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历史状况的见证

一、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

1603年，日本德川家康战胜了各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就任征夷大将军，建幕府于江户，开始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天皇及王室公卿住在京都，天皇被剥夺了一切大权，只是日本精神上的统治者。

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天皇及公卿拥有领地。幕府将军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其领地面积占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他把其余土地分别授与二百六十多个封建领主。这种大封建领主称为大名，大名的领地称为藩，故大名又称为藩主。大名的领地名义上是由将军分封给他们的，所以要向将军效忠，并向他承担军事上的或其它的义务。大名在藩内是全权的主宰，握有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藩内居民都处于他的管辖之下。将军和大名都养有许多武士，他们一般都没有领地，主要靠禄米生活，是世袭的职业军人，负有跟随将军或大名作战的义务，享有佩刀特权。在日本严格的封建等级制下，武士以上的封建主属于封建统治阶级。

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三、四十万“贱民”。

农民是日本封建统治者的主要剥削对象。他们自己没有土地，靠“永久租佃权”使用土地，备受沉重的剥削，除每年交纳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八十的收成作为实物地租外，还要缴纳各种杂税并履行各种义务。农民依附于封建主，被束缚在领主土地上，禁止迁徙和买卖土地，剥夺了他们的各种自由，甚至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受到极严格的限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是封建等级中的下层。幕府为了防止封建经济瓦解，对他们的活动严加限制。他们在经济上担负着沉重的赋税，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甚至人身也得不到保障，如果武士认为他们“失礼”，即可根据“格杀勿论”的法律杀死他们。

但是，从十八世纪后半期起，日本的商品经济终于突破了幕府的种种限制，有了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逐步过渡到了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逐步发展为手工工场。这时，农业技术不断改进，农作物的种类日益增多，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产量不断提高。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有了较快增长。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生丝产额比十七世纪末增加了四倍。棉织业也有较大发展。十九世纪初，从各地运往大阪的白棉布，比1736年增加了六至八倍。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大大发展。农民不仅开始生产经济作物，而且将一部分农产品作为商品出卖。一些农村商人用自己的资金或借助城市大批发商的资金，收购农村产品转卖给大批发商，从中获得商业利润。大商业高利货资本也有较大发展。他们为大名出售年贡物资、经营专卖物资，从事商品的批发转卖或从经营高利贷中大发其财。有的商人以“换棉”、 “出机”等形式控制了农村家庭手工业。 “换棉”是由商人供给皮棉，叫农民以自己的工具织成布匹，然后付以现金作为报酬。 “出机”是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织成后按成品数量付给报酬。这两种情况实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散的工场手工业形式。进一步发展为有的资本家出资雇用贫苦农村妇女即“机织下女”，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当时除棉织业、丝织业兴起了手工场外，还相继出现了造纸、榨油、酿酒、砂糖、陶瓷等手工工场。到十九世纪中叶，全国各生产部门雇佣十人以上的手工工场约有四百家，个别企业雇佣一百以上的工人。在一些先进地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逐渐占据重要地位。于是，资本主义关系在城乡普遍生长起来了。

二、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触动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基础，引起了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加深了封建制度的危机。(www.xing528.com)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资产阶级。一些商人和高利贷者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土地出租给农民，或者向贫苦农民放债，当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地主。但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上，必须向领主缴纳年贡，因此他们反对幕藩制度及封建领主制度。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实力，而且一些大商人、高利贷者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将军、大名由于财政日益拮据亦不得不向他们借债，允许他们参与藩政，购买武士身份，给予佩刀特权，但是他们的生命财产仍无保障。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所以具有反对封建制度的要求。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较弱，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而且大商人、高利贷者既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保守性和妥协性，所以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未能成为领导力量。

