国际发动进攻。在这样严重的局势下，如果不粉碎巴枯宁分子的进攻，国际就有分裂和破灭的危险。因此，根据恩格斯的提议，1871年9月国际在伦敦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

伦敦会议的任务是打击巴枯宁的宗派分裂活动，总结和推广巴黎公社的经验，制定适合新形势的斗争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亲自筹备并出席了这次会议。

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问题，是会议主要议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巴枯宁主义拒绝政治活动的谬论，并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论证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中，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5]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和组织独立政党是非常必要的，是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消灭阶级。”[6]这个决议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重大胜利，它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已开始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组织问题是会议的另一主要议程。由于巴枯宁在组织上大搞分裂活动，所以，马克思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中，强调了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加强国际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报告中指出绝对禁止成立秘密团体，对秘密团体必须进行坚决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强调禁止在国际内存在企图不执行国际总目标的任何秘密宗派组织。此外，还规定了加强总委员会权力的措施。伦敦会议进一步打击了巴枯宁主义的夺权阴谋。

巴枯宁没有参加伦敦会议，并公开打出了分裂的旗子。1871年11月，巴枯宁纠集了一伙人在瑞士的桑维尔耶召开分裂大会，拼凑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新国际”。他们发出了通告，恶毒攻击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恩格斯，诬蔑伦敦会议关于政治行动的决议是“马克思特别纲领”，是强加给国际的德国人的“宗派信条”。

为了有力地反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恶毒进攻，1872年初，总委员会发出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同伙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指明了他们妄想分裂和瓦解国际的罪恶目的。

为了彻底清算巴枯宁主义，1872年9月，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5个国家的六十七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为大会做了充分准备，并出席了大会。巴枯宁也积极准备对策，并派其心腹吉约姆参加会议。

海牙代表大会主要是讨论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问题、总委员会的权限问题和对巴枯宁及其同伙的组织处理问题。恩格斯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以大量的确凿材料揭露了巴枯宁从1868年以来搞分裂活动和玩弄两面派手法的罪恶。报告指出：“这是一个反对国际的真正阴谋。在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中，我们第一次在工人阶级内部遇到了一个目的不是要摧毁现存剥削制度，而是要摧毁为反对这种制度而进行最坚毅斗争的协会本身的秘密阴谋。”[7]

海牙代表大会作了三项重要决议：第一、在每个国家都要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确定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领域内同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暴力应当是革命的杠杆。第二、赋予总委员会新的更大的权力，并把巴枯宁、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第三、国际的总委员会由欧洲迁往美国。

第一国际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取得了反对巴枯宁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工人阶级为此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这一斗争时写道：“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8]为了肃清巴枯宁主义的流毒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1873年到1875年，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著作，论证和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6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8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4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4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15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