经济变动影响了武士的地位，造成了武士的分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领主的生活更加豪奢糜烂，以致弄得入不敷出。由于财政困难，幕府和许多大名经常停发和削减中下级武士的禄米，使许多武士陷于贫困境地。不少武士成为没有固定主人、固定收入的浪人。有的武士冲破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法规的束缚，改业为教师、医生、手工业者，或从事商业活动，甚至有的不顾“身份”投身为商人家中的养子，直接同资产阶级结合起来。下级武士的这种转化，意味着他们脱离统治阶级，从而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造成封建阶级关系的进一步解体和封建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从其新的经济地位及经济利益出发，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治，希望实行对自己有利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他们在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以及思想文化水平方面都高于资产阶级。因此，下级武士与资产阶级合流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并能充任反封建的领导力量。

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是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受苦最深的阶级。幕府和大名为了弥补财政的不足，不断加重对他们的剥削。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农民的地租普遍提高，劳役增加几倍，甚至提前一、二年收租并增加各种捐税。农民除受封建领主剥削外，还要受高利贷者、新兴地主的沉重剥削。许多农民因无力赎回由于债务抵押给高利贷者的土地而纷纷破产，被迫起而反抗。在1804年到1868年间，农民暴动和起义即达五百零五次。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民起义形成高潮，往往一地发动波及很多地方，参加者少则几万人，多则几十万人，其矛头直指封建制度。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也深受压迫剥削，不断掀起暴动，反对封建统治者以及与官吏相勾的投机商。他们的斗争往往是因米价腾贵引起的，日本历史上称为“米骚动”。1837年，大阪发生的大盐平八郎（1793——1837年）领导的市民起义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米骚动”。大盐平八郎发出传单，号召大阪附近农民和贱民联合行动，打倒幕府及其官吏，减轻农民负担。起义震动了大阪及邻近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农民和市民起义虽然均遭镇压，但是沉重打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表明城乡劳动人民已形成为反对幕府封建统治的主力军。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在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西南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同幕府之间的矛盾亦日趋尖锐。西南地区即使在锁国时代亦和外界有着走私贸易的联系，接受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西南地区工商业发达，农村分化较早。武士阶层分化剧烈，逐渐取得大名的信任，左右藩政，实施了诸如免除武士债务，提倡西学，奖励工商业，开办兵工厂，铸造洋枪洋炮等改革，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强了反抗幕府的力量。同时幕府为了加强反动统治，挽救封建制度，亦进行了“改革”，力图压制工商业的发展，恢复自然经济，镇压“兰学”派，加强封建思想意识的统治等。这种反动“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力量，加深了封建统治的危机。

三、欧、美列强的入侵使民族危机加深

从1639年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以来，日本长期闭关自守。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俄等列强加紧向东亚扩张，企图打开日本的大门。第一个打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1853年7月，美国派海军少将柏利率军舰四艘，强行驶入浦贺港，要求开放港口，并限期一年答复。1854年2月，柏利率军舰十艘组成的舰队再度来到日本要求开港，并提出最后通牒，以武力相威胁。3月，幕府被迫接受开港要求，与美国订立“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允许美国在两港设立领事馆和享受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法、荷等国也援例与日本订立了类似的条约。1858年（安政五年）6月，美国进一步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又称安政条约）。日本被迫开放长崎、函馆、神奈川、新泻、兵库五港，给美国低关税率、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等特权。接着，荷、俄、英、法也相继强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

这些不平等条约给日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日本开港以后，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民族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1860年到1867年，输入增加十三倍，输出只增加二倍半。由于外国商品充斥日本市场，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受到严重打击，纷纷破产和失业。西方商人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情况，大量套购黄金，攫取暴利，致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引起日本钱价下跌，物价猛涨，从而使城乡劳动人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愈益艰难。美、俄、英、法等国更利用其攫取的特权，得寸进尺，为非作歹，粗暴地侵犯日本领土主权，干涉日本内政，屠杀日本人民，日本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各阶层有识之士深感日本民族陷于空前的危机之中，于是激起了倒幕运动。